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制度认同与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

[提要]后赵君主采用了有别于皇帝称号的天王号并为十六国北朝政权所仿效,然而后赵天王体制只是君主在其统治基础薄弱情况下对皇帝制度的调整。由于建政缺乏部族基础,后赵在建构王权时较为依赖君主家庭成员,在礼仪权威上模糊彼此间的差别,但这一调整并不成功,宗室内争的反复出现迫使后赵回归传统的皇帝制度。从政权架构来看,后赵以魏晋王朝为样板,一方面沿袭吏兵配属制度、宗室出镇制度,以保证“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他家族之上”;另一方面天王以宿卫亲军为王权的军事基础并建立内朝决策机制,以保证天王的王权专制。在后赵的政治实践中,吏兵配属、宗室出镇存在着反噬王权的发展面相,这一矛盾既根源于视宗室为一体的天王体制,也根源于自我矛盾的魏晋旧制。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华制度传统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约束,而以魏晋为样本的政权架构则反映出后赵的中华制度认同。     

南朝“行事”考

“行事”是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一项特殊的设置，产生于东晋末年，在刘宋初年已出现相对固定的称呼。它除“行府州事”之外，还有“行郡事”、“行国事”等类型，与以前的“行某官（事）”及北朝的“行某州事”有明显的区别。“行事”是在南朝出镇宗王普遍年幼的情况下设置的，对出镇幼王兼有辅佐和防范的职能。“行事”的设置，对皇权具有两面性的影响。     

中华认同与后秦盛衰

后秦统治集团在立国之前已经完成了"变夷从夏"的转变。姚兴遵行华夏政治传统并将后秦推至鼎盛,正是以南安姚氏、滠头集团乃至关陇河西各族集体的中华认同为观念基础。后秦官僚君主制与滠头集团的政治传统具有冲突性。姚兴采用扶植"才兼文武"皇子的方式来巩固皇权,但动摇了储君制度的政治基础。用以维护南安姚氏第一家族地位的宗室出镇制度,也因姚泓的弱势而孕育出分离势力。后秦的灭亡根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君主制与门阀统治之间的矛盾,并非缘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问题。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共同体意识研究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共同体意识逐渐产生,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从秦汉时期“一体二元”,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体多元”,进而发展为隋唐至辽金时期“天下一家”,最终演变为元与清的“多民族一体”。在此过程中北方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清晰,同时北方民族也将民族共同体意识付诸实践,进而逐步融入中华民族,促进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     

论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及教学培育策略

“远看”是指人们“把目光投向远方”。在先秦—唐诗歌中，“远看”概念场成员共２０个。这些成员在语义属性、组合属性、使用属性三个方面既存在共同属性，又存在区别属性。经过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三个时期的历史演变，各成员存在消长和更替的情况。     

东汉在政治上对宗室的限制与利用

两汉在政治上对宗室有一个利用——限制——利用的演变过程。关于西汉对宗室从利用到限制,不少文章时有论及;而东汉对宗室从限制到利用,至今尚欠专文论述。近来甘谷汉简释文的问世,为我们了解东汉宗室的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兹据甘谷汉简,并结合文献资料。探讨东汉在政治上对宗室的限制与利用,进而阐明这种限制、利用与加强皇权的密切关系。一、桓帝延熹年间之前东汉对宗室的限制     

中国古代佛教建筑设计的思想特色与风格分析

中国本土佛教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三个阶段,其建筑设计的思想特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皇权思想的影响。就阶段风格而言,早期以汉代的白马寺为代表,基本为印度、西域式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建筑则在吸收印度、西域艺术元素的基础上,木构架建筑风格更加鲜明;而隋唐五代的佛教建筑设计风格已经基本中国化,形成了本土化的建筑体系和建筑风格。     

陈寅恪治“民族文化之史”的出色成果

陈寅恪治“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两部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充分反映出他的中国中古史分期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陈寅恪的治史特色是:以小见大,从别人不注意处发现历史的关节点,通过联系分析,揭示出有关历史演变的重大问题。又善于推求变化之故,从联系中概括出通例性的认识。     

试论中国古代王朝宗室的构造特征

宗室是皇权专制的产物,研究宗室的构造特征对于研究东方封建主义和中华帝国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从汉晋到明清,宗室族群的构造遵循大体相同的原则,即尊奉开国皇帝之上的某位先祖,向下突破五服框架开放边际,服属远近只是配置利益的尺度,绝非辨族的基准.历朝大举扩张宗室规模,旨在“广帝宗,重磐石”,求得江山社稷千秋万代.     

论北朝施行屯田制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规模与效果——北朝屯田制度研究之一

屯田制推行于北朝的始终,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它在北朝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为隋唐广行屯田开先河之作用方面,都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然而,由于史料的缺乏与零散,故未见前人专门的论著,甚至有的通史在提及北魏由鲜卑人(包括鲜卑化的汉人)所组成的镇兵时,称他们是根本不知生产为何事的破坏者。今辑录散见的有关资料,就北朝不同     

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婚姻考

赵郡李氏是北朝重要世家大族,是河北大族的代表,其家族婚姻也关涉北朝很多高门大族,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系统考索可以发现,赵郡李氏大约与二十余家族有婚姻关系,现可知婚姻近百例,因地缘因素,与河北世族的婚姻占约一半。北朝后期,赵郡李氏通婚的家族面有较大拓展,体现其社会基础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为了提高家族政治地位,赵郡李氏与元魏宗室和高齐宗室有较多婚姻,北朝宗室愿与之通婚,也体现了赵郡李氏在河北旧族中较高的地位。     

试析门阀制度政治内涵的演变——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的影响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文章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东汉末年、曹魏和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个阶段,将门阀制度放在不同阶段进行讨论,以找出其政治内涵的演变过程.     

试论北朝关中造像记祈愿对象及内容所见文化意义?

北朝关中地区造像记中为皇室祈福之辞实质上是对北朝政权强化皇权统治的一种间接反映,同时也与北魏“太武灭佛”有着密切关系。北朝关中造像中存在大量混同佛、道的现象,这与民间信仰轻教理、重实践从而具有一定实用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有关。与此同时,北朝关中造像记中所反映的世俗信仰则保持了某种基本的稳定性,其时间可以一直追溯到汉代的铜镜铭文。     

北魏前太和时代宗室婚姻与民族融合

拓跋宗室是北魏王朝的轴心骨干，作为其巩固政权根基、整合利益关系的利器，婚姻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治国方略和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的客观反映，也是北朝时代风貌的真实写照。过往学者偏重探讨融入崭新民族与文化要素的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历史成就，却忽略了对前太和时代宗室婚媾网络的揭示，给北魏早期史和拓跋成长史研究造成不小的缺憾。梳理资料发现，当时宗室择偶对社会性民族成分的重视度远逊于政治性的集团归属，姻戚族属各异，却主要源自支撑北魏政权骨架的代人集团，尤其是代人中堪为皇权附庸的各股“宾附”势力。另外，体制内的阀阅世资亦构成早期宗室婚媾的主导因素，联姻资格线基本划在累世官资一至三品的所谓一流门第上，借此反衬自身天潢贵胄的身份定位。早期宗室特定的择偶标准体现了拓跋氏置身先进文明环境而对实现门阀化的迫切诉求，即仰赖政权力量，以通婚为媒介，试图突破汉人固有门第秩序和民族隔阂的桎梏，以体制要素为基准实现囊括全部胡汉官贵之阀阅体系的再编成，客观上奏响了之后民族大融合的序曲。     

冀域法制文化建设探源

从法理学视角审视京津冀母体——冀域的法制建设,对于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层次文化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冀域法制肇始于阶级社会初期的夏朝,首创了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变,早期冀域法制形成了浓厚的宗教道德色彩,其发展有清晰的历史脉络：战国开启成文法转向;秦汉倡导“德主刑辅”、“礼法合治”;魏晋南北朝法制推动民族法律文化的融合;隋唐将封建法制建设推向高潮;宋朝之后冀域法制才走向衰落.古代冀域法制建设的特点：一是造就了古代律学名臣大儒;二是儒法合流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三是具有民族融合期的民族特色.     

汤用彤中国佛教史研究方法探析

汤用彤在研究中国佛教史过程中,特别注重“同情默应,心性体会”的学术态度,主张用亲身的体验会通去领悟古人思想的精髓;考证法和比较法也是汤用彤治宗教史常用的方法,他通过周密的考证、系统的比较阐述了中国汉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佛教的发展历史,理清了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史的脉络。     

珞珈学人谱

牟发松 教授 ,博士生导师 ,1 95 4年生 ,湖北江陵人。 1 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 1 98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 993年破格晋升教授 ,1 995年担任博士生导师。 1 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 999年列为“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现任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 ,湖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 (全国重点学科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牟发松教授长期致力于古代长江中部开发史的研究 ,对北朝地方军政体制、南北朝关系、六朝隋唐社会经济亦做…     

论北朝施行屯田制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规模与效果——北朝屯田制度研究之一

屯田制推行于北朝的始终,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它在北朝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为隋唐广行屯田开先河之作用方面,都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然而,由于史料的缺乏与零散,故未见前人专门的论著,甚至有的通史在提及北魏由鲜卑人(包括鲜卑化的汉人)所组成的镇兵时,称他们是根本不知生产为何事的破坏者。今辑录散见的有关资料,就北朝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推行屯田制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其规模与效果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为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所以不揣谫陋,将下面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希望获得史学界同志们的指正。     

从“道”的演变看三教融合

“道”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是变化发展的,“道”的演变反映出不同时代儒、释、道三教关系的演进轨迹:汉魏时期的儒道互补、隋唐时期的佛道合流、宋元明清时期的三教合一。三教融合成为历史的主流。因此,从“道”的变化视角研究三教融合,在三教关系史上具有深刻意义。     

先秦两汉宫廷傩礼世俗化演变探析

傩,是一种产生于史前的,具有宗教性与艺术性的古老、奇异而又神秘的社会文化现象.“傩”起源于原始的狩猎活动,而后逐渐演变为一种驱鬼逐疫的巫术活动.周时,傩成为国家礼制,周傩也就成为古傩的样板.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傩礼在秦汉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开始逐渐向世俗化方向演变.这种变化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而渐成主流,并最终促成了傩戏的产生.从傩礼到傩戏的演变,也验证了中国戏剧的起源同宗教祭祀仪式之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