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罗拉德圣经”及其影响

：“罗拉德圣经”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完整的《圣经》英文译本,包括早期译本和后期译本。“罗拉德圣经”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约翰·威克利夫强调《圣经》的至上权威,“深信《圣经》应为所有人理解而倡导方言圣经的直接结果”。在威克利夫的倡导下,罗拉德派第一次完成了拉丁文《圣经》的英文全译工作,“无论在英国语言还是宗教的历史上都是一件重大的事件”     

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

从唐朝到1919年《圣经》和合本的出版,传教士译者一直在为顺应中国的文化语境而寻找恰当的《圣经》汉译经典化途径,其翻译策略经历了全盘汉化、话语独立化和适度“道儒化”三个阶段。作为《圣经》汉译的权威译本,《圣经》和合本是传教士译者们经典化努力的结果,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译者权威化、文化和合化和译本文学化三个方面的合力。     

基督宗教在中国本土进程中的权威建构与《圣经》汉译

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布离不开基督宗教权威在汉语世界中的建构。而基督宗教权威的建构实际上意味着来自异域的《圣经》符号资本如何与汉语进行“象征性运作”,也就是说基督宗教权威的确立是与《圣经》汉译紧密相联的。《圣经》汉译历经千余年,已然在中国文化变迁中构成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并以文化资本的形式作用于基督宗教权威的建构。     

西欧中世纪人本思潮的产生及其表现

西欧中世纪思想文化有从基督教完全垄断到世俗人本思想普遍萌生并迅速发展的过程。国内学术界通常认为西欧中世纪人本思想普遍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中世纪城市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后，引起了社会一系列变化，从１１世纪末到１３世纪，西欧便出现人本思想并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许多方面，形成一股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对西欧当时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为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做了思想准备，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这时期人本思潮的新发展和继续。     

"附会"、"格义":<圣经>汉译的跨文化策略

《圣经》汉译有着悠久的历史。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圣经》汉译过程中的巨大文化障碍。本文结合这些障碍产生的原因对《圣经》汉译历史过程中"附会"和"格义"这两种文化障碍跨越策略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     

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     

冯肯斯坦论适应原则与神学的世俗化

在《神学与科学的想象———从中世纪到17世纪》一书中，冯肯斯坦借用韦伯“世界的祛魅”来表述全书的背景。不同于通常学者将现代世界的科学和哲学的产生归因于17世纪近代哲学去除神学化的努力，冯肯斯坦将神学世俗化的过程追溯到了古希腊哲学与希伯莱律法传统，并澄清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在某些关键的问题与主题上对两希传统的反抗与改造。对此进程，冯肯斯坦以“适应原则”和“世俗神学”作为他论证的核心术语。本文从贯穿冯肯斯坦早期和晚期学术生涯的基本问题入手，探讨贯穿在《神学与科学的想象———从中世纪到17世纪》背后的学术关切。     

《圣经》在中国——太平天国对经文的诠释

洪秀全及其同仁为了让基督教信仰适应中国传统宗教信仰,并符合他们缔造地上天朝的政治理想.继承传教士的工作,不遗余力地实现基督教的转型,从而开创了基督教的次生文化.洪秀全本人在一系列异象下产生的神秘宗教体验,以及他屡试不第而对科举考试滋生的绝望情绪,促使他重新审视儒家经典,并重新诠释圣经.他抬高圣经的地位,打压儒家著作.洪秀全自称从上帝那里直接得到启示,借此建立起独立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权威.尽管他从根本上否定儒家传统,但是也采借了儒家伦理道德训诫,努力净化圣经里失礼、猥亵的情节.圣经亚洲诠释学首先要处理<圣经>在所谓"非<圣经>世界"的接纳问题,太平天国在诠释<圣经>方面独特的中国经验,为圣经亚洲诠释学提供了极佳个案.     

《圣经》文化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影响及策略——基于大学英语教学

为了探讨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圣经》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从而使大学英语教学更加有针对性,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大学英语教学中《圣经》文化对大学生综合人文素养的影响和策略,认为《圣经》文化对大学生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开拓国际视野、提高对世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理解力和鉴赏力、培养人文主义精神和道德价值观都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大学英语课堂上渗透《圣经》文化知识、开设《圣经》文化公选课或《圣经》知识讲座,已显得越来越有必要.     

威克利夫《圣经》对中世纪英格兰文化影响研究

威克利夫《圣经》是英语语言文化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英文《圣经》,也是14世纪威克利夫宗教改革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译本的完成与广泛传播不仅打破了天主教会对《圣经》及其阐释权的垄断,而且挑战了当时拉丁语作为教会唯一合法语言的至尊地位,对中世纪英格兰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奠定中世纪教皇制基础的格里高利一世改革

在西欧向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利用当时的形势进行了一些改革,使罗马教会势力得到空前发展,罗马主教获得了西欧教会的首席权威,这为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和奠定中世纪教皇制的雏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也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民间宗教经卷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192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宗教经卷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历程,揭示了民间宗教经卷的重要史料价值。应组织相关人员编纂《中国民间宗教经卷总目》、《中国民间宗教经卷集成》、《中国民间宗教经卷提要》,这将是一件有功当代、造福后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     

论西方公益伦理思想的两大历史传统

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需要道德支撑的普遍的社会事业。每一种伦理价值观或社会道德的追求,都决定着社会公益事业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着该社会公益制度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西方文化是由两大历史传统即古希腊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融合而成,自然而然,通过考察西方公益伦理思想的主体精神,我们也可以发现其自然浮现的所谓“古希腊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两大公益伦理传统渊源。     

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文化意蕴分析

圣·奥古斯丁并不属于欧洲中世纪的思想家、宗教家和哲学家,只不过是古代基督教神学的拉丁教父而已。但由于他生活在罗马帝国及其古代文化已近解体,基督教逐渐开始占据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历史文化转折时期,加之他的思想对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学说影响极为巨大。因此,他的创作带有鲜明地文化转型特征。《忏悔录》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上都与古代文化明显不同,而对后代欧洲中世纪文化和文学具有开拓之功。     

从圣经看美国总统就职演说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信仰浓厚的国家,美国新当选总统就职时,都要手抚《圣经》宣读誓言,然后发表就职演说。为了唤起民众接受并支持自己的施政纲领,就职总统大都在演说辞中浓墨宣扬基督教思想文化,引用《圣经》典故格言,效仿《圣经》文体风格,以使演说威严、庄重,更具感召力。     

论马礼逊《圣经》汉译及其影响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的一大成功的标志。它的完成者是 19世纪初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出现 ,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的新教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特点及其意义

马丁·路德是基督新教的创始人，也是16世纪德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改革家。在宗教改革过程中，他创立了“三唯”理论，把《圣经》的解释权交给了普通群众；他否认教士阶层在人与上帝间的“中介”地位及种种特权，其坚定的立场具有明显的反封建进步性。马丁·路德的改革思想是逐步形成的。经过终生不懈努力，他成了西方宗教界最为高产的作家，是至今被评论最多的历史人物。他的著述给了分裂的德意志以语言上的统一，他的理论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他的功绩具有世界性的广泛影响，对他的总体评价应予以肯定。     

《圣经》中的性别歧视

《圣经》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 ,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同时开歧视女性之先河。一方面 ,它客观地反映了妇女极其低下的社会地位和极为悲惨的命运 ,表现了当时社会对妇女的歧视 ;另一方面 ,它的文本本身是从男性的视角进行创作的 ,也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圣经》对女性的评价和观点 ,成为西方基督教文化歧视女性的源头。     

“用《圣经》解释《圣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

长期以来,《圣经》的解释权一直被教会权威所把持。为了正确解释《圣经》,消除神学家的偏见,斯宾诺莎在对传统的《圣经》解释方法及各种错误观点予以严厉驳斥的基础上,依据解释自然（解释自然在于解释自然的历史）的方法,首次明确提出了“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的普遍法则。他视该方法为解释《圣经》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同时又具体剖析了该方法的“困难与缺点”。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不仅为以后科学解释和批判《圣经》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后世诠释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科尔施的总体性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科尔施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在这部著作中,主要描述了他提出的著名的。总体性原则”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阶段论思想,以及他对列宁哲学思想的批判。80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和研究他的这些理论观点,对于新时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