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诗经·关雎》篇主旨再认识

作为《诗经》之首的《关雎》篇,历来为治《诗》者所重视.封建时代均解说其主旨为赞美“后妃之德”,但这一解说在现代颇遭非难.认为其系封建道德说教,故多不采信.本文从考察周初进一步强化父权制,扫荡母权制遗风,以建立嫡长子继承为核心内容的宗法制度入手,结合历来对《关雎》文本训释的辨析,认为美“后妃之德”实为《关雎》篇主旨之正解,它深刻反映了殷周交替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礼乐精神与女子教育——“《关雎》之义”辨证

《关雎》最初是用于女子教育的作品。《关雎》的叙述者是女子教育的主持者后妃,她教给年轻女子采摘荇菜和准备祭祀等劳动技能,让她们学会相互协作和配合,同时使用琴瑟钟鼓之乐教育年轻女子达成性情之平和,养成内在心性气质和外在容貌举止的淑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行》以及“上博简”《孔子诗论》都只是用诗,与《关雎》之义没有直接关联。《史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和“周室衰而《关雎》作”两条材料,习惯视作《关雎》讽刺说和诗篇晚出的关键证据,但历来对这两则材料的理解存在断章取义之弊,属于严重误读。《关雎》是周人制礼作乐最早的重要作品之一,表征了周文化的礼乐精神和对女子教育的高度重视。     

《孔子诗论》中《关雎》论释义

《孔子诗论》中的《关雎》论,近几年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训诂和释义,许多观点颇有见地。但有些问题似乎仍然不甚明了,尤其是学者们在解释这些简文时,往往只注重考证文字本身的含义,而不重视对全文的融会贯通,因此,使得《诗论》中的《关雎》论至今仍难以明确。在此,我们本着以解释文本为主,联系先秦两汉诗学的特点来释义的原则,试图对《孔子诗论》中的《关雎》论,予以重新审视,并以此来论证《诗论》与孔子及《诗序》的关系。     

《关雎》的原始结构与爱情本相

《关雎》是《诗经》第一诗,但《关雎》的结构却很少引起讨论。本文支持《关雎》错简说,并从“《关雎》之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风雅七诗的结构、采艹杏的劳动程序、《诗经》中“采”字的位置与频率五个方面探讨了《关雎》的原始结构;又从“关关”并非雌雄和鸣、《关雎》中鸟与人的对应关系两个方面,演绎了这个上古时代的爱情故事——贵族青年单恋平民少女的乐哀情怀。     

《孔子诗论》与戴震的《诗经》研究

戴震反对前人舍《诗序》而论《诗》,以毛、郑为“陋儒”,定郑、卫为“淫诗”的作法,肯定了《毛诗序》为子夏之学,即使非其亲为,而其中之师承当不诬;并且认为,“变风变雅”也如“正风正雅”一样,同样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与“里巷狭邪”,淫僻烦惑之事毫无关系。由今日出土的材料可见,戴震所言与《诗论》的意旨极其相近。以《孔子诗论》与戴震治《诗》的基本观点作比较,说明了戴氏的《诗经》研究著述对今日的《诗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诗论》也为研究戴震的治《诗》成就出示了证明。     

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见"礼"的内涵解读

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见"礼"不多,总共只出现四次,分别用在《清庙》、《大田》和《关雎》的评论中。笔者在考察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认为,"礼"在这几处评论中分别被赋予了"礼仪"、"礼制"、"礼制思想"、"礼治"、"礼俗"和"中和思想"等含义。《孔子诗论》通过用"礼"论诗,表达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但在具体论述时,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就诗论诗,较好地揭示了诗的内涵。     

上博简《诗论》第17号简“《将仲》之言”探析

《诗经·郑风·将仲子》篇的诗旨历来多有争论,汉儒谓之为“刺庄公”之作,宋儒以“淫诗”视之,当代学者则多以“人民性”解读此诗。上博简《诗论》17号简对于此诗的评析,证实了《将仲子》篇关于“郑伯克段于鄢”史事的影射,简文中的“言”即指庄公之言,“不可不畏”表明孔子对于庄公这种心口不一的“巧言”的畏惧。《诗论》所评代表了孔子时代的道德评判取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说“寤寐思服”

《诗·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服”,《毛传》释“思”,《郑笺》释“事”。后世多从《毛传》而无异议。但释“服”为“思”,先秦典籍中无旁证。王力先生说:“解释古书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如果某字只在《诗经》这一句有这个意义,在《诗经》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意义,在春秋时代(乃至战国时代)各书中也没有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不可靠的。”(见王力为向焘《诗经词典》写的序文)这话说得极是,释“服”为“思”就属于这种情况。     

《关雎》是一首思妇诗

学术界关于《关雎》有多种解释,我认为它是一首思妇诗。“雎鸠”二字,涵容着民族历史文化意蕴,它甚至带有生殖崇拜文化意味。傅道彬运用荣格的原型理论指出《关雎》以雎鸠起兴,旧注“雎鸠”多误。他认为“雎鸠的意思是雄性的鸠鸟,雎鸠就是男根的原型”。《关雎》以雎鸠关关鸣于河洲求偶为兴,其暗示出来的男欢女爱意味是不言自明的。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集传》)。《关雎》首言雎鸠以喻雄性,象征君子。如果按照朱子之说,这显然言的是“他物”——神圣男根。那么雎鸠又引起谁的所咏之辞呢?我认为是诗的主人公:淑女。     

南宋科场文体典范--陈傅良试论研究

试论是宋代科举取士的主要文体之一,在科举导向下出现了大量的试论文章。其中著名理学家陈傅良的试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文学技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可以称得上是试论这种科场文体的典范,在南宋产生了很大影响,可惜此前很少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其试论进行个案研究,希望起抛砖引玉之效,以丰富对南宋散文和科举文体的认识。     

四书本文与集注思想的关系问题探析——以《中庸》第一章为对象

《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个篇章,属先秦元典的一部分,后为宋明理学家所关注,并成为四书的重要构成部分,朱熹所作《中庸章句》便集中体现了这种学术上的传承与变化。可以说,《中庸》本文是对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不自觉地继承与发挥,而集注思想则凝聚了理学家们尤其是朱子的心血,集注在全面领会四书本文精神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发挥了四书本文的思想,这既是对前人思想的有效继承,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天命、性道思想一贯发展的必然结果。     

李贽“童心说”对俗文学的影响

以通俗小说和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一向被封建统治者和正统文人所不齿。明代李贽以“童心说”出发论文,“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使通俗小说和戏曲可以具有与诗、文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李贽在实践上投身戏曲、小说批评,提出化工与画工的概念,初步建立起戏曲、小说批评模式。李贽这种以“童心”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观改变了俗文学一直被看作地位卑下文体的传统观念,不仅从美学品位上提高了俗文学的文本价值,并且促进了俗文学的传播和普及,对当时俗文学的繁荣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论文天祥的儒学思想与人格精神

文天祥是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人格精神可一言以蔽之"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之所以拥有这种人格精神,实与他沟通了必然之"命"与当然之"理"的观念有密切的联系。文天祥的一生,是"君子自强不息"的典范,也是知"道"循"道"卫"道"的楷模。从他一生的事迹可以看到作为思想家的文天祥与一般的学者不同的是:他不仅以理论的探讨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以其鲜血和生命实践了他所服膺的儒学之基本价值,从而耸立起一座儒家人格精神的历史丰碑,让世人在敬仰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和人格上的锤炼。     

论李顒学术思想的王学特征

李(禺页)吸收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以“致良知” 为本体,并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但他所谓的朱子的工夫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王学化了的。在以“致良知” 为本的基础上,李(禺页)提出了“悔过自新”说,更进一步体现了其以王学为本的思想特征。     

对《论语》“今之学者为人”的诠释与宋代儒学的内倾

从先秦到汉唐时期,众多学者都对"今之学者为人"一语进行了解释,且大多偏向从负面理解"为人",但具体解释又并不一致。到宋代,对"为人"的理解方面的歧异进一步加大。有的学者认为"为人"没有贬义,有的学者则把"为人"完全作贬义使用。南宋中期,朱熹进一步强化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区分,将为人之学作为为己之学的对立面加以彻底否定。对"为人"诠释的这种变化,是宋代儒学内倾的反映。当时,众多儒家学者将理论思考的重心从社会政治实践领域转向内在的心性修养,因而,强调内在心性修养的"为己"之学受到格外的重视与强调,而"为人"作为"为己"的对立面,则逐渐被赋予了完全的负面色彩。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     

李梦阳诗歌艺术渊源论——以创作实践为例

李梦阳诗歌的艺术渊源,以往学者多从理论上进行了辨析和考论,正本清源,还原了李梦阳诗学理论的本来面目.本文拟从创作实践角度对李梦阳诗歌艺术渊源再行探讨.本文认为,李梦阳的诗歌是对前朝历代诗歌艺术传统的全面继承和学习.在情感内涵上表现出对<诗经>抒情言志传统和"风雅"精神的有力继承;在创作思想上表现出对乐府诗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格外倾慕和青睐;就具体字句运用来讲则主要是对唐诗字句技巧的学习和摹仿,但在学习摹仿具体技巧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唐诗、杜诗的内容、风格和精神实质.李梦阳诗歌复古革新的本质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复兴古诗的审美本性,二是复兴古诗的风教传统.     

试论中国传统建筑的“礼乐精神”

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理念主要受到“礼乐精神”的影响 ,表现在择中立城与礼制观念、诗意的庭院、宜人的尺度等方面 ,而礼乐精神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今天 ,我们应发掘这些传统的优秀文化精神 ,努力用今天的手段实现“天人合一”、“人文主义”、“礼乐互补”,以满足新的人民生活需求。     

《周易》卦爻辞中的“征伐”与“田猎”

“征伐”是古代政治活动中的大事。《周易》卦象中震、离、坤、巽代表“征伐”。古代的田猎活动属于军事演习,《周易》卦象中离、震、艮象征田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