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愿权

诉愿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历来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在我国,与诉愿权相对应的权利内容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内容主要有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以及取得赔偿请求权.目前,我国的诉愿权在立法方面、诉愿权的行使方面以及信访制度方面都存在诸多缺陷,必须加以改进.应将请愿权明确于宪法之中,制定专门的<请愿法>,健全相应的请愿受理机构.     

构建我国请愿制度的若干思考

请愿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具有重要的宪政价值,而请愿权在我国缺乏法律的规定,与请愿权相关的制度安排——信访制度也存在很大缺陷。因此,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请愿制度应做到三点：一是更新请愿观念;二是完善法律规定,包括将“请愿权”写入宪法和制定请愿法;三是建立专门的请愿受理机构。     

"信访权"之宪法定位

我国宪法并无信访权的规定,但一般认为,信访制度的宪法依据是宪法第41条,是公民宪法赋予的建议权、申诉权的具体体现。然而从实践和宪法权利理论出发,有必要对信访权加以分解,分为政治性权利和非政治性权利,从代议机构监督和制衡行政权的高度加强信访制度建设,推进我国宪政制度的完善。     

论宪法中的行政诉权

中国宪法第41条中的“控告权”不等同于、但包含了“行政诉权”的内涵。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公权利的“监督权”，二是作为私权利的侵权后的“救济权”。前者是政治性权利，也是实体性权利，后者是非政治性权利，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这意味着人们长期把行政诉权仅仅作为一种救济权或程序性权利有失偏颇。为了规范行政诉权行使的秩序，行政诉讼法对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在内容上进行了缩限，并在权利的外在形式上体现出程序性特征，但这不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权所继受的权力属性有所改变。     

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宪政思考

信访权利是宪法上公民的监督权,信访制度是保障公民实现其监督权的一项刺度。并没有也无力承担权利救济、纠纷解决的功能。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就在于其功能的异化。有的监督功能被弱化,本不具有的权利救济功能却被强化,甚至有代替司法救济成为权利救济主渠道的趋势。因此,要使信访制度的困境得以求解,宪政框架内两条变革思路必须同时并举：一是强化信访制度的监督功能,二是剥离信访制度的权刺救济功能。     

请愿权视角下的信访制度

信访权的理论本质就是请愿权,信访制度的核心内容则是为了保障公民请愿权,以实现权利救济和参与国事的制度目的。从请愿权保障角度看,我国信访制度存在一定缺陷,须从三个方面重构信访制度:信访观念的更新;法律规定的完善;改革信访机构。     

我国公民检举权的理论基础

公民检举权既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同时也是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它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公民检举权来源于人民主权。公民通过行使检举权,来保证自己主权的实现。公民检举权同时也是公民运用自己的监督权利来制约国家权力的违法失职行为,因而是权利制约理论以及抵抗权理论的逻辑延伸。     

我国现行宪法中“政治权利”的概念解读——基于文义解释的维度

从普通含义和专业含义两个维度解读我国宪法文本中的政治权利概念,政治权利的内涵可被理解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而其外延则是不确定的,但至少包含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公职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等三项权利。并且从《宪法》第34条但书规范的解释角度,我们也无法得出我国宪法文本中的政治权利仅限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结论。     

个人数据权的宪法性分析

个人数据权是人格权,而不是财产权,并且,个人数据权主要是在公法领域发生作用,因此,个人数据权主要是一项宪法权利.在公法领域,数据主体的自决权受到很大限制,公权力机关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或管理职能的必要,可以不经数据主体同意而搜集和使用个人数据.为避免公权力对公民个人数据权的侵犯,公权机关在搜集公民个人数据时,必须遵守职能必须原则和当事人知悉原则;而在使用个人数据时,则必须遵守目的特定原则.个人数据权作为宪法权利,一方面具有防范公权力侵犯公民个人数据权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公民个人数据权受到其他民事主体侵犯时,有要求公权力承担保护的权利.如是,个人数据权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其内容才是完整的,并且是自足的.     

以宪法为依据,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障权--从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三条谈起

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社会保障制度以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为逻辑前提。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为我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障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奠定了宪法基础。在实施宪法有关社会保障的规定时,有必要对宪法第四十五条作扩充性解释,以便与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保持一致,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宪法有关规定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