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对藩属国的封赏与朝贡贸易

对藩属国的册封、赏赐 ,是朝贡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清初对藩属国的赏赐 ,并未秉承明代“厚往薄来”的传统 ,康熙末年以后 ,这一传统的对外交往原则才逐渐有所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 ,清代的朝贡贸易日呈繁荣之势     

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其源头可溯至先秦时代。夏、商两朝与被征服部落之间已有朝贡关系存在,及西周初年实行五服制,正式将朝贡制度用于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从《周礼》的记载来看,周朝设有各种机构,分掌朝贡事务。先秦朝贡制度具有原始性、非对等性、礼仪性和典范性等主要特征。     

清代四译馆考

顺治元年(1644年),清代四译馆设立。尽管作为朝贡译学机构的清代四译馆具有较为规范的管理制度,但其实际运作情况却明显不同于前代。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代四译馆被合并于礼部会同馆,实际上已被裁撤,这和其未能满足清初翻译学人才实际需要及朝贡翻译职能萎缩有极大关系。清代四译馆存续105年,其发展历程映射了中国古代朝贡体系在清代的盛极转衰。     

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汉唐时期 ,随着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 ,朝贡制度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内涵 ,贡、封之间 ,已有定例可循。与此同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朝贡事务的组织与管理日益周密而具体     

论洪武时期西南土司朝贡体制的形成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其势力进入西南地区后，大量土司归降。为了处理与土司之间的关系，朱元璋在前代朝贡基础之上，创制了明代特色的朝贡体制，为以后历代皇帝所沿用。各个土司朝贡物品主要为马以及各地的特产，同时故元土司也会向明廷缴纳元代颁发的信物；明廷对朝贡土司的赏赐本着“厚往而薄来”的原则。明廷的措施较妥善地处理好了与西南诸土司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洪武时期明廷与西南土司朝贡的具体事宜进行探讨，包括朝贡管理的机构、具体朝贡记录以及朝贡展开的基础，以此解读洪武时期土司朝贡之盛况。     

明代朝贡体系之兴衰——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朝贡贸易体系

在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明代,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唯我独尊自恃博大.明初禁海政策的推行,使明代的朝贡贸易体制达到了顶峰.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朝贡贸易体制最终走向衰落.儒家观念上的影响和辐射是朝贡贸易体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之前汉唐的发展成熟,到明清时代的鼎盛瓦解,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儒家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这点不难理解儒家文化对历朝历代的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影响.正是在儒家思想的辐射影响下,“称藩纳贡”求得保护的朝贡贸易体系得以建构起来.之后一系列的演变,无不是在明朝的朝贡贸易体制下小范围的兴风作浪.     

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宋代中外朝贡关系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其政治性、军事性 ,尤以韩中朝贡关系为甚 ;二是随着市舶贸易的发展 ,统治者不断控制朝贡贸易的规模 ,朝贡贸易遂经历了由盛入衰的转变。与此同时 ,宋代的朝贡制度亦有所发展变化。     

近代“朝贡制度”概念的形成——兼论费正清“朝贡制度论”的局限

“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讨论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但中外学界一直以来就其定义、范围、作用争论不休。归根究底则由于“朝贡”作为传统经史中对外关系的知识，被近代知识体系碎片化地整合为一“朝贡制度”的“学术概念”。因此，若要解决这些争论则应先从儒家经典释出“朝贡”一词的古义及其在传统经史知识体系的位置，继而分析其在近代知识体系建构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被纳入为中国近代史的命题。最后更要透过剖析费正清“朝贡制度论”，指出这一近代转型过程如何造成“朝贡制度”研究视野狭隘、史料单一等问题，从而反思如何突破目前研究困境。     

顺治时期中朝之向的封与贡

册封与朝贡是清季中朝宗藩体制的重要特征.依据宗藩体制,朝鲜国王、世子、王妃均须得到清帝册封;同时,朝鲜国王须定期或不定期地派使节到北京朝贡.封与贡既是宗藩体制的礼仪,也是维护宗藩体制的措施.     

《聊斋志异》中的域外交流

《聊斋志异》中一些篇章涉及到中国与异域的交流状况,是当时中国的海外政策在文学中的投影.这种交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朝贡为主体的对外政治关系:朝贡和私人贸易相结合的对外经贸交流:伴随着政治、经济交流而产生的中外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清朝与缅甸、暹罗封贡关系比较研究

缅甸、暹罗同处东南亚,同为朝贡国,但清朝与两国的封贡关系在建立、制度规定、发展演变、结束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别。清朝与暹罗、缅甸封贡关系的差异性,说明清朝朝贡制度本身具有很强的国别和地区差异性。清朝与两国封贡关系的发展演变,则说明清朝朝贡制度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     

清代会同四译馆论考

清代建有会同四译馆作为专门接待周边藩属国朝贡使节的馆舍与机构。会同四译馆还是清政府与周边藩属国贡使进行经济贸易的场所。会同四译馆的设置,对发展清与藩属国的关系起着积极的作用。     

日俄战争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

在东亚国际体系由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说甲午战争发挥了彻底解构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作用,那么日俄战争则起到了最终完成重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过程的作用。甲午战争后,大清王朝进一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清帝国遗产的狂潮,把更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强加于清政府。在争夺在华权益和东亚主导权的过程中俄国成为日本和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了确保在华利益和东亚主导权,英美等欧美列强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强敌沙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正式划分了势力范围。至此,在东亚地区正式形成了以欧美各国、日本、沙俄为中心,以近代条约规范各国关系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晚清中国用条约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1876-1895)

明治维新后,中日双方围绕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废问题,展开外交斗争。为了使中朝宗藩关系取得国际合法性,清廷主动让朝鲜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后,又与朝鲜订立双边条约,从而使宗藩关系被纳入条约体系当中。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范式来实行“立约保藩”,导致表面的不平等转化为内在实质上的不平等。由于中国的实力的衰弱,无力反击日本的军事攻击,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彻底放弃中朝宗藩关系。     

从东亚朝贡秩序到近代国际秩序的转变——中法战争后之中越关系透视

19世纪末爆发的中法战争,使得越南继琉球之后,成为第二个正式与中国断绝宗藩关系的重要朝贡国。它预示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关系,开始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性国际关系向资本主义列强主导下的全球性的近代国际关系转变。在此影响下,中越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交往模式,一种新型的中越关系自此开始。     

宋代朝贡贸易中的回赐问题

解析宋代朝贡贸易中回赐的构成,可以清楚地了解贡赐双方的得失和态度.朝贡国可以获得贡物折价和贡物折价以外的加赐、国王(或首领)礼物、使节赏赐等特别赐予,说明宋朝在贡赐贸易中仍是厚往薄来的.宋朝出于处理现实国际关系和解说自身正统地位的需要,把贡赐贸易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重要手段.但总体上两宋对贡赐贸易的态度都更趋务实,采取了若干减少回赐的限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