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工作的价值与限度

本文以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作为讨论的对象,从概念及其作为已经被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学科所借用的研究方法入手,认为田野工作在社会科学学术理论的验证及破除意识形态霸权方面有着其客观的应用价值。同时,本文还就其作为一种方法而具有的自身限度,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为主体的理解真实程度及田野的微观研究特色,与理论的整体理解取向之间的张力存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反思。     

田野工作在当代民族音乐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以民族声乐为例

田野工作在民族声乐的教学与研究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是民族声乐良性发展的基本保证和实现手段。田野工作对当代民族声乐的主要意义在于:为民族声乐学习者提供原始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为民族声乐提供更广泛、更有价值的音乐资料,为原生态音乐文化传承提供养分。当代民族声乐在借鉴欧洲声乐技巧的同时,必须更加注重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及个性特点,重视吸取传统唱法的精华,借鉴各民族原生态唱法优秀成果。民族声乐工作者要走进田野,深入民间和艺术团体采风,将民间艺人请进学校,从田野的沃土中汲取养分,从各兄弟民族的传统声乐艺术中继承优秀的技巧和艺术手段,使当代民族声乐向色彩缤纷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西方文论语境中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演进与转换

自亚里士多德起,史诗便是文学理论里一个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文类,荷马史诗成为诗歌,乃至文学创作、接受和批评的典范.至20世纪口头诗学理论兴起,一个不同于书面文学理论的史诗诗学领域开始出现,它的研究既继承了古典诗学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又突破古典诗学的藩篱把世界各地的口传史诗样式都纳入考察范围,学界也开始以文化多样性的观念看待史诗和史诗传统.     

田野工作在当代民族声乐中的重要价值

田野工作在民族声乐的教学与研究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是民族声乐良性发展的基本保证和实现手段。田野工作能为民族声乐的表演、教学与研究提供真实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并为当代民族声乐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滋润养分。     

“祀谱”、“世系”与史诗——对《诗经》“史诗”诗体源流及演述方式、文化场域的考察

近来学界对史诗的研究日趋热烈,但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民族史诗文本的整理和演述过程的描述上。因为人类学方法的引入,使史诗研究有可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利用出土文献材料,对《诗经》"史诗"诗体的来源,华夏族史诗与边疆民族史诗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进行探讨,可以看出先秦文献中所说的"帝系"、"系世"即是讽诵于祭祀仪式的口头史诗的文字形态的"节缩本",它们最初不具备合乐演唱的条件,只是口头史诗表演者的"提示本"。甲骨刻辞中的"祀谱"也是此类。《诗经》中的周族史诗只撮述故事梗概的文本特点是在接受了节缩后的"提示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中国早期史官书写传统的早熟。在书写传统的过滤下,大量的口传史诗湮没在文本定型的背后。这也是上古时期华夏地区族群史诗流传较少的深层原因。     

关于云南著名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的再研究

对前辈学者的田野工作点进行学术回访或再研究,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有助于我们认识地方社会的时空转换与变迁的本质。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的几个著名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及其相关后续研究进行系统的介述,为后来者提供重新审视这些田野点的更多信息,延续学术的传承。     

满族说部的称谓与性质

满族说部的称谓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的长篇口传叙事故事不同,不是本民族语言而是汉语,但它并非来自汉语文献分类中的"说部",而是由满语称谓汉译形成,并不因此而影响其鲜明而珍贵的民族历史内容;主要被作为文学研究对象加以研究的满族说部,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是具有一定"史诗"性质的满族民间长篇口传故事。     

闽台客家口传文化比较研究

客家口传文化是前人较少关注的领域,而对闽台客家口传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则更是少人问津。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调查,利用相关文献,将闽台客家口传文化置于同一的文化格局中,从族群和实证的角度,对其在不同的时空背景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进行审察对比,以期进一步揭示闽台客家的渊源与承递关系。     

口传与书写:从“蓝桥”主题看民间文学的历史演绎

口头和书面是民间文学文本存在的基本类型,在传承的方式上,形成了口传和书写的两种基本传承路径,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并形成互文关系。本文以青甘地区流行的关于"蓝桥"主题的故事歌为例,从民间文学的这一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文本内容到形式发生的变化,探寻口传和书写在民间文学传承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内在规律。     

现代西部文学的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传统的中国西部文学主要以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口传史诗及其他形态的民间文学创作为主,但自近现代以后,由文人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口传文学,并最终形成了中国西部文学的繁荣局面.     

信仰:支撑口传文学传承的一种内在力量——以江苏省芦墟镇刘王庙“赞神歌”活动为个案

口传文学的生存在当下中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如何保护口传文学的活态传承成为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学界面临的棘手问题。处于同一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吴语山歌与赞神歌,呈现出不同的命运,表明信仰是支撑口传文学传承的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在保护口传文学传承的过程中,若能将其"引入"民俗、信仰的场域,无疑是口传文学保护的有效途径之一。     

论国外史诗及其理论译介与中国史诗学的建构

对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以来中国史诗学作“史”的观照时,除了应有“史识”的眼光之外,以正确的价值立场审视翻译和介绍国外史诗及其相关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史诗学术史上的作用,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没有对国外史诗及其理论的介绍、引进和借鉴,就没有中国史诗学的发生和发展.这一表述看上去似乎是一种简单的方程式的因果关系,却未必能够对中国史诗学做出全面而准确的阐释.不过站在国际史诗学的立场上考量,这一表述无疑是正确的.     

“口诵史诗”与“舞蹈史诗”——论周秦汉唐史诗形态及与郊庙祭仪之关系

古典史诗具有"口诵史诗"与"舞蹈史诗"两种形态。"口诵史诗"集中出现在西周初年,具有吟诵性、教训性及叙事性特征;而舞蹈史诗则从周初的"大武乐章"一直延伸到唐代,并与宗庙祭仪紧密结合,具有表演性、戏剧性和诗乐舞综合性的特征,是古代雅乐的重要组成,是天地、祖先祭仪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舞蹈史诗具有与口诵史诗不同的表现力,更能体现中国古典史诗的民族特性。     

让生命在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中闪光--评贾合甫·米尔扎汗对中国哈萨克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描写

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哈萨克族,因为生活习俗的原因,历史文献资料十分缺乏,但口传文化发达.如何传承这些丰富的口传文化,是当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关注的课题.贾合甫·米尔扎汗就是一位为此而耕耘不辍的哈萨克族学者.文章对贾合甫·米尔扎汗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成果做了较为翔实的评价.     

当代口头诗学视域下黑格尔史诗观理论考察

如果说口头诗学深刻展现了史诗的口头传承,黑格尔史诗观则以其对史诗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究而将人们的目光引到史诗研究的另一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二者能够形成对史诗研究的有益互补。从黑格尔史诗观到当代口头诗学,既是一种学术观念方法的转变,又是日益发展的现实情境的生动反映。或者说,从黑格尔史诗观到口头诗学是对现实口头艺术发展的一种回应。     

原型与《格萨尔》文本

文章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格萨尔》史诗进行原型研究。文章不仅挖掘出它所具有的原型质素,而且还深入探究了这些原型质素生成的因素。文章通过对史诗的原型考察,发现史诗所沉潜的人类心灵的共同性、相通性,人性因素的某些永恒性、普遍性,以及史诗所体现出的人类心灵的拓展和升华过程,同时也表现出了人类精神需要的发展和变化。这为我们从更深的层面真正理解史诗、欣赏史诗提供了理性可能。     

满族说部与人类口传文化

满族及其先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数度走向辉煌、两度入主中原的伟大民族。满族说部这一艺术形式,乃是满族以及包括女真人在内的满族先民彪炳史册的可贵创造,是这个伟大民族民族精神、民族智慧升华的结晶。满族说部通过口头传承而涵养孕育、勃发崛起,代表着满族及其先民口头文学的最高成就。满族说部在21世纪之初彰显于世,乃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给多元一体、气象万千的中化文化增添了无限的光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在新的世纪的确立,已经把口传文化推向历史的前台,使其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备受瞩目。     

河湟口传文学与信仰文化的相互生成关系

口传文学与信仰文化有时表现出一种紧密相连的关系,口传文学动辄以信仰文化为叙事、歌吟的素材,信仰文化往往以口传文学为载体来加以传播、扩布。二者之间也不只是限定在这种相互依托、互为凭借的关系上,有时还存在一种相互孕育、互为生成的关系。就河湟地区而言,当地不少口传文学造就了新的信仰,亦有大量的信仰文化催生了许多口传文学。     

英雄史诗研究的理论突破和学术贡献——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解读

俄罗斯著名理论家梅列金斯基在他的<英雄史诗的起源>一书中,从人类学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综合考察世界英雄史诗现象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史诗从原始到经典"的结论,认为"国家建立"是古典英雄史诗和经典英雄史诗的分水岭;主张从源头分析史诗的成因,提出神话概念共同存在于古代神话和童话中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我国的相关研究重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及其当代启示

马林诺夫斯基创立了收集第一手人类学研究资料的新方法--参与观察法.他一生非常重视人类学田野调查,西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恩群岛土著文化的调研、墨西哥农民集市的调研等都是著名案例.他善于采用系统的田野工作方法、调研社会制度的功能主义方法及其它多种多样的方法.他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当代意义和启示是:(1)倡导一种积极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做一个守株待兔式的民族志者;(2)以功能主义方法来调研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3)坚守对学术求索之路的严格要求和自觉自律的人格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