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广东的盗匪与地方社会——一种"非法"武力权势的形成

民国初年广东盗匪力量进一步发展,通过"兵匪流动"、"藉匪自救"等途径,盗匪集团依靠武力在地方形成了小范围的割据,甚至公然挑战或排挤政府、军队在地方社会的"合法"权利,演变为一种实际上的地方权势,成为广东地方社会控制体系的一部分.盗匪权势的形成是民国初年地方社会武力化的一种表现,其从边缘到中心的社会流动过程,对地方社会权势的多元化影响明显,加剧了地方社会的动荡.     

清朝前中期的民间火器

清朝前中期,团练、宗族、盗匪、会党等群体以及平民百姓私人掌握了大量火铳、鸟枪、抬枪、火炮等火器。对民间火器,清朝法律都予以禁止、限制。但在一定情况下,又希望民间武力补助国家武力之不足。清皇朝对民间火器一直在严厉禁止和适当限制之间摇摆不定,其主旨都是为了维护清皇朝的统治秩序。清朝禁止、限制民间武器的法律,实际上并未得到贯彻执行。清朝前中期民间武器流散的格局以及清廷的政策,到晚清仍有影响。     

广东构建学习化社会初论

一、广东构建学习化社会的基本含义 学习化社会是广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发展状态,是指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建立全方位的学习网络,通过满足全体公民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养成人人愿意学习、人人有机会学习、人人有能力学习的社会风尚,使提高全体公民素质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成为推动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型     

中亚地区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防扩散控制

中亚各国在近20年的发展中基本保持了该地区整体的相对和平与稳定,但是各国本身所固有的多种不利因素,如边界纠纷、民族矛盾、毒品走私、宗教偏执以及与动荡的阿富汗毗邻等,一直刺激着该地区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及滥用。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及滥用不但会对所在国的人身、社会治安和安全环境造成危害,更会直接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中亚邻国的安全与稳定,所以深入研究中亚地区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防扩散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汉民间士人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

东汉迎来我国古代民间士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数量大增。他们长期活跃于乡里,凭借博厚的学识与道德,树立一定的私人威望,在地方社会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民间士人平息乡讼、感化民众、普及教育,改善了社会风气、促进了文化发展,与官方道洽政治的教化目标相一致,有利于地方政治的平稳运作;另一方面,士人们努力保持人格与道义上的独立,或拒召不仕,或抗衡长吏,与官方野无遗贤的主导意识相冲突,客观上不利于地方政治的顺利运作。在地方社会与政治的有序运行过程中,民间士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青海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

民间信仰在特殊的空间和时间内对民众的生产生活有着一定的控制作用,并产生一定的内聚力和认同感。在青海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不仅表现在精神道德规范层面,还决定着不成文的程式化规则,影响着乡村社会舆论和文化秩序。     

论文明前夜民间社会的出现与民间信仰的生成

在远古时代,社会结构较为单一,社会分层尚未形成,原始信仰与崇拜自然也就未有分野。在文明前夜的文明形成过程中,城乡分野出现,社会结构也显现出以权力人物为核心的上层社会和以普通劳动者为主组成的民间社会。权力人物与上层社会垄断了与天地沟通的种种崇拜与信仰,那些与社会生产和生活较为密切的信仰则由民间社会所传承。     

着力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实现广东诚信建设长效化

"诚于信"是广东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继承和发扬。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必须充分认识到诚信建设是建设幸福广东的根基,是珠三角地区营商环境的灵魂,因此必须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开展传统道德教育,构筑终身诚信教育体系;完善诚实信用制度,实现诚信体系建设制度化;健全诚信评价平台,捍卫诚实信用尊严;严格诚信惩戒机制,打击失信不法行为,着力构建广东社会诚信体系,实现珠三角地区诚信建设长效化。     

民间信仰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之探略——关于广东中山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之思考

近3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生活的急剧变化,民间信仰的复兴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变化之一。广东中山民间信仰的复兴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需要,同时也与当代社会关系密切。民间信仰复兴的背后说明,信仰和宗教作为意义的根源在现代社会仍有巨大的生存空间,因此人们还需正确看待与有效发挥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     

民国初年广东都督选任风潮——孙中山与陈炯明分歧溯源

民国初年,广东都督胡汉民随孙中山离粤南下,副都督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从此至南北议和成功,胡汉民再度回粤任都督,广东发生了长达4个月的都督选任风潮.由于孙中山对陈炯明不信任,在举荐粤督过程中措置失当,使陈炯明对孙中山产生了隔阂,成为孙陈后来合作过程产生分歧的源头,并由此逐渐发展进而导致两人关系的最终决裂.     

民间知识分子与民间学术

近几年来，民间立场成为一些知识分子思考、写作的自觉选择，涌现出不少有价值、有影响的作品。因此，就出现了一批被称作“民间知识分子”的群体。转型时期的中国，曾经丧失的民间社会正在发育，民间学术犹如一股清泉，汩汩涌出。     

广东地方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诸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地方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向世界、向全国呈现了一个社会稳定、绿色生态、各种社会基础设施健全与发达的正焕发着勃勃生机的和谐广东。广东地方社会建设先后经历了"顺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工业化时代来临打牢基础"、"以法治广东为目标,全面振兴社会建设"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建设和谐广东"三次跨越式发展。     

民间学术:当代学术史考察的新向度

中国现代化发展在知识生产领域引起的显著变革是官学的一统江山被打破,民间学术重焕生机,蔚然而成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道醒目风光,更成为考察乃至重写中国学术史不可忽视的一个新向度.三十多年来民间学术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是中国社会转型及民间社会在社会精神文化层面的体现;民间社会是民间学术生存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学术自主性是民间学术的本质特征和灵魂,因此,法理意义上的民间社会的生成和发展对民间学术的前途及命运至关重要.而建构和捍卫学术的自主性,则是民间学术自身建设的重心所在.     

罗香林与广东地方文献

著名史学家罗香林在收集整理广东地方文献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努力完善广东地方文献公藏的建设,并对广东近代史料、广东客家文献和兴宁地方文献资料等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整理。这些与他作为广东人和作为史学家的双重责任是密不可分的。     

走进民间生活中的法治——兼评《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

关注现实的法治理论才能为法治进程提供现实的动力。当代民间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对民间力量推动法治进程的关注度随之不断提升,法治研究也不再止步于理论建构和观念传播,《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就是研究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关系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拓展之作。作者延续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的研究理路,在市民社会与民间社会组织之间找到了理论的契合,对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关系进行了深层解说。虽然在社会学的分析和个案的深入剖析方面存在缺憾,但是,仍然为解决市民社会具体构建问题和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有效注入社会现实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展现了走进民间生活中的法治途径。     

论和谐文化视阈下民间信仰的社会控制问题

民间信仰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还是一种民族性的文化资本。因其强大的文化惯性,虽历经毁灭性冲击,但一直得以存续,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迅速恢复发展。然而,民间信仰如同其它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一样,肯定都包含着封建迷信的因素以及其它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因素。国家在社会控制层面上既要准确界定民间信仰的性质及其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更要积极建立科学的引导机制,努力创新管理模式,促进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     

我国农村民间信用状况及促进其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基于广东农村民间借贷实地调查

文章在对广东省各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村民间借贷活动的基本经济信息进行了初步统计描述和分析,进而分析在农村民间借贷活动中呈现出的农村民间信用的基本经济特征。民间信用形式是正规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发展之外的重要的补充力量,为维持农村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由于受到现实制度约束,民间信用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需要针对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采取相应措施,探索推进民间借贷活动进一步发展、构建农村民间信用的基础条件。     

清末广东的地方自治与顺德地方精英

在清末地方自治政策下,以开展地方自治启蒙活动为目的的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在广州成立.为响应此举,省内各乡村的地方精英也纷纷加入该社,并在各自的家乡成立自治团体.这些自治团体是以乡村内各种慈善活动的组织策划者、即有力宗族为领导而实行计划的.     

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历史嬗变

中国具有民间色彩的慈善组织出现于东汉明帝佛教传入之时,宋朝开始出现了脱离佛教教团的纯民间性的慈善事业。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慈善事业定型并且最为发达的时代,而晚清时期出现的义赈组织则代表了中国近代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趋势,它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综合作用的产物,具有二者的鲜明特征。中国传统与现代社会中的民间慈善组织具有政治性与民间性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