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统一与民族国家建设——清末民初"国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述论

近代中国的“国语统一”思想是在中—日和中—西语言改革的对比视角中,从传统的书同文、语同音的思想转换成一种国语、国民和现代国家共生的现代语言建设思想,它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而国语教育也成为消弭地域主义,加强新兴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民众团结的重要工具,这种语言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     

“打折”的统一：中国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

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在致力于“语言统一”的同时，也对统一“过度”的危险抱有深刻警惕，因而明确将“不统一主义”定为国语运动的宗旨之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民族主义潮流中都别具特色。“不统一主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力倡保护方言，反对国语一统天下；二是主张“蓝青官话”式的国语标准，不要求每个人都说得字正腔圆。造成国语运动这一特色的原因不止一个，既和国语运动领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有关，也和中国文化和社会传统本身对于地方性的宽容和高度赞许有关。这一特色提醒我们，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设在走向权力集中化的同时，还存在着“疏松统一”的可能。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台湾国语中闽南方言词汇的渗透与吸收

台湾国语中闽南方言与国语之间出现杂混、渗透与吸收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种渗透与吸收不仅仅表现为词语的借用,还表现为构词成分、构词方法、词义的派生漫延。这是汉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相交融影响的结果,涉及国语当下的语言使用实际情况层面和语言的本体层面。对台湾国语中夹杂使用闽南方言词汇的情况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台湾国语的特点与性质。在这种现象背后蕴含着的重要理论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探索。     

国语选序

一司马迁在“史记自序”和“报任安书”里都曾经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汉书艺文志”列“国语”二十一篇于『春秋家』内,下面也注着『左丘明着』。因此历来大多数人认为“春秋左氏传”和“国语”都出于左丘明一人之手,说二者互有捐益,正可以两相发明。也因此产生了内外传的说法,把“左传”称为『内传』,国语称为『外传』。“汉书艺文志”虽说没有提出『外传』之名,但在“律历志”引“国语”“周语”『王以二月癸亥夜陈』句,却说是『故外传曰』云云,以区别于“左传”。王充“论衡案书篇”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需之实书也。』就更清晰地说明左氏以“国语”为外传了。刘知几“史通六家篇”云『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     

国语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

19世纪末逐渐开始的国语运动既是以普及教育、动员民众、挽救危亡、富强国家为目的,又蕴涵着完善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促进民族文化革新与发展的现代性旨归.国语运动涵盖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个方面,言文一致在于使知识能够普及一般民众,通过现代新型国民的塑造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国语统一则试图通过造就一种全民通用的国语并以达到团结国人之目的,借助语言共同体的形成以强化民族共同体的语言认同,从而进一步巩固民族国家的统一.     

“文学的国语”怎样炼成——《围城》的语言策略

钱锺书的《围城》不是一部方言小说,尽管其独一无二之处恰恰在于主人公流浪汉式旅行涵盖了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来自北方的人物也不少。《围城》语言策略值得注意之点是钱锺书很少让小说人物说他们自己的方言,而尽量让他们说南腔北调中西合璧的国语。《围城》中的方言土语就像鬼魂和影子一样藏在国语背后。虽然作者在某些场合不得不偶尔使用方言,但也尽可能削弱方言的影响。吊诡在于这种超方言写作也能揭示蕴藏于方言中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精神。20世纪40年代,当北方作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时,南方的钱锺书却和他的人物一起学习正在形成中的国语。两种不同的学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语言遗产。     

清末民初国语运动的国际动力--兼与赵慧峰先生商榷

我国清末民初国语运动的产生虽然也受到过欧美文化的某些影响,但主流国际动力主要来自日本.近代日本从推行国语入手普及教育,从而实现了国家的强盛.这一地缘政治的事实,成为我国国语运动产生的最直接的激发因素.因此,赵慧峰先生关于国语运动"首先受基督教‘教会罗马字运动'的影响"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文化使命与方言的浮沉——现代民族共同语建构之普遍性与地方性关系变奏

共同语与方言的结构性冲突贯穿中国百年语言运动的始终：方言的“发现”和“浮沉”,既受共同语建设需求的制约,又与当时语言运动所担负的文化使命有关.清末,文改人士以“欧西诸国”为法,以为统一语言不仅可以增强凝聚力,还可以帮助“大清”重新“统一天下”;五四时期,方言的价值被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同时相中,人们认识到,自由活泼丰富的国语,必须要民众活的语言——方言做材料;三十年代大众语讨论时期,语言地方性和普遍性具体表现为土语（及其记录形式拉丁化）与普通话的关系,土话变为普通话可以用“发展、充实、转化”六个字来概括;抗战时期对方言土语问题的探讨主要是结合文艺实践进行的.方言问题获得再次讨论的契机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运动所未能解决的语言与大众结合问题的教训、文艺大众化的需要以及抗战的现实需要.建国之初,国家的统一对语言文字提出了更高要求,方言土语的存废成了语文改革的焦点.语言统一不仅担负文化统一的重任,担负凝聚国家认同的职责,还负有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知识文化水平的职责.在新的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方言成为民族共同语吸收和同化的对象.     

由“舍小取大”现象看华语与早期国语的一致性

“舍小取大”现象系指在具体的语境中，用上位词或语义范围大的词取代下位词或语义范围小的词，这是华语词汇运用中一种独具特色的常见现象，与普通话形成非常明显的差异。文章选取具有比较典型“舍小取大”表现的四组/个词，即“懂(得)”“拯救”“开幕”和“个”,考察其在早期国语中的相同表现，进而证明华语词汇及其运用与早期国语之间的一致性。     

先秦时期历史档案的口述者——瞽矇职守与《国语》、《左传》的讲诵增饰

《国语·楚语》中“史不失书,矇不失诵”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根据这个思路,我们认为《国语》、《左传》中许多篇章是先由“瞽矇”之类在口传过程中不断加工、增饰而后书于简帛的,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这些在流传过程中的加工增饰人也应该是《国语》的“作者”。     

魏建功等"语文学术专家"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之种种情形:从官方筹划、民众自发到学者("语文学术专家")主导,学术阵容、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学术刊物、学术著述及其他学术资讯.本文认为,从"国语纪元"(1648)即清代初年迄今的国语运动在时、空两个方面的延伸看,"光复初期"和"台湾"乃是相当重要的时段和地点;光复初期曾在台湾主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魏建功教授,1949年以后在大陆语文学界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的学术经验亦得相当完美地融合于当代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     

闽南方言词汇语法对"台湾国语"的窜入现象分析——以近几年台湾影视作品对白语言为例

本文选取近几年播出语言为"台湾国语"的较典型的部分台湾影视作品中的语料,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分析了"台湾国语"的闽南方言特色.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受闽南方言影响,影视作品语言经常窜用闽南方言词语从而体现出鲜明的地方风土人情;在语法上受到的影响则更为广泛多样.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真相及胡适诸君的贡献

近年来,有学者对学术界在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问题上通行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是北洋政府借推行北方官话与南方政治势力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语文革命;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是在误读西方历史基础上的向壁虚构,他关于文学革命历史的叙述夸大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五四新文学家及语言学者对现代语言变革的贡献。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受西方学者解读西方近代语言变革历史时所使用的"语文政治学"研究视角启发而产生的结论,此结论严重偏离了中国实际。实际上对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北洋政府的态度往往是保守的,有时候甚至是反动的;其承认与推广国语运动的举措,是被动滞后的。国语运动是一场以教育与文化普及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启蒙运动,无论当时的学者还是政府,并没有多少南北政治方面的考虑。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成因复杂,它触及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时最核心的问题,胡适等白话文学运动的"旗手"对国语运动的贡献也得到了国语运动阵营的认可。相对于胡适因无法忘掉中国自身问题而误读西方文艺复兴史而言,由西方理论出发造成的对中国自身历史的误读,更是需要反思的。     

从《国语文学史》到《白话文学史》

每讲到胡适,不少人都知道他的《白话文学史》,却不甚了解他在此书之前,还有一本《国语文学史》。《国语文学史》是《白话文学史》的前身。1921年冬季,胡适应邀在教育部主办的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当时他“在八星期之内编了十五篇讲义,约有八万字,有     

《国语》周景王“铸大钱”的钱币学考察

《国语·周语》中有周景王“铸大钱”的记载,学者多将其中的“子母相权”理解为大钱、小钱并行,只有个别学者怀疑其可靠性。根据出土钱币实物以及古钱学研究的结果来看,春秋晚期周景王铸造的“大钱”应当是平肩空首布币,当时的布币并不存在大、小二等制,这种呈等制的钱币直到战国早期才出现。因此,本文认为,周景王“铸大钱”虽属实,但“子母相权”的相关内容出于春秋晚期的单旗之口却与史实不符,这段文字不排除后人修饰或伪托的可能性,增饰的时间极有可能就在战国中晚期。     

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方言文学语言——论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建构中的若干逻辑

在晚清语言文字的变革中.以民族共同语为目标的国语运动得到开展,并显现出大致与之同时进行的白话文运动的互动问题:即现代白话书面体系的转型中包含着语音统一的问题,语音统一也需要合适的书面书写系统.但是在清末民初还远谈不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由此方言问题在文学语言建构中产生了不同的思路,同时也初步表明超越方言的共同语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基础的选择.     

“国语运动”与文艺大众化问题

文艺大众化是1930年代我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它与肇始于清末的"国语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联系主要通过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观念以及陈望道等人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得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语运动"不仅仅是一场追求"国音统一""言文一致"的语言学革命,它更是一场漫长的文学革命,其目标是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艺"。"国语运动"的一百年是中国文学现代意识嬗变的一百年。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试析1842-1860年间清政府外交的性质--兼论"半殖民地"概念在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中的局限性

通常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便开始沦入半殖民地化过程。但这种观点忽视了因西方国家影响引起的变化在中国社会整体中所占的较小比例,也忽视了西方国家现实影响力和潜在影响力的区分。事实上,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中国,继续维持着独立国家的地位。至于用“半殖民地”概念来界定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这一研究路径在近代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着很多弊端。     

人的现代性转型尝试——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

近代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屡遇挫折后,意识到“国民”在建立近代独立国家中的重要意义,他们主张实施军国民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大规模的军事教育培养了民众的现代国家意识、民族认同感,促进了西方现代体育运动、卫生知识输入,对于改变民众重文轻武的观念,转变国防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军国民教育开启了近代国民性改造之门,但单纯的军事教育不足以促使国民现代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