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道理"与"秩序"

西方话语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言说方式和所讲的道理有很大的相通性或亲缘性.如果说哲学的表现形式是话语的话,那么,这种话语要表达的道理和所揭示的秩序都不是现成的、绝对的,而是一个生生不患的开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原来的道说与人言、大道与事理、真理与意见、知识与权力的二元对立都会不复存在.从自然的神喻,到英雄的圣言,再到当代无数个人的众声喧哗,构成了话语迄今为止变化的历史.而自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区分、作用与转化,则既为哲学话语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也为它设定了界限.     

"点"、"线"、"面"的缺失与突破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陷入了"精神疲软"和"话语城堡"之中,失去了原创性,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失去了对于文化之根--"元点"的追寻,在历史线索方面有所迷失,而且远离了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使文艺理论与批评失去了原生的动力与活力.     

"道"与"真理"

中国哲学从先秦时期开始即以探求“道”为要务,而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则以认识“真理”为目标。“道”与“真理”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求“道”的取向与求“真理”的取向分别影响了中西文化的发展,使两者之间产生了各有千秋的特色与区别。有趣的是,在东西方哲学的交汇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现当代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逐步接受并确立了“真理”观;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西方哲学中却出现了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观并实际上向中国的“道”观靠拢的现象。也许,在中西方哲学的视域融合中,我们可以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真理”观或“道”观。     

从"合力论"到"博弈论"

合力论揭示社会历史事件的形成是如何加合单个人意志的,体现了历史决定和历史选择的一致,说明了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在表现个人意志(理性)间的冲突与产生结果上,博弈论补充和深化了合力论,使社会科学分析有了可以操作的数学工具.     

"和谐""盛世"说"山寨"

"山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2008年逐渐流行,它保留了"山寨"古义中与正统、主流、中心相对的非正统、非主流、边缘的内涵.山寨与朝廷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妥协、合作,"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同样也潜在着谈判与妥协的可能,市场的加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山寨文化"的兴起与主流文化对盛世想象的建构之间,形成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张力结构,然而二者能够在当下中国并行不悖,遮蔽着的是主流话语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盛世概念的置换,造成了盛世想象与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精神的错位."山寨文化"采取滑稽模仿的艺术手段,目的并不在于学习,而在于颠覆与消解,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对抗也不同于屈从的抵抗方式,本质上是弱者的艺术.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破解社会生活中的"斯芬克司之谜"--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思考

本文针对效率与公平这一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永恒主题,首先从唯物史观中社会有机体和需要这一角度进行了理论上的界定与说明,同时结合人类已经步入的新世纪,提出了对效率与公平研究的新思路;并且,围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保持社会公平的现实问题,阐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关于发展与共富等理论的新解释,以展示社会化市场经济下效率与公平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致用"与"求真"——王夫之"尊史"思想探微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他亲历明亡清兴的大变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深刻思考和批判总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尊史"主张,追求史学"致用"与"求真",凸显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史学意识。他的"尊史"思想体现了"致用"与"求真"的统一,史学与社会的统一,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价值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和引起足够重视。     

论"即物穷理"之"即"

在对"即物"说的研究中,通过对"即"字的字源学与语用学分析,认为"即"这个字的源初意义在于:在共同在场中的不断去远,并且进入……之中,与……融合为一。以此为出发点,重新阐释了"即物穷理"说、"即物以物物"说以及与"即"相关的一些哲学命题,指出"即物"说体现着一种与物合一,切入事物本身之存在的思维方式,也是人达到"物物而不物与物"这一境界的唯一手段。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