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怎样认识文艺作品的生命力——与李准同志商榷

李准同志是一位在我国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曾经在广大群众中激起强烈的反响,而且至今还深深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然而,去年以来,正当我们热切地盼望着李准同志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他却对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和大部分作品表示了明     

悖论实质辨——与张建军同志商榷

有关悖论的实质,学术界众说纷纭,其中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悖论是逻辑矛盾。作者客观地考察了哲学上的二律背反和科学史上的几个著名悖论,认为悖论是一种辩证矛盾。在此基础上并进一步分析了把悖论当作逻辑矛盾的错误根源,论述了正确认识悖论实质所具有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怎样认识帝国主义腐朽性——与陈伟恕、尹伯成两同志商榷

《复旦学报》1981年第三期和第五期分别发表了陈伟恕和尹伯成两同志的文章,对帝国主义腐朽性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对深入理解帝国主义性质有着重要意义.目前,人们对帝国主义腐朽性问题的认识集中在:为什么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如此迅速?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就得解决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陈伟恕和尹伯成两同志文章争论的焦点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吗?——和郑庆林同志商榷

李伯钿和郑庆林两同志关于认识源泉的争鸣文章(分别载《哲学研究》1982年第7.11期),读者颇受启迪。但笔者与郑庆林同志观点截然相反,故也谈谈一孔之见,请郑庆林等同志不吝赐教。一、“物质源泉说”仅仅是旧唯物主义的源泉观吗?郑文的第一个观点认为,“物质世界是认识的源泉”仅仅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源泉观.我的观点则认为,“物质源泉说”是一切唯物主义当然也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源泉观。     

怎样认识决定帝国主义垂死性的内在矛盾——与荆南翔同志商榷

本文作者依据对列宁有关著作的研究,就本刊1983年第3期发表的《试论帝国主义垂死性的辩证法》一文中的基本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认为,这样的学术探讨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我们十分欢迎就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本刊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     

对于典型若干问题的认识——兼与赖应棠同志商榷

典型问题是文艺界讨论已久的一个老问题。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肃清“四人帮”文艺思想的流毒,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近两年来这个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上的赖应棠同志的《典型浅论》,就是粉碎“四人邦”后出现的典型论文中的较早的一篇。这篇文章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批判“四人帮”在典型问题上的流毒,对于某些有分岐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赖应     

怎样看待斯大林的生产力两要素论?——和孙冶方同志商榷

生产力足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科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理论研究工作中,都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它、研究它。对生产力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其中对生产力的要素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关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斯大林作了如下的概括:“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     

我国总需求和总供给应有怎样的格局?——兼与舒元同志商榷

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或失衡,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核心问题。舒元同志的《总需求·总供给·潜在总供给》一文,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理想模式,分析了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中的供需形势。我较早地读了该文的打印稿,很受启发。下面,我想就我国总需求和总供给应有一个什么样的格局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并与舒元同志商榷。     

怎样评价鲁迅有关辛亥革命的小说?——与王富仁同志商榷

王富仁同志在他的《“呐喊”“彷徨”综论》和《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等文中①,将《呐喊》和《彷徨》的思想意义归结为具有反封建思想革命方面的成就。其中,他对鲁迅有关辛亥革命的小说,便是从这样的角度作了总体性的评价的。他的基本观     

民族融合与民族的发展繁荣——与蔡运国同志商榷

在1988年第2期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蔡运国同志在他所撰写的《社会主义社会与民族融合》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不是民族融合时期而是共同发展繁荣的时期”这样的观点。目前,许多民族理论研究界的同志都有这种观点。在这里蔡运国同志把民族融合与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看成是两个不相容的时期。从他所述的民族融合所应具备的根本意义的四点必要条件和对融合与发展繁荣的时期划分,我们很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进程中,民族融合与民族繁荣发展有前后两个阶段可分。象这种绝对地把民族融合与民族发展繁荣划分开来、独木成林的观点,我们认为是不科学的。下面,我们将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提出来,与蔡运国同志等商榷。     

也谈民族新闻——兼与张儒同志商榷

一、应当怎样确定“民族新闻”的内涵和外延 张儒同志发表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上的《论民族新闻》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民族新闻的概念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民族新闻“就是以少数民族为报道对象的新闻”。同时,为它规定了三个层次的外延。     

对“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的认识——与俞吾金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对象决定的；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具体的哲学理论中，但这些具体的哲学理论是在“统一性”基础之上表现出的“多样性”，它们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超出“统一性”。哲学的对象决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必须把一种哲学理论中是不是存在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家有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明确提出并合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坚持哲学基本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写作教学怎样改革才会好——兼与高振远同志商榷

写作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大学的写作课教学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对这个叫人喜也叫人怕的特殊工程,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说法和各有各的建设的。然而,总有一天,大体统一的看法和做法,是一定会有的。我个人认为,高振远同志提出的关于大学写作课的教材、教法和教学程序的改革设想,是大胆的,中肯的。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就这个问题组织讨论,这是十分有益处的。在这里,我愿意再谈点自己的看法,与同行们赤诚相见。大学的写作课,就其性质以及其在各门学科中的位置来说,它是一门基础课,是为学生     

应当怎样理解“前因后果”——与陈昌曙同志商榷

<正> 前因后果,即原因在前,结果在后,这是因果联系的一个特点。对此,陈昌曙同志的《前因后果说质疑》一文(见1981年4月23日《光明日报》。以下简称陈文)提出了异议。陈文认为,“前因后果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有困难的。”有哪些困难呢?陈文讲了三点。我想仅就这三点谈点不同的看法。第一、陈文认为,“因果关系是表示相互作用的范畴。既是事物之间的作用,总有相互间的某种‘接触’。如果只讲引起者(原因)与被引起者(结果)分为一前一后,不讲二者的接触,怎么谈得到相互作用?……承认因果关系表示相互作用,又不承认作用的发生要以作用者和被作用者同时存在为条件,是讲不通的。”这里,首先应指出,这段话前后偷换了论题。先说是“事物之间的作用”,因果关系是表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范畴,紧接着又说,引起者(原因)与被引起者(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悄悄地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偷换为因果之间的相互作用了。把因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看成是一回事,由此才导出所谓“承认因果关系表示相互作用,又不承认作用的发生要以作用者和被作用者同时存在为条件,是     

怎样看待人口增长与粮食增长——与张乐群同志商榷

去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了张乐群同志写的《为什么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一文,作者阐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是要尽快地把人口增长速度降下来;并提出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以后,可能产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读后很受启发。我们认为,我国人口多,基数大,增长快,正面临着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     

试论民族问题的实质

我们伟大的祖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穆穆雍雍的民族大家庭里,必须正确处理民族问题。要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必须把它和社会革命问题联系起来对待。必须明确,民族问题不是什么独立自在、一成不变的问题,它是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而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在实现四化的过程中,正确地认识民族问题的实质,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对于做好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主客体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吗?——与吕国忱同志商榷

吕国忱的《列宁主体客体观的重大转变——<唯批>与<哲学笔记>之比较研究》一文,误解了《唯批》对经验批判主义批判的实质,任意歪曲、篡改列宁关于主体、客体的本意,错误地认为《哲学笔记》肯定了经验批判主义的根源即主客体的统一,而《唯批》却发生了否定主客体统一的错误。该文所确认的现象、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同时含有主观和客观两种因素,是向马赫主义的复归;其所提出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主客体关系问题,更是对唯心主义的妥协,对唯物主义的背离。     

应当如何思考无限性?——与赖金良同志商榷

<正> 赖金良同志在《关于有限和无限辩证关系的思考》(见《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6期。以下简称赖文)一文中,认为唯物辩证法关于有限和无限的一些主要命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片面之处”,并提出了他的新见解。对于他的一些新见解,我不敢苟同,特提出来共同商讨。     

思想先于语言吗?——与周建人同志商榷

一年前,周建人同志发表《思想科学初探》一文,言简意赅,读了颇受启发.文章提出了思想与语言产生的先后问题,思想是先于语言的,语言是先于文字的.他说:“‘思想——语言——文字’这一串相连的环节,可以肯定,思想放在首位.”我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文字后于语言,这似乎不成问题,但说思想先于语言,就值得研究了.“是思想先于语言的吗?”我觉得问题就出在“思想”二字上面.     

项羽为什么失败?——与齐子义同志商榷

<正> 在《南阳师专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社会科学版上,读到齐子义同志写的《谈“鸿门宴”的结局》一文觉得他分析细致,批驳了一些对项羽之所以终于放走刘邦的唯心主义解释。我认为,他的批驳有论有据,是基本正确的,可藉以澄清一些糊涂思想。但是,子义同志说:“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坚持领主贵族的反动立场,分封诸候,开历史倒车。”并从而把项羽所说的“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