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折”的统一：中国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

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在致力于“语言统一”的同时,也对统一“过度”的危险抱有深刻警惕,因而明确将“不统一主义”定为国语运动的宗旨之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民族主义潮流中都别具特色。“不统一主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力倡保护方言,反对国语一统天下;二是主张“蓝青官话”式的国语标准,不要求每个人都说得字正腔圆。造成国语运动这一特色的原因不止一个,既和国语运动领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有关,也和中国文化和社会传统本身对于地方性的宽容和高度赞许有关。这一特色提醒我们,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设在走向权力集中化的同时,还存在着“疏松统一”的可能。     

国语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

19世纪末逐渐开始的国语运动既是以普及教育、动员民众、挽救危亡、富强国家为目的,又蕴涵着完善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促进民族文化革新与发展的现代性旨归.国语运动涵盖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个方面,言文一致在于使知识能够普及一般民众,通过现代新型国民的塑造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国语统一则试图通过造就一种全民通用的国语并以达到团结国人之目的,借助语言共同体的形成以强化民族共同体的语言认同,从而进一步巩固民族国家的统一.     

国语统一与民族国家建设——清末民初"国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述论

近代中国的“国语统一”思想是在中—日和中—西语言改革的对比视角中,从传统的书同文、语同音的思想转换成一种国语、国民和现代国家共生的现代语言建设思想,它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而国语教育也成为消弭地域主义,加强新兴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民众团结的重要工具,这种语言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     

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方言文学语言——论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建构中的若干逻辑

在晚清语言文字的变革中.以民族共同语为目标的国语运动得到开展,并显现出大致与之同时进行的白话文运动的互动问题:即现代白话书面体系的转型中包含着语音统一的问题,语音统一也需要合适的书面书写系统.但是在清末民初还远谈不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由此方言问题在文学语言建构中产生了不同的思路,同时也初步表明超越方言的共同语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基础的选择.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疏离与结合

1917年2月成立的国语研究会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体"取代"文言",与此同时,《新青年》发动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二者相一致有进化论历史观和"言文一致"要求,"国语运动"立足于语言的"工具层面",《新青年》则主要从语言的"思想层面"出发,二者尚各行其事,两不搭界。改变这一疏离局面的,是身兼北大校长和国语研究会会长的蔡元培,而有1919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建立,"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遂呈双潮合一之观"。1923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收入鲁迅的《故乡》,是二者深入结合的标志之一。     

“黑国语”——包头方言中的隐语行话

旧时包头,因为社会构成极为复杂,所以其社会语言也非常丰富,许多行业由于历史传承的原因及生存的必要,几乎都有自己的隐语行话。作为一种语言形态,隐语行话具有交流的属性,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有开放的一面,日久天长,自然有一些词语就进入了方言系统,成为地方方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搜集和整理这些已经过时和即将消失的语言,对于研究和了解“走西口”以来包头各行各业发展的历史,以及如实反映当时的风俗民情、社会风貌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台湾国语中闽南方言词汇的渗透与吸收

台湾国语中闽南方言与国语之间出现杂混、渗透与吸收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种渗透与吸收不仅仅表现为词语的借用,还表现为构词成分、构词方法、词义的派生漫延。这是汉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相交融影响的结果,涉及国语当下的语言使用实际情况层面和语言的本体层面。对台湾国语中夹杂使用闽南方言词汇的情况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台湾国语的特点与性质。在这种现象背后蕴含着的重要理论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探索。     

“文学的国语”怎样炼成——《围城》的语言策略

钱锺书的《围城》不是一部方言小说,尽管其独一无二之处恰恰在于主人公流浪汉式旅行涵盖了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来自北方的人物也不少。《围城》语言策略值得注意之点是钱锺书很少让小说人物说他们自己的方言,而尽量让他们说南腔北调中西合璧的国语。《围城》中的方言土语就像鬼魂和影子一样藏在国语背后。虽然作者在某些场合不得不偶尔使用方言,但也尽可能削弱方言的影响。吊诡在于这种超方言写作也能揭示蕴藏于方言中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精神。20世纪40年代,当北方作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时,南方的钱锺书却和他的人物一起学习正在形成中的国语。两种不同的学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语言遗产。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闽南方言词汇语法对"台湾国语"的窜入现象分析——以近几年台湾影视作品对白语言为例

本文选取近几年播出语言为"台湾国语"的较典型的部分台湾影视作品中的语料,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分析了"台湾国语"的闽南方言特色.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受闽南方言影响,影视作品语言经常窜用闽南方言词语从而体现出鲜明的地方风土人情;在语法上受到的影响则更为广泛多样.     

“国语运动”与文艺大众化问题

文艺大众化是1930年代我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它与肇始于清末的"国语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联系主要通过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观念以及陈望道等人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得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语运动"不仅仅是一场追求"国音统一""言文一致"的语言学革命,它更是一场漫长的文学革命,其目标是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艺"。"国语运动"的一百年是中国文学现代意识嬗变的一百年。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四川方言“得”的语法化及其进程

语法化自出现以来,在国际国内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到目前已形成体系。结合问卷调查从语音语法化、形态句法语法化及功能语法化三方面解析四川方言"得"的语法化进程,在认知语言学范畴内解析"得"表许可及意愿含义的生成机制及成因。"得"与"得撒""均可表达许可等含义,且使用频率几乎相等,这一发现为全面探析"得"的语法化进程提供了路径。     

意大利当代文学中的“方言潮”

语言作为人类交际工具,是任意性的。标准语与方言,方言与口语,口语与书面语,书面语中文体的选择,都从不同侧面体现着语言的任意性特征。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运用,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并且也跟作家的个人方言、社会情境特征、作品内容等紧密相连。语言、方言、文学作品自然也就相互关联、彼此结合而统一起来。     

近代日本“民族国家”论

个体的政治地位是决定国家性格的重要因素。近代日本的“国民”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一方面因缺乏主体性而表现为“臣民”,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与国家的紧密结合。因为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国民,近代日本就不能称为“国民国家”,而只能是“民族国家”。     

民间话语资源的采撷与运用——论文学方言、方言文学以及当下“方言写作”

方言指的是通行在一定地域的语言.推广普通话与正确使用方言并不矛盾,方言在特定场合具有自身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文学方言具有凸现人物形神、传递别样情致和承传地域文化三种主要作用.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方言文学与正统文学交互作用的历史,晚清以来方言文学以京语文学、吴语文学、粤语文学发展最为充分.世纪之交再次掀起了"方言写作"的浪潮,表明了当代作家找寻现代汉语写作新的话语资源的自觉与努力.方言文学前景看好,但也面临困惑和挑战.     

异质语言观与方言音系研究

语言是一种异质的动态系统,而不是同质的静态系统.汉语方言音系研究应在异质语言观的指导下,引进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抽样确定被调查人,有足够样本数,采用词表调查,理清方言音系与语音差异的关系,选择中年群体作为描写对象,采用变异分析方法描写语音系统、分析其变异状况及演变规律.     

论保护和开发非主流语言文化——方言影视作品热引发的思考

方言和普通话相比,具有非主流性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元开放的大文化背景下,以方言为载体的地域文化在文化艺术领域尤其是影视创作领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发展,这与方言在艺术中独特的表现力分不开。但各地区的方言文化在开发上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性,南方某些方言地区如赣、湘、客家等的非主流语言文化并未能获得与其他方言文化相等的话语权,因此,如何开发它们成为本文关注的一个问题。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是沿着息争统一到统一抗日再到抗日统一的轨迹运行的,是一个曲折中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无论是制止战争、改弦易帜、入关助蒋,还是拥蒋"剿共"、捉蒋送蒋,都可说是他统一思想的具体实践.他的统一思想又是以民族息争御侮复兴为目的,以遵行父愿,拥护蒋介石为实现手段的.     

湖南益阳方言中的“阿”

益阳方言中的"阿"使用非常频繁."阿"在句法位置上,附着于体词性成分之前,在语义上表有定,具有提示与语音修饰功能.通过与汉语其他方言的对比和"阿"的语源考察,我们发现"阿"具有类似于定冠词的作用,是汉语量词功能泛化,语义虚化和语音弱化的结果.     

孔子对中华古代语言统一的贡献——“子所雅言”探析

语言统一,是国家、民族统一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必要前提条件。中国自有国家以来,历朝历代都重视语言的规范统一。如夏之"法言",周之"雅言",均是王朝规定的统一语言——"官话"、"普通话"。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学术分裂;各国文字异形,言语异声,不利于社会交流。孔子顶着潮流,坚持使用"雅言"教授《诗》、《书》及"执礼",对中华古代语言的统一规范是一大贡献,儒学传播广远,也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