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控制功能

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至明清时代,其对族人的控制与管理的功能日渐强化.在这一过程中,徽州族谱的功能也较前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相对较为单纯的族史文献发展为过于突出"谱法劝惩"功能的教化文本.明清时期,仕宦、乡绅、商人等徽州宗族精英分子之所以积极参与族谱编纂活动,其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利用族谱加强族内控制.以社会控制为视角来讨论明清徽州族谱的功能,似更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徽州族谱的本质.     

徽州普通家族的谱系构建——歙县刻工家族虬川黄氏族谱编纂考

编修族谱是明清时期徽州各宗族的一项重要活动,即使是一个普通家族,也有强烈的编修族谱的愿望。歙县虬川黄氏以刻书技艺精湛闻名于世,族中没有出现过富商大贾和显赫官员,成员大多生活并不富裕,是徽州地位比较低微的平民家族。该族十分重视家谱的纂修,历经几代人的努力,于清道光年间纂成《虬川黄氏宗谱》。与其他许多宗族相似,虬川黄氏修谱也存在虚构世系和攀附贵胄等现象,《虬川黄氏宗谱》通过对宗族远代世系和祖先小传的构建,将本族列为望族之后,希望以此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虽然普通家族所修族谱比较简单,却真实地展现了中下层家族宗谱的编修状况。     

近代苏南农民工的源与流

本文以无锡为龙头的近代苏锡常工业中心为视点,对苏南农民工的"源"(来源)与"流"(外流)情况进行考察,认为尽管苏南地区农民工来源地广泛,但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苏南农民工的空间运动有着鲜明的区域内部流动的特征,这与工业欠发达地区的苏北农民工的空间位移迥然不同。在苏南农民工的籍贯构成中,苏北民工所占比例不可小视。苏南本地农民工的外流,以上海为"主流"。     

宋元明时期江州周氏宗族的迁徙及相关问题考述——以族谱记载的周敦颐后人为中心

江州周氏宗族是指宋儒周敦颐定居江州之后的族人,他们在南宋至元明时期数百年间多次迁徙。两宋之交的战乱对其打击巨大,周子长子周寿一系遭受重创,六子中五子不见有子嗣,第五子季仲之子周兴裔(周子四世孙)或背井离乡,约在南宋中期卒葬苏州(时称平江府)常熟县;兴裔长子周昺续任常熟县尉,遂家于此,兴裔后被尊为苏州周子后裔的始祖。留居江州的周子次子周焘一系在南宋晚期再有迁徙,其中周子五世孙周洵携全家返回道州;续居江州的周子后裔则在元朝末年受到兵乱冲击而散走他方,其中周子九世孙周铅得避居江州瑞昌县。至明代中期,道州的周洵后人周伦(周子十三世孙)又迁回江州(时称九江府)为周子守墓,并与瑞昌的周子后裔相认,共续濂溪血脉。而迁至常熟的周昺一系,从宋末元初的周才(周子七世孙)到明朝后期的周与爵(周子十七世孙)一辈,历时数百年,先后有族人迁居吴县县城和长洲县城,实际均在苏州城内移徙。     

谱牒学与徽学离不开徽州族谱(主持语)

<正>徽州族谱(家谱、宗谱)以现存族谱时间最早、明代族谱数量最多、族谱体例多样等独特性,在中国谱牒学(族谱学)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族谱源远流长,不过经历了唐宋变革后,出现了宋以后以小宗谱法为主、以收族为目的的新型私修族谱,尤以宋代欧阳修、苏洵谱例影响最大,持续至今的族谱主要是依照欧、     

近代苏南打工妹研究的几个问题

近代苏南,打工妹人数之多,非打工仔所能企及,显示出近代社会变迁中农民工大流动的“苏南特色”;苏南打工妹不仅工作时间长,而且劳动强度大,由于苏南以轻纺工业为龙头,女工占绝对多数,做厂女工工作时间、劳动强度恰恰反映出苏南农民工的工作状态;“惠工”设施虽然具有管理学意义上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打工妹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但打工妹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收入的增加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     

中国近代的私塾改良

私塾改良是中国初等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过程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特点.近代私塾的改良主要从管理体制、课程、教学内容、塾师、教学方法几个方面展开,体现出传统私塾与近代小学并存及两者间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特点.这种改良先是自下而上进行,但最终还是通过自上而下实现的.近代教育教学观念的变革是促进私塾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动因.     

近代镇江私塾改良考

自晚清末年到抗战前,近代镇江私塾经历了初步改良、取缔和改为代用小学补充义务教育等三次大改良的过程,展现了政府与社会各界对私塾改良循序渐进的认识,以及镇江在改良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特别是教育投入不足与教育发展之间存在的严重矛盾,由此表明近代中国以私塾改良补充初等教育是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同时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清代汉学家的族谱论

清代汉学家积极参与修谱活动,其族谱论继承前说而又有所发展。他们像宋、明儒家那样重视族谱的教化收族功能,但彰显了族谱的史学特征,更深入地讨论了宗法与谱法的关系。他们重视小宗谱法,倡导实事求是的修谱原则,反对攀附,并就族谱的繁简、分合等问题提出不同见解。他们的族谱论反映了汉学思维向谱牒学的渗透,有的汉学家且带有族谱史学化倾向。     

族谱资料与底层文士对古代文学的批评——兼及族谱资料的真实性问题

以往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对于底层文士理解和评论古代文学的状况是普遍忽略的。这既有观念的原因,也有资料的原因。形成并流传于民间的族谱文献,则大量记录了这方面的资料,为我们了解底层文士评论古代文学的具体情形,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渠道。透过这些资料,我们会看到古代文学传播和接受的更全面过程。当然,族谱资料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缺陷。只有了解这些特点和缺陷,才能更准确地发现和利用其中的有益成分。     

苏南产业结构转型研究

苏南是中国发展具有先导和典型性的区域，在新发展起点上如何推进产业转型和升级，必须正确理解产业结构的深刻内涵和产业发展面临的矛盾，坚持将产业转型纳入科学发展观的轨道，重新设计新的考核机制，制定产业转型的规划，变“增长型政府”为“发展型政府”。     

苏南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才问题探析

本文以苏南现代化进程中人才问题为研究主题 ,在对苏南人才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对苏南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流动等一系列开发环节提出前瞻性思考 ,并提出构建新世纪苏南人才强市目标的战略选择。     

后现代主义的权力谱系学

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权力已经从宏观政治领域走向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知识、真理、科学、话语、文本、法律、道德等都成为权力存在的重要场域,最终构造了现代权力运行的宏大谱系网络。厘清后现代主义的权力谱系学对于透析西方政治实践、反思现代西方政治理念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明清江苏和福建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福建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族、乡族意识浓烈、闽东南地区整乡为族聚居、宗族的外植和迁移频繁、风水观念浓郁、宗族信仰祭祀成为民俗。江苏宗族更为重视血缘的纯洁性,宗族聚居但人口数量并不众多,没有形成浓郁的乡族观念,宗族的外植也不常见,风水观念相对薄弱,也未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两地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不同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两地宗族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生态面相的具体体现。     

上海辐射与苏南地区思想观念嬗变的动因分析

从上海辐射的角度考察苏南地区思想观念嬗变的主要原因 ,有经济基础、文化教育和科学知识三个方面。上海买办地位的转变 ,说明经济基础在观念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由此导致上海和苏南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向重商重利转变。随着近代教育在上海成为时尚 ,苏南地区的近代教育也日渐兴起 ,新式学堂具有重视传播科学知识和培养创新精神、注重塑造民族精神、宣传男女平等等特征 ,有助于苏南地区思想观念的变革。上海开埠后 ,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书籍首先从这一窗口流向内地 ,苏南地区作为桥头堡而得其先 ,在译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发展观在苏南的生动实践——"新苏南模式"的形成及其新超越

新苏南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进程中成功的实践形式,是科学发展观理论在苏南的生动诠释,其对苏南模式的新超越,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发展理念上,坚持一个目标,即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发展手段上,实行两手并举,市场与政府协调有力;在发展动力上,弘扬三创精神,致力率先发展;在发展路径上,实现四大超越,推进科学发展。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苏南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初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精神与物质、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增长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丰富内涵。     

对现代苏南模式转型发展的思考

"十二五"时期,是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苏南地区更是要走在江苏的前列,争取早日实现现代化。苏南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与在实践中走出来的苏南模式是息息相关的。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情况下,现代苏南模式要继承苏南模式的核心价值,把握好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的内涵,积极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增强模式的内生动力,助力江苏早日实现现代化。     

从社会负担到社会责任--论苏南乡镇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也是企业立足社会、服务社会、发展自我的关键性因素.改制以前的苏南乡镇企业虽然在形式上承担了许多社区内的公共负担,但是,这是社区政府与乡镇企业所有人主体的重合,而非源于企业的内在动力.所以,实践中出现了对让苏南乡镇企业承担过重社会负担的批评.改制以后,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当重新认识苏南乡镇企业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明末辉发部世系考析

弄清辉发的历史,理清其世系是很重要的。但至今尚未能找到有价值的谱牒,尽管史料中有记载,但非常简单,而且多有错误,笔者检索公之于世的官方史籍,比较分析,在此方面获得了一些可贵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