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人传习的世谱和故史

世谱和故史是楚国文化传承的两项重要内容.《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为楚太子所开列的九门课目中便有《世》、《故志》、《训典》三门分别属于世谱和故史的范围.这三门课目虽然也是中原的王公世子和国子们传习的对象,但没有任何一个方国象楚图这样明确地将之列入施教受业的范围之内.《管子·山权数》说:'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吉凶利害也."《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从这两说可见,每一个方国都有各自的文化传承的侧重点.楚人重世谱、故史的传习,既是楚国文化传承的一大     

《周易》中的组织情势学发微

自古以来,《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学古而未老、博大精深。 众所周知,《易经》最基本的概念是阴阳。古人通过观物取象产生了8卦图。而8卦之用则可“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对于《易经》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主要从组织管理学的角度试图对《易经》进行发微式研究。 一、组织情境8势论 根据《易经》8卦的特点,它在组织情势的分类就推演出8种势态: 乾势为天势:“乾:元亨利贞。”《文言》中进一步论述道:“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处于乾势的组织政通人和,拥有天     

船山诗文赏析(二十二)

正原文:知天之理者,善动以化物;知天之几者,居静以不伤物,而物亦不能伤之。以理司化者,君子之德也;以几远害者,黄老之道也;降此无道矣。出处:《读通鉴论·文帝二十三》卷二,中华书局版。赏析:这是王夫之就人如何认识天之理、天之几而作出的深刻论述,涉及到天人、动静、利害等关系,标揭出高远     

略论《易经》的悲剧理念

《易经》乃古之筮书,但它同时又是一部展示作《易》者悲剧理念的典籍。《易经》的悲剧理念主要通过以厉、凶为占断结果的卦爻辞得以体现,它与一般的悲剧艺术作品所体现出的悲剧理念有着明显的差异:一、书中所记乃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因而对世人的立身处世、言行举止有着广泛的指导意义;二、悲剧感简单、单一,唯有道德感的震撼或人生哲理的思考;三、对悲剧的性质、悲剧主人公的地位不加确定;四、全面揭示悲剧产生的原因,如环境险恶、性格气质的阴阳失衡、处世举止的失当、政治决策的失误等,并提出相应的避凶趋吉的方法。《易经》的悲剧理念对我国古代悲剧艺术的“多带有喜剧性结尾”这一特点的形成不无关系。     

《船山全书》编校札记(三)

<正> 《读四书大全说》版本情况及补校记略《读四书大全说》十卷,有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其先金陵本《船山遗书》及太平洋书店本《船山遗书》均曾收入。1983年又得衡阳王鹏发现之旧抄本一,为本书之第七卷,包括《论语·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五篇。所据以校勘者,惟此四种版本。     

试析《周易》“经”和“传”的关系

今本《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乾坤两卦各多“用”辞一爻)卦含卦名与卦辞,爻含爻题与爻辞.《易传》凡七种十篇,包括:(一)《彖传》上下两篇;(二)《象传》上下两篇;(三)《文言传》;(四)《系辞传》上下两篇;(五)《说卦传》;(六)《序卦传》;(七)《杂卦传》.据《汉书·艺文志》载:“易经十三篇”.颜师古注云:“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易经》在西汉中叶之前都是单独成篇,而不附于《易经》之后.熹平石经《周易》就是十二篇,《易经》和《易传》都是单独成篇,并不附于《易经》之后,这便是西汉中叶以前《周易》“经”和“传”的内蕴.     

《易经》及其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

一《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几千年来,对人类文化和科学的启蒙与发展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今天也仍有重要的意义。相传古有三易,《周礼·春官·大卜》云:“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汉代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汉郑玄则认为“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唐孔颖达以杜说为是,而清皮锡瑞则从郑说。又东汉桓谭说“连山八万言……藏于兰台”。兰台乃汉时宫中藏书之所,《易经》系作为文献珍藏。《连山》唐以前已佚,晋刘炫曾有伪     

北宋《洪范》学简论

赵翼《廿二史剳记》卷二○“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云:“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并称其特点曰:“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非徒以炫博也。”赵氏所说,似亦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通例之一。及至北宋一代,其时最为重视的经书,除《易》与《春秋》外,则莫过于《尚书》之《洪范》。此篇相传为箕子所以答周武王问治道者,先秦古籍多有称述其说。两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尊之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遂亦成为学人探究之要典。然迄北宋建国,据《隋、唐·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专论《洪范》之作,仅有伏生《洪范五行     

王夫之论“几”

<正> “几”概念在先秦典籍中早就有了。《易经》“小畜”、“归妹”、“中孚”诸卦中“月几望”之“几”均作“近”解。《易经》“屯卦”六三爻:“君子几不如往”,李镜池释“几”借为“机”,机智的意思。这些都不属于哲学的范畴。《尚书·顾命》:“疾大惭,惟几”,《左传》宣公十二年:“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几”均作“危”解。《礼记·玉藻》:“御瞽几声之上下”,“几”是“察”的意思。这些也还不属于哲学范畴。《易传·系辞》:“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     

武王何时举行祭祀--就周原卜辞与武王灭商关系与陈全方先生商榷

本文根据古典文献考证了《尚书·武成篇》关于武王伐商的记载与周原甲骨文Hll:l内容的关系。指出,此卜辞所记“癸巳”日之祭祀情况,应当是记载武王伐商起兵当天举行祭祀的情况。     

小议“汉赋似小说”

“汉赋似小说”是钱钟书先生研治汉赋时所谈到的艺术见解。《管锥编》引社笃《首阴山赋》曰:“忽吾睹兮二老,时采薇以从容。于是乃讯其所求,问其所修。……其二老告余曰:吾殷之遗民也。……余闭口而不食。并卒于山旁。”钱先生认为:“观卒命句,则所见乃伯夷叔齐之鬼也。此赋后半已侠,然鬼语尚存百字,《左传》僖公二十年记申生之告,《庄子·至乐》篇托髑髅之言,逊其详情。情事亦堪入《搜神记》《说苑》等书。张衡《西京赋》所称:‘本自虞初’之秘书九百,既匆流传;《三国志·魏书·王魏二刘傅传》裴注引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祭公谋父及其德论

<正> 《礼记》中的《缁衣》一篇,据《隋书·音乐志》载沈约语,系取自《子思子》。《子思子》,《汉书·艺文志》云二十二篇,其书七卷,至北宋尚存,沈约当然能见。《意林》所引《子思子》,即有见于《缁衣》者,足证沈说不误。篇中记孔子语,多引《诗》、《书》为证,是曾子、子思一派著作的常例。引《诗》,或仅称《诗》,或称《小雅》、《大雅》,也有举篇名的,如《葛覃》。引《书》均有篇名,如《太甲》、《尹吉(告)》、《兑(说)命》、《康诰》、《君奭》、《君陈》、《甫刑》。此外,篇中还引了《尚书》以外的一篇书,名为《叶公之顾命》。有关的一章是这样的:“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     

三达德与五达道

三达德指知、仁、勇,五达道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也称五伦。《中唐》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又说:“子曰:好字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从苏轼《石钟山记》的失误说起

苏轼的《石钟山记》,是清代吴楚材和吴调侯选编的《古文观止》中的一篇,现在也是大、中学校语文教材的传统篇目,以致成了大家所熟知的名作。 其实,这篇散文并非苏轼的力作。文章中存在着明显的失误。他所记述的石钟山并不全面,对山名的由来也解释得并不正确。 石钟山何由得名,历来的说法有三:一是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二是山石扣之,铿然有金声;三是山体上锐而下广,形如覆钟。前两种以声论,后一种取形论。自苏轼《石钟山记》出,第一种说法广为流传,几     

孔子未尝学《易》考

一、孔子时尚无已定型之《周易》现存的《周易》之编定,即其定型,大约在秦汉间。当孔子时代,即春秋晚期,尚无如后世流传的《易经》。即稍后的战国之世,也无如后世流传的《易》经。这个论断是由下列诸史实得来的。第一,是由爻辞的定型考之。今本《易经》中之爻辞,在《左传》及《国语》中谓之繇辞。繇,卜兆之占辞也——闵二年左传杜注——《经典释文》引服虔注曰:繇,抽也。抽出吉凶也。《国语》韦昭注曰:繇曳吉凶所由生也。据此来说,这个训释是服、杜两家《左傳注》所同的,也就是汉魏以后     

“幽人拜鼎湖”的“幽人”不能作“幽囚”解——读吉川幸次郎先生《我的杜甫研究》后的一点意见

《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1期载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先生《我的杜甫研究》一文,颇多卓见。但文中提到《行次昭陵》诗中“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句说:“这里说有幽人拜太宗皇帝的陵。幽人究竟是哪样的人呢?我怀疑了很久。后来在宋邵博的《闻见后录》里发现了一条,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唐故事,天下有冤者,许哭于太宗昭陵之下。’太宗是开国英主,所以一般的人可以到他的陵下,诉说自己的冤枉。杜所谓幽人,就是邵博所谓有冤者。‘幽人’两个字,本来是《易经》里的话。复卦说:‘幽人贞古’;归妹卦说:‘利幽人之贞’。《易经》一般的解释,把它解为幽隐之人,山中的隐遁者。《文选》里的用法,也是那样。三国时代虞翻的解释就不同了。他解释为幽囚之人,就是有罪受罚的人。关于这一点,清代惠栋的《周易述》,王引之的《经义述闻》都有考证。那么,这里拜鼎湖的幽人,也应当是幽囚之人,就是邵博所     

致廖世功(叙畴)函

叙畴仁兄史席: 尊藏《大唐西域记》,弟始即疑为《四库全书》所据之底本,今细考之,果然,诚可宝也。书眉签注之人为祖之望,之望盖当时缮书处之分校官,名见《四库提要》卷首。书内间有墨点,其一点者行也,三点者叶也。四库书每半叶八行,行廿一字,此缮写时计算行款之标识也。篇首方印不甚明,当为翰林院印。进到各书,例于篇首用翰林院印,此见于乾隆三     

帛《易》初探

<正> 一《文物》1984年第8期刊载了关于马王堆帛书《易经》的部分材料,并附有张政烺先生《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先生《帛书‘周易’》两篇专论帛《易》的文章。帛《易》的出土,向人们展示了一连串新迷:它有着一种与今《易》很不相同的卦序排列。同时,帛本《系辞》没有“大衍之数五十”这一章,今本《说卦》之“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亦与帛本《系辞》所记很不一样。且卦名,卦辞,爻辞也颇多不同之处。关于这些问题,特别是卦序排列问题,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于豪亮先生认为:“汉石经,《周易集解》和通行本,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相同,帛书却与之全然不同,因此,帛书本显然是另一系统的本子。”“帛书可称为别本《周易》,它的卦序简单,可能是较早的本子,从字体看,抄书的时代应在汉文帝初年。”(《帛书‘周易’》) 张政烺先生则以为:“汉唐石经和通行本     

“窃钩者诛”新解

《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成玄英疏:“钩者,腰带钩也。”恐非是。后人据此误以为:钩,极言其贱;国,极言其贵。窃小者反诛,窃大者反侯;益误。钩在此实指南方贵重之宝刀,《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阖闾既宝莫邪,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钩”即“吴钩”,与“莫邪”同为宝刀之名。徐锴《说文系传》引:“晏婴曰:‘曲兵将钩之,吴钩也。’”《汉名臣奏》:“近臣侍侧,不得著钧。”《东观汉记》:“赐邓遵金蚩尤辟兵钩一。”可见,“钩”为高级官员所佩宝刀,君王因其贵重,故用作赐品。且战国时虽严刑峻法,未闻有因窃衣带钩而诛者。《晋书·刑法志》:“秦汉旧律,其文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用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其《法经·杂篇》:“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而《胠箧》“窃钩”上正有:“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窃“符玺”当诛,窃“钩”亦当诛,可见“钩”与“符玺”同为宝物,“窃钩”在当时已构成重大刑事盗窃案,其诛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