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语音迷信的民族差异比较及其传播修辞价值

数字语音迷信是一种没有科学依据,依靠联想、心理暗示或附会,崇信或忌讳语音的数字及其组合的社会现象。本文对比分析了汉族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数字语音迷信及其成因的异同,概括了汉族数字语音迷信的特点,阐述了数字语音迷信的传播修辞价值,尤其是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营销价值,指出中外数字语音迷信在奇偶数、具体数字及其含义、运用领域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汉语数字迷信多是谐音数字组合。数字语音迷信具有重要的营销价值。     

面相、阐释与实践：近代“迷信”话语的三次建构（1900—1937）

1900—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权更迭和思想激荡的特殊时代。这一时期，由日本传入的“迷信”一词，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历经三次社会建构，而个体、群体和政党依次充任三个时期的建构主体。从“迷信”话语建构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清末新政时期是“迷信面相”的呈现阶段；五四时期是“迷信”话语的阐释阶段；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是“反迷信”的实践阶段。从“迷信”话语折射出的思想冲突来看，“中体西用”和“崇尚西化”构成知识分子认知冲突的内在逻辑，而国家权力不仅可以限定“迷信”的指涉对象，而且在舆论宣传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迷信”话语建构的历史趋势来看，其内在逻辑不以权力干预而转移方向，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调适的社会语境下，沿着既往思想路径循序渐进和逐步升华，最终内化为人们思维意识和语言表达的一部分。     

略论洪秀全对基督教的取舍与利用

洪秀全将西方基督教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百姓的迷信观念和斗争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 ,使之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但是 ,由于洪秀全对基督教所知有限和随意取舍 ,基督教在他那里变得荒诞不经 ,这就为其政权最终被西方传教士所抛弃埋下了伏根。     

质疑“封建迷信”

“迷信”一词的含义,依据《辞海·迷信》辞条的解释,是指相信星占、卜筮、风水、命相和鬼神等;也指盲目地信仰或崇拜。站在科学的立场看迷信,它的确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与科学根本对立的社会意识,如果任其泛滥,只能导致社会愚昧落后。因此,必须无情鞭挞,坚决反对。但我们在长期的反迷信宣传教育中,通常在“迷信”二字之前加上“封建”一词,不仅令人费解,也使人感到“迷信”一词的义旨非常狭窄。迷信本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精神、心理现象,从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源于原始自然观和神话自然观。之所以长期存在,代代相传,以至形成深厚积习…     

中间群体: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

在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中间群体。其产生,或源自天然,或应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需,带有国家政权或乡村社会或兼具二者的秉性。其产生后,与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均展开互动,对二者的影响或强或弱,或协同或冲突,进而作用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进。在互动中,有限的空间、独立的意志和自身的能力三者制约着中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对中间层的分析可以丰富"国家-社会"理论范式。     

闽国的宗教、方术对政治的影响

五代时期的闽国较其他政权灭亡较早 ,原因与宗教、方术与政治的互相影响有关。闽国依靠王氏宗族的力量而建立 ,由于多种因素 ,实行崇兴佛道巫教的政策 ,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流弊。王审知之后的历代闽主日益迷信宗教和方术 ,甚至借用巫道方士的力量加强王权 ,与宗室集团对抗。激烈的政治斗争使闽国陷入内争而亡国。     

高诱思想述要

<正> 汉、魏之际,我国古代思想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一方面,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一个与旧哲学有较大差别的新哲学正在酝酿和萌芽之中;另一方面,被两汉统治者奉为正统思想的经学已失去了信仰,一个与旧经学有较大不同的玄学思想形式正在孕育和形成着.这种趋势的出现,固然是由于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和东汉政权衰亡的结果,同时也与一批思想家敢于反对神学迷信,突破儒家经学的藩篱,注意先秦诸     

论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社会风俗变革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依据苏区的实际,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从妇女解放、保护婴儿和儿童、禁烟戒毒、反对迷信、流民改造等方面着手,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动苏区的社会风俗变革.这种社会风俗变革对改变苏区民众的落后风俗,培养进步、科学的文明风俗和习惯,重新建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巩固新生的工农政权,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太平天国的政权兴亡与宗教文化——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

太平天国的宗教是中国化的基督教,是西学东来、中西合璧的神学思想。太平天国以教兴国,又以教亡国;拜上帝会从革命的理论武器沦为坑人的精神鸦片;洪秀全晚期鼓吹宗教迷信,实践与理论严重背离,天京政权腐败蜕变最终覆灭……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奇观”为何解读?本文提出了一种平实而又独到的诠释和论证。     

迷信文化的跨文化比较

迷信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我国和西方国家在风水、数字、动植物、婚俗、丧葬礼俗、行业等方面的迷信文化的差异与各国之间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     

柏拉图与孙中山:政治权能关系的跨时空思考

民众和精英谁该掌权?这是柏拉图对话的一个重要主题,可称之为"柏拉图之问"。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普罗泰戈拉主张民众应该掌权,因为神所赋予人的政治德性是人人有份的;在《国家篇》中,柏拉图主张精英应该掌权,因为政治智慧只有极少数人才具有。这两种回答,各有其不足:前者忽视了民众因缺乏能力而掌不好权的问题,后者则陷人民于既无能又无权的境地。孙中山提出"权能分别"说,成功解答了这一难题。他把政治上的权力分为权与能,主张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把人民的权称为政权,政府的能称为治权,主张人民掌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掌治权以服务人民。这套学说不仅具有学理上的原创性,而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具有一定启发性,即让政府因能、绩俱佳而保有治权,把本属人民的政权逐步落实给人民。     

村民自治条件下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现象透析

在村民自治条件下,一些农村封建迷信大有抬头蔓延的趋势,农村封建迷信泛滥的原因有历史的遗留、农村基层组织权威的下降、经济分散化、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封建迷信泛滥给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造成严重的危害.治理农村封建迷信现象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日本保守主义政治传统与天皇制关系论说

保守主义是日本重要的政治传统之一。日本的保守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具有相同特征,但也具有日本自身特色。日本的保守主义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只是人们对日本政治发展史特征的描述性概括。日本保守主义政治传统的形成与天皇制具有密切的关系:天皇制导致日本形成了二元化权力体系,而二元化权力体系又促成了日本的保守主义。天皇制是日本形成保守主义政治传统的根本原因。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当代中国国家权力纵向配置:制度困境与变革思路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涉及一国权力配置的原则、制度、方式等一系列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所呈现的不规范性、非制度化,迫切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找到中央与地方间集权、分权的合理均衡点,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民主、高效、充满活力的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体系。     

农民利益表达与农村政治发展

利益表达是一定主体与政权机构之间的政治互动行为,它既是主体实现利益保护、权利维护、政治地位提高的必要环节,也是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农民利益表达能为农村政治发展提供强大的功能驱力,其实现程度关系到农村民主发展的程度和政治系统的运行状态,应着力构建农民利益表达与农村政治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碎片与裂变：迈向全球政治人类学

宇宙无穷无尽，文明的进步减轻了我们祖先曾经历的艰难困苦，同时也造就了各种新风险。     

现代科技创新的政治动力与政治负赘

现代国家的科技实力与政治实力成正比,这种关系的日益凸显使科技活动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主体的政治管辖范围。国家对科技发展的政治规划能在客观上带动科学技术的整体进步,同时也引发了科学精神与政治利益的冲突。政治势力过多地涉入科学界,还容易使学术分歧与政治斗争纠合在一起。现代综合性的国防科技体系关涉的领域越来越广,这使整个科技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过度政治化的科技体系会对科技创新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国家政治对科技系统的干预应适度。     

Ethnicity,inequality, and perceived electoral fairness

Establishing electoral legitimacy across the population is vital for democratic stability, yet in contrast to other measures of political support, perceived electoral fairness has received scant scholarly attention. Moreover, while research into other measures of political support has shown that they differ by both ethnic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no study examines both at once, potentially overlooking important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variables. This paper combines data from the Ethnic Power Relations project and the World Value Survey to examine respondents’ perceptions of electoral fairness according to their ethnic group’s access to power, their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these two. It finds that one’s ethnic group’s political status does affect perceived fairness, but that the effect interacts strongly with one’s socio-economic status. Poorer members of non-represented ethnic groups have significantly lower perceptions of fairness, while richer members’ perceptions do not differ from those of represented groups. The results suggest a levelling effe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ethnic inequalities.     

休谟论正义规则实施的三种动力

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但正义作为一种规则在社会中又是极其脆弱的。正义的脆弱性决定了研究正义实施问题的重要性。休谟的政治哲学包含深刻的正义实施思想,他认为,个体在合作博弈中追求长远利益的动机,及正义之道德情感构成了正义规则自我实施的重要动力;而政府权威的"第三方强制"则构成了正义规则实施的外在因素。休谟的正义实施思想对于我们理解正义规则在社会中的实现及稳定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