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

梁启超是谭嗣同生死相托之人,梁启超将谭嗣同称为自己“讲学最契之友”.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在谭嗣同死后,梁启超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和阐发,并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刊发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梁启超在介绍谭嗣同的过程中,既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又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归为一派,在有意无意间加剧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关系的复杂性.     

论谭嗣同哲学的基本性质——兼与张立文同志商榷

谭嗣同是我国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位重要哲学家。在目前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讨论中,不少同志主张谭嗣同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最近发表的张立文同志《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一文(见《江汉学报》一九六四年六月号)也正是表述了这种观点;但也有很多同志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我认为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个进步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是唯物主义的。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同时也就张立文同志的文章谈一些意见,以与张立文同志及其它同志商榷。     

对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几点看法

近年来,在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方面的文章,就拿分析谭嗣同思想的文章来说,我所看到的,就已有三四篇之多了。在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说谭嗣同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有的说谭嗣同是唯心主义者。孙长江同志认为谭嗣同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我认为,是妥当的。但是,谭嗣同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与其政治思想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在变法维新运动中最激进的,而且发表过反封建君主制度激烈言论的谭嗣同在世界视上竟是唯心主义呢?孙长江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分析。我想围绕着这个问题说明我对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几点看法。     

新发现的谭嗣同书简

近日,孔夫子旧书网一书店出现了谭嗣同书信一则。经专家鉴定,此信为谭嗣同真迹。此信不见于《谭嗣同全集》等文献,属首次发现。谭嗣同真迹在民间罕见,故此信弥足珍贵。笔者将此信释文,并对收信人陈长橿的生平及其与谭嗣同的交往略作考证。     

谭嗣同和黄颖初

<正> 谭嗣同的朋友黄颖初,对谭的思想产生过一定影响;而谭的思想对黄也有所熏陶和激励。黄颖初(1873-1932),原名祖勋,后改名徵,浏阳人。他比谭嗣同小八岁,曾从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学习,而谭嗣同也是欧阳的高足弟子,虽然他们不同窗,却因老师之推重和彼此思想倾向相同,两人就成为亲密的朋友。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底(1896年10月底),谭嗣同回到浏阳(时谭氏在南京候补),     

《谭嗣同文选注》补正三则

<正> 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周振甫写的《谭嗣同文选注》收集了清末思想家谭嗣同的五种代表作,是一部有详细注解的优秀著作。同年,蔡尚思、方行编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徐义君著的《谭嗣同思想研究》,邓潭洲著的《谭嗣同传论》三本著作也同时出版。全集增订本大大超过以前的三联书店版,它是决定性的版本,后三部著作都遵循“文革”后的实事求是精神,作为     

百年谭嗣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谭嗣同是一位具有政治魅力和学术魅力的历史人物。１００年来,尤其是近２０ 年来,大陆的谭嗣同研究成果斐然,达到很高的水平。今后,若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 所突破,必须开拓新领域,寻求新视角。     

谭嗣同被捕时间补证

笔者在《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中曾指出:根据谭嗣同的3封狱中遗札,以及魏允恭在致汪康年函中所记其在1898年9月23日目击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由"步军统领监送登车"发交刑部的情景,可判断谭嗣同之被捕,就在政变当天,即9月21日(八月初六日).皮锡瑞《师复堂未刊日记》对此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     

关于谭嗣同戊戌北上的两个问题——兼与黄彰健先生商榷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黄彰健先生<戊戌变法史研究>一书中,著有<论光绪丁酉戊戌湖南新旧党争>及<谭嗣同全集书札系年>两章,深入研究了谭嗣同在湖南的维新变法活动,引证繁富,考证精当,为谭嗣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陆学者邓潭洲先生在其<为改革而献身的谭嗣同>一书中,对谭嗣同一生活动作了简明而准确的叙述,这一叙述是以他对谭嗣同的多年研究作为基础的.但上述两部著作在考证有关戊戌四月谭氏行踪方面,似乎仍然存在若干疑问.由于邓先生已经作古,无从请教.笔者在此不揣浅薄,特此提出,以就教于黄先生和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     

谭嗣同“坐以待捕”原因初探

通过考察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权限问题,运用史料,对两个流行的观点,即“谭嗣同八月初三夜独访袁世凯”和“谭嗣同八月初九被捕入狱”,加以质疑,提出谭嗣同“坐以待捕”的真正原因,固然有为维新运动不惜流血的献身精神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当时客观形势促成的结果。     

透析谭嗣同的政治哲学

谭嗣同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思想中有很多闪光之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在他的话语中随处可见。文章从民主、民权的角度来探讨谭嗣同的政治哲学思想,谭嗣同从反对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来倡导民主和民权,并在议会中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商榷

夏剑钦先生在《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辨证》一文中,根据史实和相关文献对拙著《谭嗣同与晚清社会》第五章中谭嗣同致刘善涵十四通信函中的十一通的编年,进行了辨析订正,笔者除了认同一通信函的编年为误判,一通信函编年应更精确外,对夏先生认为编年不妥的其余信函,一一作了辨证,以夯实谭嗣同研究的文献基础。     

谭嗣同诗写作年代考

<正> 谭嗣同著作中,诗是一个重要部分,但过去对它的研究工作做得很少。今人杨廷福曾撰文考定谭氏书启的写作时间(《谭嗣同著作书启写作年月考》,《复旦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亦未及诗作。认真的整理工作、包括考定作品的写作时间,往往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故特对谭诗的写作时间进行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谭嗣同诗一部分收入他生前在南京刊印的     

康有为谭嗣同思想异同论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两人的思想有同亦有异。无论康有为、谭嗣同还是梁启超都注重同的方面而忽视了异的方面。只有全面审视其间的同异,才能对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论谭嗣同的专业教育思想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大力提倡变法维新,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教育改革。与此同时,谭嗣同崇尚实学,关注时政,对治事抱有深切关注和极大热情。这促使他将变革科举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进而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提出变革。谭嗣同将"变学校"视为变法之根本,而他寄予厚望的"变学校"质言之就是用实学("实事")变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事实上,实学情结使谭嗣同注重专门专业之学,并将天文学、地理学和生理学作为人人必备之知识。在他那里,前者属于专业教育,后者则属于通识教育。二者的结合既是谭嗣同对中国近代社会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回应,又与他的哲学理念、政治主张一脉相承。教育的目的是育人,如何摆正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之一。在这方面,谭嗣同的观点引人深思,对于当下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两昆仑”新解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中的“两昆仑”所指为何。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梳理前人诸说的基础上,从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结合诗中的用典和谭嗣同轻生任侠的性格特点进行分析。认为“两昆仑”系指两个维新志士群。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逃亡志士群和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留守志士群。     

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辨证

王夏刚著《谭嗣同与晚清社会》之第五章有《谭嗣同书札编年》,本文据史实和相关文献对其中致刘淞芙书札十四通中之十一通的编年进行辨析订正,以拓展和深入对谭嗣同的文献研究。     

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矛盾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重要回合,在知识界发生过较大的波动和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他们是代表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谭嗣同又是一直被誉为这派人中的左翼或急进分子,因为他既是主张流血变法的实践者,而他的政治社会思想又闪烁着民主革命的光辉。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由此可知谭嗣同的思想言论,为康、梁等人“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那末他们“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是什么?这非他,就是谭嗣同激烈地反抗封建传统的民主思想和革命愿望。著名的“仁学”写成于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间,不但没有象“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一样的印行,也没有在和谭嗣同有密切关系的“时务报”和“湘学报“发表。不难想象,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固然是洋务派和顽固派所震骇和坚决反对的,也是改良派所不能完全同意的,所以“仁学”至一八九九年在国外才有出版的机会,当由“清议报”印行时,还遭到康有为的干涉,而康、梁又竟擅自删改了其中某些反满革命的言论。今文经学大师、湖南维新派首领之一的皮锡瑞,至一九○一年看到“仁学”,尚惊为“骇俗之文”。可是改良派震惊和害怕的谭嗣同思想,却为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邹容、陈天华、吴越等人所继承和发扬,章太炎虽痛诋保皇党,而称道谭嗣同的“卓厉敢死”为革命道德。不仅如此,即在五四运动后的二三十年中,他那冲决“与虚空而无极”的网罗的精神,仍没有丧失它的战斗意义,陈伯达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写的“论谭嗣同”,就不止是为了写历史论文,而是因为他的反抗封建传统的思想仍是现实斗争的武器。可是谭嗣同的思想,一般仅指出他的“革命倾向”或“革命因素,却忽略了他那曲折而显著的民主革命要求,当然由于他的政治实践,从在浏阳倡办新学开始,到喋血宫门,却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圈子,这是他的矛盾,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着改良与革命两条路线的矛盾的反映。     

谭嗣同生平若干事实商榷

近读邓潭洲先生《谭嗣同传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传论》)和徐义君先生《谭嗣同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研究》),均搜集大量文献,论析考释亦颇精湛,裨益史学。但也有若干事实似失考,仅提出初学管见以求正于史学界。     

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

谭嗣同被捕就义之前,曾向梁启超表示彼此要像日本明治维新志士月照与西乡那样,分别承担死者与生者的责任。亡命日本以后,梁启超很快将谭嗣同遗稿《仁学》发表在《清议极》上,履行自己作为生者的责任。然而《仁学》的发表颇经周折,多次中断,且有删改,刊载历时3年。与此同时,梁启超写过3篇《谭嗣同传》,其中的内容各有不同。这些不正常的情况,耐人寻味,反映了清末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梁启超思想演变的明确轨迹,以及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中的诚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