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过失犯罪刑法规范的完善

社会生产和生活日益现代化,使过失犯罪的发案率也有了明显增长,并且过失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也日趋严重。如我国近年来先后发生的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案,浙江金华市“元宵灯会”特大人身伤亡案,上海“3.24”列车相撞事故案等许多过失犯罪案件,其伤亡之惨烈,损失之巨大,影响之恶劣,均为建国以来所罕见。过失犯罪日益增长的发案率和危害性,不仅要求我们强化安全管理工作,提高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科技素质,以减少和堵塞一切可能发生过失犯罪的漏洞;还要求我们及时修改立法规定和调整司法手段,进一步完善和严密惩治过失犯罪的刑法规范,以保证有效地发挥同过失犯罪作斗争的刑法功能。本文     

浅谈信赖原则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

伴随着新过失犯罪理论产生的信赖原则已成为当今社会限制甚至是阻断过失犯罪的重要原则，其理论根据是“被允许的危险”、“危险分配”和社会相当性理论。根据其理论基础、适用的范围和主客观条件，我们认为它不仅仅局限于交通领域的适用。在我国科技发展的今天，过失犯罪的激增，如交通肇事罪、医疗事故罪等，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系统地构建信赖原则及其相关的基本观念，实践中有意识地注重信赖原则及其相关理论的具体运用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论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业务”与“职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业务过失犯罪不同于职务过失犯罪,在研究中应予以区分。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业务过失犯罪主要有18种。当前对这些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存在规范层面、理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法定刑配置问题,二是刑罚目的偏重于惩罚而忽视预防,三是刑罚效果不容乐观。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另一方面无助于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因此,有必要通过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协调刑罚的目的、关注刑罚的伦理性与注重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法及时解决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     

论刑法理论中的违法性认识

刑法理论中的违法性认识不应仅局限于故意犯罪的场合来讨论.在把刑法理论中的违法性认识分为实质的违法性认识与形式的违法性认识之后,违法性认识应被扩展到过失犯罪场合和刑罚论中予以讨论.实质的违法性认识即社会危害性认识也是过失犯罪的成立必须联系的一个因素.实质的违法性认识与形式的违法性认识通常互为表里.形式的违法性认识既影响罪之成立,又影响刑之轻重.     

社区民警该不该是社会保姆

如果我们问幼儿园的小朋友,警察是干什么的?恐怕他们中十之七八都会回答:“抓贼。”或者是“抓坏人的。”在所有公安题材影视作品中,多数镜头也集中在民警与犯罪分子的斗智斗勇中。然而大案要案的发案率毕竟很低,更多的民警实际上每天都在默默地从事着更加平凡但也许是更加艰难的社区工作。很少有人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一个社区民警的工作职责并非像幼儿园小朋友说的或者影视作品描述的那样简单,其身负的职责竟然多达140多条。于是,“警察的主要职责是什么?”“民警究竟该不该做社会保姆?”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问题,成了公安机关为之头疼,并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也成了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共同过失犯罪观念之破与立

共同过失能否成立共同犯罪,理论上素来存在着争议.基于对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违反,在立法论上应承认共同过失犯罪的存在.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要求两个以上的行为人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并实施了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行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在共同违反注意义务上都存在过失.     

海富润案剖析

1782年(乾隆47年)5月,在回族史上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所谓“海富润案”(以下简称“海案”)。该案涉及范围达广西、广东、湖北、江苏、安徽、云南、陕西、浙江8省之广,乾隆皇帝为此多次发布上谕,声势之大,震惊朝野。本文试图着重对乾隆直接干预“海案”,使其得以平息之原因,“海案”的性质及乾隆与“海案”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学者和同志们。     

刑事视野中的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

国内外关于过失危险行为应否犯罪化存在很大争论.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对部分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对犯罪化的过失危险行为的处罚要尽量经济合理,注重利用非刑罚方式预防过失犯罪的发生.     

林长民与五四运动--兼论五四运动的起源

五四运动爆发之前 ,在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围绕着“铁路统一案”与“山东问题”的斗争中 ,林长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先是致力于铁路统一案之提出与实施 ,继而力主把青岛问题与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济顺、高徐两路联系起来 ,之后又运动拒签和反对与日直接交涉。从整个过程来看 ,林长民与五四运动之发生、发展关系密切。从中也可以看出 ,五四运动虽因外交问题而起 ,但其中杂有许多内政的因素。五四运动既是社会变动和文化变化的结果 ,也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分化互动的结果     

论老子“无名之朴”的和谐管理思想

“无名之朴”在阐释“道”的特性时所坚持并强调的一种“玄同”思想。这种“玄同”思想要求其管理者以一种“不尚贤”和“不贵难得之货”的“无名”平等观来化解那些由社会等级差别与贫富分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管理。老子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当今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意义。     

犯罪结果及其分类新探

“犯罪结果”之传统定义存在着极为明显的矛盾和漏洞。一是将“犯罪结果”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混为一谈甚至等同起来,二是使犯罪结果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把罪结果”并不是指危害行为给客体造成的一般损害,而仅指其中的物质性损害,即有形损害,因此不应包括非物质性的无形损害。在犯罪结果中,既存在定罪结果,也存在大量的量刑结果,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指过失犯罪与间接故意犯罪）,犯罪结果才是犯罪构成不可缺少的要件。     

共同过失犯罪相关问题探析

关于共同过失犯罪问题,特别是围绕共同过失犯罪能否成立共同犯罪的问题,国内外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之争,难以形成基本的共识。面对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立足于刑事司法实践,借鉴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有必要对共同过失犯罪相关问题重新予以认定,并进而使之纳入我国共同犯罪的范围。     

司法权力的限度——以美国最高法院与妇女堕胎权争议为中心

在“罗伊案”(1973)中,以妇女堕胎权系宪法隐私权为由,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全美46个州的反堕胎法,认可了妇女在胎儿存活期之前的自由堕胎权。由此,反对妇女堕胎权的生命权利运动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限制甚至是推翻“罗伊案”的政治游说和司法挑战。在“凯西案”(1992)中,最高法院维持“罗伊案”的基本判决,同时也认可了各州对妇女堕胎权的种种限制。从“罗伊案”到“凯西案”的发展表明,最高法院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司法干预,效果极为有限,而且,司法一旦介入,又因其自身的逻辑使之难以脱身。     

城市之绘画——以《清明上河图》为中心

我想论述都市景观的绘画是为了在中国和日本目前的“现代化”的整个潮流中,城市生活环境破坏成为特大问题的时候,以美术史研究者的立场,重新认识传统的城市之美。“现代化”的意思,就是在生产功能方面,运用新的科学技术而达到“工业化”;也就是为实现这目的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合理化”;让以前的农业为基础的生活向以城市为中心的生活转变的“都市化”;由于西洋率先实现,因此对我们东洋人来说,     

古汉语“之谓”、“所谓”结构新探

“之谓”、“所谓”是两个常见的固定结构,在文言文中使用率很高。无论从数量还是就其特点来看,都很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它们虽然由单音词“之”、“所”、“谓”为基础组合而成,但一经组合,意义和用法就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因此,不能从“之”、“所”、“谓”单个词的角度去理解它们,也不能将它们看作是两个词的简单相加,否则就会不得其义或发生误解。故弄清“之谓”“所谓”的用法和区别,对正确理解古文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论和谐社会的轻刑化构建

轻刑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也是刑法国际化的要求.应对普通过失犯罪刑罚适当民法化,而对职务犯罪刑罚适当趋重.应进一步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对过失犯罪普遍规定单处或并处罚金刑,并完善对未成年人犯罪罚金刑的适用.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死刑规定,削减死刑罪名,完善死刑的适用条件,取消绝对死刑的规定.     

法律规则与原则区别及冲突原因分析——以“泸州遗赠案”为切入点

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讨论历来已久,“泸州遗赠案”的发生,又使之讨论更加激烈,本文欲以“泸州遗赠案”为切入点,法律规则与原则区别,简单探讨法律规则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冲突的原因.文章并不在于深究此案的结果是否正确,而重在提供一种思考的进程或者考虑的因素而已.     

预防高校入室盗窃案件之我见

目前,高校入室盗窃案时有发生,影响了学校教学和生活的正常秩序.为了维护高校的稳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打击违法犯罪分子,针对高校盗窃案件的特点原因作系统分析,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和预防措施,降低入室盗窃案件的发案率.     

汉代“劫质”行为与未成年受害者

汉代“劫质”行为是军事政治争斗的手段,也构成了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劫质”以未成年人为对象是常见的情形.研究当时未成年人生活,应当对于“劫质”现象中的相关情节予以关注.有人“劫执”桥玄少子以“求货”,桥玄以强硬态度拒绝,并力促攻击犯罪者,致使其子被杀.桥玄又建议朝廷“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据说因此降低了“劫质”发案率.人们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反映了面对“劫质”犯罪不同的情感倾向和处置方式,可以看作社会史和司法史研究的重要素材.而未成年人在法律和亲情复杂纠结时完全被动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生命权利在作案者和办案者双方都未得到应有的尊重,甚至其生死在历史记忆中往往缺失的情形,都值得人们深思.     

从《水浒传》的“互文性”看其“经典性”

作为一部内涵丰厚、文法高超的英雄传奇小说经典,《水浒传》之“互文性” 大致可分三个层面：与其前文本所发生的上行“互文性”,与其大略同期的文本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以及与其后文本所发生的下行“互文性”。就上行“互文性” 的情况来看, 《水浒传》的文本来源主要有二：除了对《史记》经典细节的化用,还有对杂剧章法的借用。与《金瓶梅》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的情况也并非仅仅限于“借树开花”、“借鸡生蛋”,而是二者通过互相点化或戏拟某些经典故事来反讽社会现实。由《水浒传》对《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派生的力度与强度,我们更感受到它“之所以成为经典” 的文本魅力。从《水浒传》这一经典文本的沿承与传播状态推演开来,可以说一部小说的“互文性” 之强足以成就其“经典性” 之高,或者说一部经典作品的“互文性”与“经典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