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

知识分子是谁 ?他们该去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知识分子研究当中的核心问题。知识分子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 ,同时深切关怀国家乃至全人类 ,永远保有一种对于生命意义、终极价值和跟宇宙世界接触的追求 ,承担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在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方面 ,现代知识分子应当不怕闯入思想禁区 ,亦不再在学术—人文理想、道德—历史尺度的二维空间内逡巡 ,而是勇于直面知识分子“智慧的痛苦” ,高于浪漫 ,超于现实 ,超越传统的认知模式 ,自觉地将社会理想与专业理想结合起来 ,这也才是知识分子的本分。     

知识分子与政治

由于道德主义的困扰和内在连贯的分析框架的缺乏,知识分子社会学在学科传统内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窘境。目前,对“知识分子”主流定义的本体性假设正在受到质疑,而知识分子作为一种边界划分的过程和后果以及有关知识分子的阶级性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在关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定性的问题上存在着教化与颠覆这两种不同的基本立场;而关于其意识来源,传统的研究结论则可以被归纳为经济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场域塑造论与参照群体论。近十年来,新一轮思想社会学的兴起对传统范式构成了一系列挑战。本文认为,作为一种回应,通过将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由自变量重构为因变量,有望在知识分子研究领域形成一场以分析社会学为导向的变革,而知识场域、惯习、自我概念、亚文化认同与知识轨迹等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提出一个初步的政治认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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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自然社会的“自然”与“社会”

李猛的《自然社会》是近年来汉语学界研究现代“政治”秩序的一部界碑式著作。此处所谓“政治”,既指向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更包括人性、道德、社会和法权等多种秩序。本文认为,《自然社会》的核心是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的深化,亦即孤独的现代个体所构成的共同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如何理解包括家庭、社会、道德和国家在内的多种共同生活形态的实质及其内在张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讨论以下几点：一是鲁滨逊式的孤独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可能;二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霍布斯那里孤独个体的微妙差别对于理解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不可或缺;三是霍布斯式的个体形象指向一种新的现代人拓展自身人性的可能;四是自然法秩序所塑造的人性为现代国家的确立提供了道德动力。因而,本文认为,现代精神的发展尚未穷尽自身,只有更充分地理解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开放性,我们才能更有信心地把握自身的处境和命运。     

日本战后初期精神伦理困境管窥——以对天野贞祐思想的考察为中心

二战后的日本知识分子面对战败的事实,感到迫切需要通过一种新的伦理重建价值系统来回应秩序和价值危机,作为"学者大臣"的天野贞祐制定了被称作"天野敕语"的《国民实践要领》,体现了他关于"道义国家"重建的设想。以天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依然无法摆脱对《教育敕语》价值系统的迷执,导致战后日本道德环境的畸形发展,以至不仅没有克服战后初期的精神伦理困境,反而为日本民主伦理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并由此拉开了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帷幕。     

文化批判中的焦虑与自省——西方学术界"知识分子理论"品读

盛行于20世纪西方学术界的“知识分子消亡论”,揭示和抨击了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角色转换和价值迷失的现象。本文分析了康德、朱利安.本达和萨义德等思想家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理论,认为在永恒的矛盾面前,无论悲观抑或乐观,知识分子对普遍价值的尊崇本身体现了对现实局限性的“抑制”。而这种“抑制”,正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最重要、最现实的价值。     

儒家德刑观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德刑观及其现代价值关健瑛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德与法同是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控制力量。它们共同发挥作用，将社会成员的行为尽可能地纳入现实直接需要的秩序范围，以保证整个社会生活合乎秩序地正常运转。回溯儒家的德刑观，将会对我们今天的道德与法制...     

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评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

《知识分子与社会》以20世纪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知识分子为对象,详述了他们在社会发展与变迁中的导向作用及产生的重大影响。作者将知识分子定义为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巨大影响的"理念工作者"。但鉴于他们并不为自己所制造的舆论负责,作者将他们在职业道德上的缺陷概括为"圣化构想"和"辞令技巧"。该书对西方知识分子缺乏道德责任与底线的现象提出了直接的批评,不仅是针砭西方知识分子逾越道德底线的代表作,也是了解当代美国社会思潮难得的佳作。     

德治建设与秩序塑造：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过程逻辑研究——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实践考察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农村社会建设的双重面向,因此,探索乡村振兴中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研究多从制度、技术、文化等层面来探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农村社会中,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手段起着重要作用,为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治理实践考察,结果发现：德治建设通过构建价值引领、规则嵌入和行为示范“三位一体”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了农村自治体系的精神秩序、制度秩序和行为秩序的塑造,激活了村民从价值引领实现社会价值遵从、规则嵌入实现社会规则（村规民约）适应、行为示范实现社会治理角色转变的跃升,推进了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更新。     

“学而优则仕”——试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依附性

要对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所认识,就必须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进行回顾。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带来的影响是,既主动追求一种对政治的依附,同时又坚守着一种"兼济天下"的传统价值理想。随着科举制的成熟和完善,"志于道"的理想最终被"学而优则仕"的现实利益所掩盖,成为服务于君王的工具。今天,虽然市场经济已经重新形塑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但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权力的依附心理仍然根深蒂固,成为公共层面的中国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最大阻力。     

论科学的伦理价值选择

伦理价值对事实认定的选择性表现为"纯"事实,即"是其所是"的抽象之所以可能,是受一定社会伦理价值的认识目的和伦理价值机制亦即"应是其所是"所中介或选择的。从科学史上看,科学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总要受到一定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的需要及其满足和科学研究传统的伦理价值的选择。伦理价值主体的意志自由对其科学自由具有选择性。从道德认识论视角看,科学理论研究主体的自由意志是一种思维的理智,是通过思维把自己作为本质来把握,从而使自己摆脱偶然。从道德社会学的视角看,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任何一个科学理论研究主体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而首先以作为担负着一定的社会道德责任的主体而存在。伦理价值对于科学的选择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信仰及其秩序的构成——中国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谐"现象及其概念理解,信仰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乃是其中的关键。中国信仰及其社会实践方式,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秩序的和谐建构紧密相关。实际上,"和谐"既可以指一种价值目标,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也是一种信仰方式;而基于某种信仰关系、道德秩序、政治秩序、权力秩序等层面的和谐建构,则是社会、文化和谐的基本要素。因此,从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化和谐秩序中诸种信仰关系在和谐秩序构成中的具体地位及其作用,有利于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信仰双重变迁的某些规律。     

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情感研究

从道德建构角度展开对情感的研究,是舍勒的独特视角。舍勒指出,由人类基本情感体验构成的精神气质是充满伦理价值意义的系统,爱和恨是其中两种居于主导地位的激情建构形式。舍勒确立了一种"爱感优先论"的伦理学爱之本体论,认为理想道德的建构就是爱的秩序的建构。然而,随着基督教爱的伦理观的衰微,现代人情感之爱欲向怨恨转化。怨恨成了资本主义类型人的精神实质,它导致了伦理价值的颠覆。怨恨在现代社会伦理建构中惊人地活跃,它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受怨恨支配的现代世界道德价值观的颠倒,意味着现代文明精神的"没落"。要摆脱这种没落,必须恢复和重建基督教爱的伦理价值观。     

荣与辱——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价值取向之比较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都坚持一种道德荣辱观,都认为荣誉是一种与政治和整个社会体系相关的外在善,应该积极追求,但不应过度和名实不符。所不同的是:思孟学派不仅将羞耻作为一种基础的道德情感,也认为其本身就是一种德性,而且是对整个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的基础德性,更加重视羞耻之心,即内在的反思和戒惧在德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亚里士多德更加强调荣誉的外在作用和积极的引导作用,强调对羞耻的超越,只是将羞耻作为一种德性形成过程中的有效情感和手段。     

略论家庭道德观的变迁

家庭道德观念是维护家庭秩序和指导家庭成员角色行为的控制因素。它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演变。当家庭道德价值观与社会性质相适应相协调时,会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反之,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定,阻碍社会的进步。作者认为,在当前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伴随着某些家庭伦理“失范”的状况出现,必须加强家庭道德体系的“立范”研究工作,强化道德“认同”,达到“价值共识”,把社会主义理想型家庭道德观“内植”于广大群众心中,以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未完成的“自然社会”:现代社会的人性基础与规范构成

对于《自然社会》关注的现代社会的规范性秩序问题,自然状态、自然法与建国契约是三个主要环节。对该书的批评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自然状态与人性论,自然状态的道德性质,以及政治社会与规范秩序的奠基关系。自然状态学说通过自爱与社会性建立的自然社会性是理解现代社会道德关系的出发点。在考虑现代社会丰富和充实这一道德关系的努力之前,应当先理解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孤独的陌生人的。从这一自爱的社会性出发,《自然社会》将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理解为道德空间乃至法权状态,但并不同意这一空间是具有内在道德尺度或客观道德科学基础的规范性秩序。作为现代国家规范性基础的道德尺度是与政治社会同步奠立的。     

生态伦理:对传统伦理的拓展与超越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呼唤思想道德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无论中西,传统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是社会人伦秩序与个体品德修养的统一,是关于人的价值判断或意义规定,它包括规范准则、风俗习惯、品德修养、善恶评价等内涵。而生态伦理道德作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中应运而生的一种革命性伦理思想,旨在为当代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一个广泛的伦理公式和可靠的道德基础,其首要特征就是扩大了人类的道德责任范围,将道德关怀的视野拓展到整个自然界,研究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系以及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它在对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的把握上则表现出了更深邃的视角,其所强调的公正原则不仅包括了代内公正,还包含着代际公正;不仅包含了男女公正,也包含了人地公正,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实现了对传统伦理的超越。     

略析道德决定论

道德作为一种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对社会生活秩序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适合新的生产关系的道德,对于刚刚形成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起着巩固和推动的作用,而旧的道德却能够破坏新的社会秩序,阻碍历史进步。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     

历史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及其治理对策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原先确立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方式都显示出了不适应的特征,频繁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加剧了困难.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根据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去思考社会治理方案.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是法制框架下的治理,对这种治理状态的超越必须拥有一种不确定性思维,即扬弃一切用确定性的思维应对不确定性现实的方案,转而用一种灵活的、不确定的治理方式去应对现实中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法治秩序是谋求确定性的结果,而道德秩序恰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秩序.     

论孟子的道德主体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孟子的道德主体思想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具有深刻影响。孟子认为人的道德本性即善性是道德主体 ,道德本性在原初状态是平等的 ,人类本性中先天具有善的萌芽 ,但要真正由此形成高尚的品德 ,还要靠道德主体的自身修养 ,而修养的关键在于善性的弘扬和内在超越。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和个体道德修养仍具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