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霍松林先生“文艺学概论”中超阶级的“人性論”

阶級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論的基础和核心。現代修正主义者搬出了虛伪透頂的“人性論”反对文艺上的阶級論,企圖从根本上挖掉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論的牆脚。他們鼓吹抽象的“人性”“人类共性”,把实际上是腐朽的資产阶級人性說成是一切文艺的“基础”,从而达到为資产阶級复辟开闢道路的目的。霍松林先生在“文艺学概論”(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以下引該書文只註明頁数)中系統地宣揚了这种超阶級的“人性論”观点。     

关于“陈风”“月出”篇——与高亨先生商榷

讀了高亨先生对“詩經”中“陈风”“月出”篇的新解和他的几篇答辯文章以后,觉得还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现在就把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是否有当,尚望高先生和讀者們不吝賜教。高先生在为答辯王迺揚先生的批評而写给“文史哲”编委会的信中說:“我理解此詩的主要根据是此詩第二章說:‘佼人(忄刘)兮’。旧說‘(忄刘)好貌’。而陆德明“經典釋文”載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他认为“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于是便从“尔稚”、“尚書、“詩經”、“逸周書”等古籍中找出了“刘、杀也”的古訓,并又根据第三章的“燎”的本义是焚燒,从而便認为第一章的“僚”乃“繚”的借字,于是便構成了“     

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須理論联系实际

毛主席的著作是中国人民的偉大財富,它是我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們工人店員学习毛澤东思想、读毛主席的書,一定要贯彻理論結合实际的学习方針,理論結合实际掌握得好坏是决定学习理論成败的关键。毛主席曾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說:“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     

读者作者编者

編輯先生: 讀貴刊一九五七年第四期徐薺甘先生“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批評問题”一文,內容有涉及我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发表的“对李亞农先生‘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与‘殷代社会生活’二書的几点意見”一文者,謹提出一点答辯。     

元代的“不蘭奚”

在元代的历史文献中,我們經常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等詞,这些詞的含义是什么呢?蔡美彪同志在他編著的“元代白話碑集录”第九頁注四中解釋說:“‘不蘭奚’或譯‘孛蘭奚’。元代逃亡之农奴无主認領,即‘发付有司,牧系当差’(‘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成为官奴。‘不蘭奚’主要即指此种人。‘元史’及‘通制条格’、‘元典章’諸書中又有所謂‘闌遺’‘欄遺’者,亦即此詞之異譯”。从“元史”“通制条格”和“元典章”诸書中,我們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是一“詞之異譯”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不蘭奚”的含义却不象蔡同志所說的那样,我們認为,蔡美彪同志的解釋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不蘭奚”在元代社会中有着极大的特殊意义。“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为“不蘭奚”立了專节或專門,这不是偶然的。研究元代社会經济和政治的     

“大同書”的評价問題与寫作年代——简答湯志鈞先生

湯志鈞先生的“关于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文史哲”57年第1期)对拙作“论康有为的大同書”的批評,其核心涉及有关“大同书”評价的根本問題。这就是:康有为的“大同書”基本上是進步的还是反动的問題。分歧在于:湯先生認为該書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是康氏晚年“麻痺群众”“反对革命”,“主張保皇复辟的理論基礎”(均湯先生原文)。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而認为“大同書”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康有为早期主張資產階級只主、自由的進步思想。下面就湯先生的論断簡單提几点意見。     

帝国主义在中国最早设立的三家银行考

帝国主义在我国設立的第一家外商銀行究竟是什么牌号,直到现在还不很清楚。根据許多書上的記載。有的說是东方銀公司,一說是远东銀行,还有的說是东方銀行,而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牟安世著的“洋务运动”一書里,說成是东亚銀行。但据我的考証,这第一家在中国境內开設的外商銀行的牌号应該是丽如銀行;上述的东亞、东方和远东各种名称,实际上都是从英文行名“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意譯而来的。 認为东方銀行与丽如銀行并用之說所根据的资料,是1850年以来的“北华捷报”。但这是一份英文报紙,里面并无中文,因此所謂东方銀行云者,仍旧是从英文行名意譯而来。我們知道,在中国的一般外商企业,均各有一个中国行名,甚至把它作为商誉,在资产鱼債表里占着相当地位。所以,东方銀行与丽如銀行并用之說,似并不能从“北华捷报”上得到証实。所肯定的資料,系根据当时官文書的記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9,頁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頁71),又見之于私人的著述(徐润——“徐愚齋自叙年譜”);而另一可靠的证据則是“申报”。例如1884年5月21日申报載有丽如銀行倒閉和新丽如銀行重开消息,其間并无提到东方銀行或新东方銀行。关于这第一家外商銀行设立的年月,傳說也是不一。徐潤說它创立于1849年(“徐愚齋自叙年谱”);伪上海市通志館認为是1848年设立(该館期刊第二年第547頁);牟安世亦主此說(“洋务     

关于中國古代最早記載石油的問題

看到文史哲1956年12号王仲犖先生“古代中國人民發見石油的歷史”一文,引証了不少古籍中关于石油的記載,对于研究中國文化史和經济史是有用的。但是对于王先生所說中國古籍中对于石油的最早記載,我有不同的意見。王先生認为最早記載石油的是張華博物志。并注明“書成于三世紀末年”。但是,我認为中國最早     

象欧阳海那样把一切献给人民

我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讀完了长篇小說《欧阳海之歌》,合上书本,禁不住心潮澎湃,耳畔經久不息地回响着欧阳海那“高举革命紅旗,干哪!”的呼喊声,眼前仿佛出现了英雄巍峨的身影。我們深深地感到,这不是一本一般的文艺小說,而是一本教育青年的生活教科书,它通过欧阳海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告訴了我們:作为无产阶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应該怎样生活,怎样斗爭,怎样才不愧为伟大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欧阳海那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强烈感情,高瞻远矚的革命胸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不怕一切困难的硬骨头气概,都鼓舞着我們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奋勇前进。     

关于“大同書”的寫作过程及其内容發展变化的探討——兼与李澤厚、湯志鈞二位先生討論关于“大同書”的估价问题

为了正確的估价康有为的“大同書”——这个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偉大著作,研究一下康氏“大同書”的寫作年代及其内容的前后發展变化,会能帮助我們很好的接受这份歷史遺產的。一 1955年“文史哲”第二期,李澤厚先生發表了“論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認为“‘大同書’虽然成書極晚,虽然其中还夾雜着某些康氏晚年的思想;但是,其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却是產生得颇     

略论文艺工作者学习社会——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話》的“引言”中,毛主席在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态度問題、工作对象問題和第一位的工作問題之后,紧接着提出了一个学习問題。毛主席說:“我的意思是說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在談到学习社会的时候,毛主席又說:“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說,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級,研究它們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內容和正确的方向。”     

对“論孔子思想”一文中錯誤观点的自我批判

“論孔子思想”一文是我于1957年上半年写的,发表在同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四期。当时写那篇文章,是基于不滿于現在一些書刊中关于孔子若干具体問題的以及对孔子整个思想的簡單化和絕对化的解釋、看法。举例說,如解“天命”之“天”为上帝,“命”为宿命論,說“中庸”为調和、妥协,否認孔子思想中有辯証的和唯物     

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是“人民”嗎?

陸侃如馮沅君兩先生的“中國文学史稿”中“东周的哲学散文”一節,講到“論語”說:“微子篇”記“楚狂接輿歌而过孔子”“長沮桀溺耦而耕”“荷篠丈人”三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民对儒家的看法。陸馮兩先生在“史稿”中对这三章无詳細的分析說明,只是很簡括的提了这一句。究竟这三章是不是“反映了当时人民对需家的看法”呢?我觉得还值得研究。我前兩年也教过此三章,我的看法却与陸馮兩先生不同,現在提出來同兩位先生商榷。正如陸馮兩先生所說“春秋中叶以后,土地逐漸由領主手中轉移到新兴地主手中;到了战國时     

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的歪曲?——評刘节先生的所謂“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总和及精义”

刘节先生《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載《学术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二期)一文,看来并非真正考虑怎样为无产阶級“当前政治服务”的,它的“精义”在于要同历史唯物主义爭历史的“其实”或“真相”。該文着重說:     

对冉昭德先生:“关於汉代生产奴隸与生产力水平问题”一文的意见

讀“历史研究”1958年第八期冉昭德先生:“关于汉代生产奴隸与生产力水平問題”一文后,对某些史料的解释,提出两点不同的看法。一、冉先生根据“史記:季布列传”关于濮阳周氏把季布卖与朱家为奴的一段記载,提出“从冒充‘家僮’的季布,事先要髡鉗来看,反映了汉代的奴隸待遇。”;又說:“汉律,五岁刑为‘髡鉗城旦舂’……汉代的五岁刑是徒刑中最重的一种,凡减死一等,卽入髡     

二程哲学性质辨析

孙叔平先生把二程学说的根本观点归结为:“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就其形而上者而言都是理,就其形而下者而言都是气,而形而下者是由形而上者产生的,所以一切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理.”很显然,孙先生认为“理”乃二程哲学的最高范畴.无独有偶,还有学者认为:二程学说的核心是一套封建的伦理道德学说,其哲学基础是客观唯心主义”.可以说这和孙先生的观点如出一辙.关于二程的哲学性质都是唯心主义,这点在学术界早成定论.但若把二程哲学一概归结为客观唯心主义,笔者不敢苟同.肖萋父、李锦全二先生在论及二程哲学性质时认为,“程颢倾向于主观唯心主义,程颐倾向客观唯心主义.愚以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倾向”二字仍缺乏力度.     

《哲学研究》载文评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说

《哲学研究》今年第4期发表了方克立的《关于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論问题》一文,評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說。文章說:“馮友兰先生在分析孔子‘仁’的思想时,实际上貫彻了一种超历史超阶級的抽象方法”,例如任分析孔子所說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命題时,馮先生認为,“应当区分它們的‘字面意义’和‘具体內容’?幼置嬉庖蹇?这些命題是超历史超阶級的,孔子所說的‘人’和‘欲’都是沒有阶級性的;从具体內容看,这些命題是有阶級性的,孔子所要爱的还是剝削阶級的人。”     

对“小雅大东篇釋义”一文的意見

孙作云先生的“小雅大东篇釋义”一文,發表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号“文史哲”上。这篇文章对“大东”篇的題义、詞句進行了詳細的解釋,对这篇詩的寫作背景以及所反映的歷史事实也加以叙述和印証,同时也从总的方面,指出这首詩的思想价值和藝術价值以及它在詩經三百篇中所占的地位。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这些看法,有的是確有见地,很值得重視的,但亦有些地方,个人認为还稍欠妥当,現在把个人的一些不成熟意見寫出來,请孙先生和读者指正。(一) 孙先生在文章的开头一句,就指出“大东”篇“应     

評周谷城的“艺术以情感为其源泉”論

艺术的源泉是情感而不是社会生活,这是周谷城先生近年来发表的美学論文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史学与美学》中,周先生說:“人的生活,可能不一定都有情感,但美或艺术或艺术品,都是以情感为共源泉的。”在《礼乐新解》中,周先生説:“主观     

论鲁迅的进化论思想

一“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给予鲁迅的崇高评价。什么是方向?敬爱的周总理说过:“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里就说出了鲁迅先生的方向,也即是鲁迅先生的立场。鲁迅先生最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所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对于人民,我们就要如对孺子一样的为他们做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由此可知,所谓方向,包括着反对谁,为谁服务和由谁领导这样三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毛主席称誉鲁迅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自然是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