魏晋玄学家幸福观的多维度探折

随着大一统汉王朝的解体,纲常名教在魏晋之际也逐渐失去理论统治地位,在乱世中寻求精神解放和幸福的魏晋士人对传统价值标准和信仰追求由怀疑到否定,并进而形成了玄学.魏晋玄学家的幸福观以其畅性情之自然、重生命之长久、贵精神之自由、尚行为之放达的基本价值取向诠释了对"名教"反思后的一种自然论,对整个魏晋时期的生活方式和以后的各个生活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嵇康的玄学思想

作为"竹林七贤"的主要人物和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嵇康的玄学思想是丰富的、多面的,其本质是"外道而内儒",但是又外不甘于道、内不甘于儒;其玄学思想包括元气自然论、智慧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长生不老的养生思想,以及"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等。     

论魏晋价值观的重建

魏晋时期,价值观上的天人关系以自然与名教之辩的形式出现,尽管先秦道家的观念得到了某种复兴,但玄学的主流仍上承了儒学的传统。不过,相对于前此的儒学,玄学所体现的儒家价值体系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突出地表现在自然原则的空前提升。儒家从先秦开始,注重人道原则和人文价值,与此相应,儒学始终将化自然为当然放在首位。这种价值取向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随着儒学的正统化,体现人文价值的当然逐渐衍化为名教,并趋于外在化与虚伪化,后者终于导致了儒家价值体系的危机。忽视当然与自然的联系,显然是形成这种危机的内在根源。与儒家相对,道家关注于自然原则,后者对儒家的价值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纠偏的意义。正是通过援道入儒,玄学的主流将注重之点由化自然为当然转向了化当然为自然,并由此对重建天与人、自然与当然的统一作了尝试,这种尝试既表现为化外在的名教为内在的道德本体(王弼),又表现为普遍本体与个体自性的融合(向秀、郭象)。魏晋玄学由化当然为自然而确认名教(当然)与自然的统一,固然体现了儒道合流的历史趋向,但是以名教(当然)的自然化重振名教这一基本思路,决定了它在总体上仍表现为儒家价值体系的延续;而以仁义规定天性、以安名分为自然等等,则表明尽管玄学力图重建当然与自然的统一,但这种尝试似乎未能完全如愿。     

从魏晋玄风到王门狂禅

魏晋玄学和阳明心学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尽管两者产生的思想背景有异,时代不同,主旨不同,但都在其内部形成了一种反叛传统的主体自觉,呼喊出几千年来中国历史长河中为数不多的具有“异端”色彩的叛逆声音,为重礼轻情,重天理轻人性的传统社会增加了些许亮点,也为近代以来从传统内部突破束缚,开启蒙昧,奠定了思想基础。一玄学主题与魏晋玄风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贵名教,以道解儒,以自然汇通名教便成为魏晋之际文人士大夫致力探讨的话题。玄学首先是对两汉经学的批判与反思。儒家…     

沉重的玄思——从历史与学理的角度看阮籍、嵇康的内心焦虑

魏晋之际的虚伪名教造成了社会的混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阮籍、嵇康逆流而动,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相号召,追求一种纯真自然的人生理想.本文通过对二人玄学理论本身及其历史背景的阐释,明确嵇、阮与元康放达派人士和隐士之不同,指出二人是彻底的反名教而任自然.同时重点探讨了他们的内在精神困境,认为人格的分裂和缺乏一种新的意义归趣是导致他们言行矛盾的真正根源.     

王戎与魏晋玄学

王戎在魏晋之际文化性格的变异,反映了玄学思潮在这一时期放弃了正始、竹林时期士人探寻社会正义理想转而追求个人自由逍遥的变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变化,影响了未来西晋元康贵"无"派玄学的思想底色。王戎对西晋元康玄学的贡献,一是首次将儒、道思想要点概括为"名教"与"自然"两个范畴,并探讨两者异同,点明了魏晋玄学的学术主题;二是扶植了元康名士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两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族——琅琊王氏崛起的关键人物。该家族在玄风南渡后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使王戎被东晋士族社会追忆为"竹林七贤"之一。     

外道内儒：嵇康矛盾心理的文化解读

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较为矛盾的诗人,一方面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追求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又表现出对儒家传统的遵从.这种矛盾具体地表现在他脱俗与入俗、避世与入世、悖礼与崇礼、贵生与殉身的冲突之中.     

玄学的《论语》诠释与儒道会通

魏晋时期形成一个<论语>学发展的高潮,玄学家们通过以道释儒的方式创造性地诠释<论语>,建构了一种玄学化的内圣之道.这一圣人之道在价值取向上认为自然高于名教,在本体论上以无为宗,在方法论上倡导"体无"、"明道",从而丰富了<论语>的思想内涵.     

苻朗与魏晋玄学

结合十六国时期关中地区少数民族上层汉化特点,分析了前秦氐族哲人苻朗及其著作《苻子》中的玄学思想倾向与特点。对玄学文化的向往,是苻朗降晋的重要原因之一。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其走上激烈的"越名教任自然"之道,并成为司马氏加强皇权抑制谢氏的政治牺牲品。     

向秀玄儒兼治研究

向秀融合儒道的本体论哲学,是当时学术思想领域正始玄学向元康玄学过渡的关键。他从相信正始玄学贵“无”本体论开始,到超越“以无为本”,提出“自生”、“自化”学说,以性分自足的逍遥义实现名教与自然合一。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向秀重新审视“名教”价值的理论体系以及政治实践都与众不同,他兼治儒道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自然哲学与近代物理学之辨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和近代物理学都是physics,但却是两种有根本区别的研究。自然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自然哲学较多依赖于一般的经验与观察,而近代科学更多依赖于借助仪器进行的观察和通过实验产生的事实。自然哲学的目的是理解基本事物一现象的所以然,主要通过对自然概念的梳理来理解自然现象;近代意义上的物理学则以建构技术性概念来说明自然现象。自然哲学以形而上学为原理,而物理学则最终要抛弃形而上学。要读懂自然哲学著作,读者需要有良好的思考训练,但无须任何特殊学科的技术准备和专门的数学训练。自然哲学每个体系更多地展现出某个哲学家首创的总体解释,而不在于为这一学科的知识积累作出贡献。     

老子“道”的形而上学新解及其思想价值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仅注重道德伦理实践,而且具有表现为理性思维的形上之学。以“道”为理论核心的《老子》哲学就是中国形上学思维的最早表现形式。“道”是《老子》哲学确定的宇宙本体。《老子》哲学中的“道”是一种可以称为“无”的客观实在,是有与无的内在统一,是万物发展的宏观场合。“道”的观念的确立奠定了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基石。     

阮元的经解

阮元是乾嘉学派最后一个重镇。通过对儒家经典中若干基本概念的梳理和阐释,以恢复原儒的思想、强化圣贤之道修已治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品格,是阮元经解的重要特色。阮元的努力对系统地清理思想史上的材料、凸显和发挥原始儒学中不为后人所注意的某些方面,颇有裨益,其得失、经验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     

实践理性的自然基础——中国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理解

人性即意识能动性 ,中西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意识能动性反思规定的不同方向和结果。西方哲学把人的意识能动性理解为超越感觉经验的理论理性的能动性 ,形成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传统。中国哲学把人的能动性理解为超越禽兽的道德理性的能动性 ,形成了中国哲学的道德形而上学传统。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及其世界意义在于 ,人的满足自身生存的自然需求就内在地包含着实现自身的界限和规则 ,即“良知”、“良能” ,从而实现了性与理、天与人的内在统一。     

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

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根本性质,也是人的本性的根本体现。人的本性具有双重性,灵与肉的矛盾是人的内在矛盾。人要超越这一矛盾,通过形而上学的追问以超越自身分裂性存在的局限性。从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来看,西方形而上学历经了对象性形而上学,中经主体性形而上学,进而达到现代视界的形而上学。当今社会,人们更加期待形而上学来启示人们复归人的本性,创造生活的意义。     

美德伦理引领与见义勇为行为

在古希腊城邦生活的背景下,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美德论伦理思想体系。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作为西方的古老伦理传统,其极力倡导和诠释的各种伦理规范,虽然历经了几千年历史的荡涤与洗礼,但蕴含其中的丰富美德精神,对现阶段社会背景下见义勇为付出了沉重代价并逐渐失去它本身该有的公道困境,无疑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道德引领价值。     

古、今文经学之争与许慎的《说文解字》

两汉时期的古、今文经学之争 ,促进了文字训诂学的发展。作为古文经学家的一代宗师 ,许慎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 ,撰成了他的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 ,为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同时 ,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 ,成为两汉经学合流的先导。     

论卢梭的幸福哲学

在卢梭的伦理思想中,幸福观是一个被忽视的主题。卢梭认为幸福就在我们自身,它和知识无关,也与财富地位无关,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处境。人类最自由、幸福的生活是一种本性的生活,即自爱、怜悯和善的生活。只要按照人自身具有的这三种本性生活,就一定会找到通往幸福的道路。卢梭的幸福哲学对现代社会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论苏格拉底死亡事件的美学意义——兼论另一种理解美学史的方式

我们所理解的"美学"从属于苏格拉底开创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而这一传统的形成又与苏格拉底的死亡事件存在着内在密切关联:正是这一"事件"使得苏格拉底的形而上学思想通过"教化"超越了个体生存的价值维度成为"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美学也应运而生。但是,苏格拉底悲剧般的"事件"昭示出走出形而上学迷局的道路:回归肉身。这条道路影响了尼采及以后的非理性主义美学家们和后现代美学家,使得"肉身"成为当代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儒道两家对相人术的超越及其文学表现

相人术作为一种预测方术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留下许多记载。通过对人的外貌神情、举止言谈的观察 ,从而推断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儒道两家在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儒家遵照其“有诸内则发诸外”的原则 ,认为人物的美与善具有内在的联系 ,二者经历了由分离到重合的演变过程。道家则以美与善的巨大反差诠释了其独特的生命意识。虽然儒道都对人的外貌很关注 ,但儒家在伦理道德的层面品评人物 ,道家则上升到了道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