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人杨维桢的古乐府观

杨维桢是元末“铁崖乐府诗派”的领袖人物,其“铁崖古乐府”名震东南,影响巨大而深远.杨维桢的古乐府认识观,主要是蕴含多方面的革新与艺术实践之中.以“与《风》《雅》并行”的诗旨,“无复旧格”的创新追求,新、旧体并用的诗体取向,为其古乐府认识观最为本质的内核.     

杨维桢入吴考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台湾包根弟先生称他为元末“文坛泰斗”(《元代诗学》)。清人宁荦《元诗选序》云:“(元代诗歌)遗山(元好问)、静修(刘因)导其先,虞(集)、杨(载)、范(椁)、揭(溪斯)诸君呜其盛,铁崖、云林持其乱,渢渢乎亦各一代之音。”顾嗣立(元诗选)云:“至正改元,人材辈出,标新立异,则廉夫为之雄。”杨氏又是元末吴中诗派盟主。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吾昆山顾瑛、无锡倪元镇,俱以猗卓之姿,更挟才藻,风流豪爽,为东南之冠而杨廉夫实主斯盟。”顾嗣立《寒厅诗话》也说:“廉夫当元末,兵戈扰攘,与吾家玉山主人,领袖文坛,振兴风雅于东南。柯敬仲(九思)、倪元镇(云林)、郭羲仲(翼)、郯九成(韶)辈,更唱迭和。淞泖之间,流风余韵,至今未坠。”杨维桢的后半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吴中度过的。     

世俗化:杨维桢评价的一个侧面

在元末文坛上,杨维桢以其纵横奇诡的诗风独步一时,其诗体被称为“铁崖体”。元明清三代均不乏推崇杨氏之诗者。或曰:其诗“出风雅之变,……与风雅并行不悖”,实为诗三百之“余音”。或曰:其诗“震荡凌厉,骎骎将逼盛唐,骤阅之,神出鬼没,不可察其端倪也”等等。然而,我们     

杨维桢与铁崖古乐府——兼与李白古乐府比论

古乐府是乐府诗史上最悠久的一种乐府诗,自唐代始,历代均有所发展与变化。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数量之多,创作之富,均盛况空前,无人可比。杨维桢的“古乐府”,是一种广义的古乐府,即其除以先唐旧题创作的旧题乐府外,主要为自创新题的歌行类乐府以及竹枝类乐府等。诗本情性、袭用唐人新题、用吴才老韵,是铁崖古乐府内涵特征的具体表现。在宗唐复古方面,杨维桢以师学李白其人其作为能事,故二人的诗歌主张、人格精神等均较为近似,因之,其“古乐府”在风格、气韵等方面,受李白乐府诗特别是古乐府的影响较为明显。     

新世纪以来杨维桢研究现状与前瞻

杨维桢研究在新世纪10年有了更进一步发展。与20世纪相比,杨维桢的交游研究、文学思想研究、诗文研究、书画及其相关研究数量大增。其中,对杨维桢思想方面的研究取得的成就最高,诗文研究成果最多,但总体而言,重复研究居多,创新之点偏少,尤其铁崖古乐府研究出现困境,对杨维桢创作不足之处的研究偏少。     

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

元代的乐府诗创作,是乐府诗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乐府诗的创作队伍主要由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组成,二者的人数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在乐府诗史上均盛况空前。乐府诗之于蒙元一代,不仅进入了高贵典雅的“应制”行列,并且于元末还由杨维桢等人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创作高潮。在这一创作高潮中,杨维桢既以1227首的乐府诗之量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又因此而形成了其“铁崖乐府”的本色特征。     

杨维桢与瞿佑家族交游考辨

瞿佑家族是于至正十九年(1359)浙省乡试之时结交杨维桢的;杨维桢、瞿式衡、瞿佑、凌云翰等同为元末“云间诗社”的社员;瞿杨交游对《剪灯新话》成书影响很大.     

杨维帧与瞿佑家族交游考辨

瞿佑家族是于至正十九年（１３５９）浙省乡试之时结交杨维桢的;杨维桢、瞿式衡、瞿佑、凌云翰等同为元末“云间诗社”的社员;瞿杨交游对《剪灯新话》成书影响很大。     

刘将孙生平创作考论

文章根据刘将孙的文集《养吾斋集》，对刘将孙的生平仕履进行了考辨，揭示了其中年出仕、晚年蹭蹬的仕宦经历；对刘将孙的文学思想及诗文创作成就进行了总体的研究，认为刘将孙论诗主“性情”与“辞达”，有纠正江西流弊的意义；其散文风格畅达奇崛，诗歌风格多样，作品开“铁崖体”风气之先。     

也谈《诗经》与楚辞中的“兮”字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兮”字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虚词。关于这个字的性质与作用,自东汉以来,历代都有一些学者为之训释。较早的如《说文》释为“语所稽也。”(段玉裁注云:“语于此少驻也。”)后来的《广雅》释为“词也”,《广韵》释为“语助”。再以后的韵书或文字训诂之书或释为“语辞”,或释为“助字”,大体相同。有些著作在论述虚词的时候则常把“兮”字与其他虚词并列在一起如唐代刘知几《史通·浮词》中说:“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宋代洪迈《容斋五笔》中说:“毛诗》所用     

《聊斋志异·金和尚》本事考

号称“短篇之王”的蒲松龄,于《聊斋志异》中所写故事,就其真实性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为作者所亲历或亲闻,如《地震》、《水灾》、《跳神》诸篇,便基本上是记实之作,故亦有人称之为新闻报道或素描,二是取其一点因由,随意点染,且多“写鬼写妖”,并具有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可以《促织》《聂小倩》、《青凤》等篇为代表,属小说的范畴,也是《聊斋志异》中的大部分;三是篇中所写之     

也谈“漫道”

胡安康同志《“漫道”质疑》(贵刊83年第一期)一文,对“雄关漫道真如钦,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句中之“漫道”认为应是“漫漫征途”或“漫长的道路”之意。这是不妥的。因为:第一,若把“漫道”解作“漫漫征途”,与“雄关”构成“一对并列的偏正词组”,那么“真如铁”则必是对“雄关”和“漫道”的共同修饰语。用“真如铁”修饰“雄关”,形容其坚固,是可以的;若修饰“漫长的道路”,则准成立。第二,据我所知,对“漫道”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枉然说”或“徒然说”,如周振甫《毛主席诗词讲解》、《语文学习讲座》1965年28期中的有关解释、长春1967年刊印的《毛主席诗词讲解》的补注均持此说。这种解法,完全可以。另一种便是解作“莫说”、“不要说”。“十年     

《秋浦歌·炉火照天地》“旧解”

文中用萧士旧注中以“赧郎”为笑语，乃歌者助语之词为据，且证以元代杨维桢《竹枝词》和楼西滨的解释以坚其说，从而对李白《炉火照天地》一持重新进行了分析。     

从《寤崖子》看刘熙载及其美学思想深层结构

刘熙载的寓言,现存凡四十二篇,总名《寤崖子》,刊于《昨非集》卷一。这是不该被遗忘的一个“角落”。《寤崖子》借鉴庄周式的寓言手法,思辨性和哲理性极强。其文辨性欲,正名实,去怪惑,通孟荀,辟墨学,讥慎惠,知行并重,法意两取,而归之于崇天机,养太和,被友人誉为“取类得干《易》,博依得干《诗》,敷畅似《说苑》《新序》,非深悉事物之理者其何能为”。“寤崖子”是作者本人晚年自号,据说名此是为“自警”,四十二篇则是历年     

杨维祯生平仕履考辨

元代诗文作家中,杨铁崖享有极高声誉,贝清江云:“铁崖务铲一代之陋,上追秦、汉。虽词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已。”①由此可见杨铁崖在元代文学史上、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铁崖长期生活于东南沿海城镇,坎坷的经历加之新奇多变的城市生活的刺激,赋予他的文学思想乃至文学作品以不同凡响的、离经叛道的内容,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晚明文学思潮是和铁崖风格息息相通的,是铁崖为代表的元季东南文学思     

韦羌归来说“蝌蚪”

1995年8月23日,上海《文汇报》记者徐作生先生赴仙居韦羌山“考察”蝌蚪崖后,即于同月30日在该报发表《中国文化史一大悬案将被揭开——仙居发现蝌蚪文石刻》的报导,1995年11月1日,即徐“数次深入浙江、江西、福建三省的畲家村寨”“进行了详细周密的勘查”的两个月后,又在“福建省畲族风情习俗研讨会”上拿出论文《仙居韦羌山蝌蚪崖石刻考释》,据徐说,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反响”。确实,不久中新社即发表了《我国畲族文化遗迹首次在仙居发现》的消息,《人民日报》又作了《仙居发现远古畲族文化遗迹》(作者黄冬初)的报导。据说,海外报刊也进行了转载。对于这一“震聋发聩的观点”,引起了浙江省考古、历史、民族学界和民族管理部门及广大畲族干部群众的极大关注。我们也步尘徐学者,于1997年1月29日和2月10口两次赴仙居韦羌山勘查考察,觉得轰动一时的“韦羌山蝌蚪文为畲族远古文化遗迹”是毫无根据的。     

“常”义辨

“常”的本义非为“裳”许慎《说文》释“常”为“下帬也。”段玉裁注:“《礼记》深衣续衽钩边要缝半下。今字裳行而常废矣。”《说文》认“下帬(裙)”,为“常”之本义,“裳”为或体。考之《尚书》《易经》《诗经》《尔雅》等书,“常”“裳”有别,无一相混,许慎、段氏说法无证可据。如《书·立政》:常伯、常任、常事、常人     

“批评文体研究”笔谈

主持人话语:按照西方近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规则,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文学有文学的文体(抒情体或叙事体),批评有批评的文体(大抵是论说体)。但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不去论说而去叙事(如汉代的史传体批评)或抒情(如六朝的骈体批评和唐代的诗体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经典性文本如《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等,从文体分类上考察都不属于论说体而是文学文体。如何看待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破体”现象?或者说,如何评价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文学性或诗性特征?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其意…     

“染从九声”浅证

《说文解字·水部》(下称《说文》):“染(《广韵》作染),以缯染为色,从水、杂声。” “杂”,不见于《说文》以来的字书,古籍并卜辞、铭文中也未载录,所以后世学者对“杂”以及“染”在传统六书中的归属问题解说分歧。笔者仅就所见,把前人说解摘要归纳如下: “染”为会意字。或以为从水从木从九会意,但对“九”的解释又不一致,如大徐本载徐锴引裴光远:“从木,所以染,栀茜之属也;从九,九者,染之数也。”段玉裁以为“裴说近是。”又林义光《文源》:“九,揉也。”或以为“染”从水从杂会意,杂为朵之沩。钮树玉《说文解字校录》:“树玉谓杂疑为朵之(讠为),朵当同极(木乃),如柘或作泵也。(木乃)读如仍,     

傅立叶《新世界》与康有为《大同书》之比较

关于康有为《大同书》受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问题，迄今还无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些学者虽然对此作过一些推测，或舍本逐末，或南辕北辙，使人如坠云雾山中。如第一个把《大同书》译成西方文字的汤普森（LaurenceG．Thompson）在英文版《大同书》引言部分说：“这本书的确被认为是一部具有首创精神的著作”，同时“无论人家说西方文化给作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除了人们看到书中提及马克思和苏格拉底的名字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或社会哲学家作品中得到什么。”［1］中国学者则说：“康有为曾耳食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