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宁荣获“中国围龙屋和花灯之乡”称号

2012年11月6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经考察论证,决定将广东省兴宁市命名为"中国围龙屋之乡"和"中国花灯之乡",该市成功再添两块"国字号"招牌。为进一步加强客家古民居围龙屋保护,以及弘扬兴宁传统花灯文化,打造客家文化品牌,2012年初,兴宁市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申报"中国围龙屋之乡"和"中国花灯之乡"称号。10月底,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央     

围龙屋的空间-意义结构解析

围龙屋是客家最为典型的民居建筑,亦是当地文化的标志和象征。本文以田野调查材料为基础,注重客家人自身对围龙屋的文化表述等地方性知识,坚持人类学主位和客位相结合,对围龙屋的空间-意义结构进行探讨。     

粤东客家“围龙屋”文化研究

客家"围龙屋"不仅是世俗日常生活的居室空间,也是宗教哲学的文化空间,它以建筑图式和符号表达出古老的宗教哲学内容.客家"围龙屋"的宗教与哲学在居室空间上表现为三个层次,它们以物化的形式显示出居室主人的宗教哲学意识和相应的文化精神.     

城中村改造与宗族变迁——基于深圳两个宗族村落城中村旧改的探析

在城市化改造日益深入的今天,传统宗族的文化逻辑和物质基础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形态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A村的Z氏宗族与B村的L氏宗族分别位于深圳市区和郊区。这两个宗族均具有与都市文化相悖的宗族物质基础与精神基础,都在本世纪初期先后经历了旧城改造并与现代化大都市共存的命运,却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了大相径庭的发展路径:前者期望以资本运作者的姿态融合到经济领域当中去,后者则将自身的文化诉求付诸城市文化建设中来。这两个宗族的旧改进程表明:都市宗族采用股份有限公司与宗亲会的形式展开族内管理,宗祠、祭祀仪式存有与否并不是宗族是否消亡的标志;地理位置、政府决策以及与海外族人关系是左右都市宗族城市化发展路向的重要因素;从被动适应城市到主动参与城市经济、文化建设,正是当下传统宗族社会组织适应都市进程的新形态,为我们的城中村改造工作带来了新的启示。     

从“龙神”到“龙舞”——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舞·高龙的现代变迁

舞"高龙"是武汉部分村社春节期间重要的民间祭祀和祈福活动。独特的文化生态和深厚的龙神信仰使舞"高龙"在以宗族为组织结构的村落社会中代代相传。伴随着传统村落向城市的现代化转型,作为武汉市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舞"高龙"也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变迁,具体表现为:传统的民俗文化生态被瓦解,传承体系被重新建构,文化诉求从娱神转向娱人。     

论“后宗族形态”

＂前宗族形态＂指有聚合无世系,其历史趋势是以源于一宗的父系世系整合族类关系;＂后宗族形态＂指有世系无聚居,其历史趋势是父系世系与传统的族居形式逐渐脱离,并衍化为一种文化性范畴。中国明清以来直至近现代社会中广泛发生的联宗活动以及所由形成的联宗组织,就具有进入＂后宗族形态＂的基本特征。而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后宗族形态＂有可能成为中国宗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从地域空间、族群接触看围龙屋与土楼、围屋的生成

闽粤赣交界区是客家人最主要聚居地,其代表性民居建筑分别为赣南的围屋、闽西的土楼和粤东梅州为中心的围龙屋,这三种民居自有其内在的演变脉络,即由围屋发展到土楼,再到围龙屋,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对这三种客家建筑进行历史人类学考察,可知客家地区建筑的标准形式是堂屋式结构建筑,围屋、土楼、围龙屋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独特的地域空间在堂屋式建筑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特殊的建筑形式。     

关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问题

中原地区农耕文明以农为本、以土为本 ,是整个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典型缩影 ;在其发展中形成了阴阳相宜和天时、地利、人和的生产理念与生活理念 ,其生产主体基本上以家族、宗族、家庭为单位。这是我们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     

从围龙屋的文化功能看其历史文化积淀——以粤东梅县丙村仁厚祠为重点分析

围龙屋是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它集中体现了客家文化的主要特征。从哲学视野来看,它是客家人的精神空间的缩影;从建筑形式来看,它是客家人建筑艺术智慧的结晶。     

中国文化中的“马”

马为十二生肖之一,又为＂六畜＂之一,我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不少都与＂马＂有关。 八卦起源与＂龙马＂ 解读《周易》生成的版本之一是＂龙马负图＂。《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黄河龙马负图,洛水神龟负书,伏羲看到后萌生灵感,效法创造,于是闪射出了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八卦＂,龙马与八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龙马即地马;故《周易》乾卦以＂龙＂为喻象,坤卦以＂马＂为喻象。干宝释曰：＂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故乾以龙爻,坤以马象＂;《春秋说题辞》曰：＂地精为马＂。《周礼·夏官·廋人》曰：＂马八尺以上为龙＂,总之,天上的龙对应着地下的马。随之,由龙马负图,又演绎出了＂龙马精神＂——一种奋发向上、奔腾不息、一日千里的中华精神。     

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研究范式批判——兼论宗族研究范式的认同取向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范式对中国学界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批判,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理论的批评有一定偏颇,特别是对构成弗里德曼宗族研究范式之内核的地方化宗族和组织化宗族理论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思。此外,由于解放后中国宗族的演变超出了弗里德曼所勾勒的传统宗族模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复兴的宗族与弗里德曼所论及的传统宗族也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弗里德曼的组织化宗族和地方化宗族的研究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的宗族研究已经不太有效。当代中国的宗族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社会文化现象,以文化认同作为当下宗族研究的可选进路,有助于突破宗族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解释策略之局限性。     

笑声,从贫困家庭飞出

6月13日傍晚6时许,群山环绕的平远县长田镇长安村暮色渐浓,鸡鸭归圈,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特有的香味。在"长安·天河新村幸福安居工程"那排新建的房屋后面,一群戴着红、黄安全帽的施工人员正在围龙屋重新修缮工地忙碌着。一位村民激动地对笔者说:"多亏广州市天河区纪委的帮助,我们才能住上这么漂亮的新村。"村民丘添运也高兴地说:"看,我这房子比城里人住得还好!"在长安村围龙屋修缮现场,笑声朗朗。笔者看到,广州市天河区纪委驻村干部正奋战施工一线,监督工人铺贴地板砖和整理休闲广     

清明祭祖的人类学阐释

清明祭祀是宗族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仪式性事件,这一事件不但关涉宗族文化的其他重要内容,如族谱和祠堂,还将宗族建构为一种活态的、流动的精神性文化。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民俗场"中,属于宗族的不同组成房份真切地上演着关于宗族的一幕活剧,是一种民间社会的微观政治学。     

宗族内人名变迁的文化意义——以陕西省《米脂县万丰里高氏族谱》中的人名为例

人名作为称呼语,与社会背景、时代风貌、日常生活等因素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处在宗族谱系中的人名,由于宗族仪轨的约束,同时还带有某种宗族文化的色彩。本文从陕西省《米脂县万丰里高氏族谱》中的人名入手,对此族谱中人名的变迁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做出分析,并指出宗族中各代子孙按照族谱所定＂起字＂取名的情况正在消亡,族中人名典型地反映出其所处时代的文化特征。     

浅谈“两湖三地”共同打造屈原文化的设想

秭归、溆浦、汩罗是屈原三个重要的人生驿站,＂屈原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鄂、湘文化的源头。如何打造＂两湖三地＂屈原文化共同圈来促进三地经济和文化发展？一是应将三地打造成＂屈原文化＂的研究基地,因为两湖三地近年来所考古出土战国时期的历史文物,很多可称得上是研究屈原和《楚辞》的＂活化石＂。二是开创＂两湖三地＂的屈原文化共同圈,因为＂两湖三地＂是屈原文化研究的中心地区,之间既有很多的共性,也由于地理之差,各具文化特性。三是整合三地文化,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屈原文化＂,就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打造好＂两湖三地＂屈原文化品牌,利用好这个品牌为开发三地的旅游服务,对打造＂两湖三地＂文化经济圈,促进文化交流、发展旅游事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闽南村落民族传统体育与宗族文化融合发展探究——基于新垵五祖拳的田野调查

传统村落宗族组织地位重要,宗族文化对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有积极的影响。通过文献搜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以福建厦门新垵村传统体育类非遗项目“新垵五祖拳”为个案,对新垵五祖拳与宗族文化的关系进行调研。研究发现：宗族文化是新垵五祖拳传承发展的重要支撑,新垵五祖拳精神内涵助力宗族文化的延续与保存,新垵五祖拳与邱氏宗族文化关系密切,适应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需要,对于乡村文化复兴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促进作用。     

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民的行动逻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家族主义角度认识

农民的行动逻辑,受其文化所制约,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族、家族主义。宗族、家族主义是传统农民为解决与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合作与行动单位——家庭的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形式(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与传统文化自洽获得成功;高级形式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失败源于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因此,在目前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条件下,在传统社会的巨大惯性下,“新农村建设”应以自然村(村庄)为承接基础。     

当代民族志的地方表述

地方作为当代人文学科新的表述范式正被学界所强调,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趋势。结合传统文化加以观照,地方还可以是一个政治性概念和历史性概念;人类学研究中＂地方化＂、＂地方感＂、＂再地化（relocalization）＂、＂非地方（noplace）＂等用法的出现则表明了＂地方＂的学术性以及应用性。     

文化不可译性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从“龙”的英译看中国民族形象的维护

文化是国与国之间交流的重要方面,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个国家都有一些词汇承载着其独特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在其他国家的语言中无法找到对应的项,即文化不可译性。这些文化负载词作为各个国家民族特性的代表,其翻译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如何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对于彰显民族特性、传播民族文化有着重要意义。＂龙＂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象征,包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民族情感。然其英译dragon却无法突出这一特性,且dragon在西方文化中的文化意义会给中国的民族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妥当地翻译＂龙＂,以正＂龙＂名,对于中国形象的维护和文化的保护显得越来越重要。     

家族·宗族·民族——评《血色湘西》

<血色湘西>既是一部以湘西文化为背景,讴歌湘西人民忠贞爱情的传奇故事剧,又是一部以象征和隐喻手法歌颂中华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红色偶像剧.在家族和宗族观念下自在自为生活着的湘西人,面对外族入侵、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毅然忘却个人情仇,舍弃宗族矛盾,一致对外,不惜牺牲,抵抗侵略,他们身上凝结了中华文化的伟大传统,喷发出中华儿女骨子里的刚强血性与勇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