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化”的张力：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及其效应

近年来,建立共治共享的城市社会治理制度成为关注的热点,“街道”处在这一问题的核心。街道管理体制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制度,而街道办事处又是街道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以“政权化”的分析视角来看,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能够映射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在城市经济发展体制、社会风险治理体制、城市政府分工机制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下,街道办事处经历了从“弱政权化”到“准政权化”再到“半政权化”的过程,并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带来诸多实践张力。我们应构建更具包容性、吸纳性、整全性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以纾解上述张力。     

论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化和若干制约因素

论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化和若干制约因素李治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指一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及统属关系。在疆域广袤、民族众多的赤县神州，它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一、盛衰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故向来为人们所关注。一有史以...     

中国农民负担有多重——农民负担数量及减负办法研究

本文从国民收入核算角度计算了第一产业农民负担数量和水平 ,从财政角度探讨了农民负担成因和减负办法。目前农民负担确实很重 ,大大超过宏观税负水平。农民负担成因在于农村税费的直接税性质和包括税费征管在内的农村社会经济管理体制不合理 ,农民家庭既是生活单位又是生产组织的性质也给加重农民负担提供了借口。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 ,需要改革落后的农村社会经济管理体制 ,落实基层民主制度 ,将农村纳入全国统一的公共财政体系中 ,取消财税以外的部门向农民收取税费的权力 ,实行以间接税为主 ,直接税为辅的农村税费制度     

中国农村税费尾欠与村庄筹资能力问题分析

本文基于一个全国6省116个村庄2000年和2004年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税费尾欠和村级债务问题的现状,及其在税费体制改革前后的变化进行了简要分析.税费改革前尾欠农业税的农户数和尾欠税费的数额已经较大,税费改革以后则有进一步的上升,这对基层财务运转造成很大压力.为了理解村庄筹资困境的成因,本文对税费尾欠和村级债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和村干部之间的政治关系网络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     

论宋代的民间旌表与国家权力的基层运作

“旌表”是政府以国家名义垄断的并根据一定条件、按一定程序向地方发放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宋代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主要分为义门、孝行、妇德和隐逸四类,宋代政权通过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为民间社会倡导了与主流文化相一致的时尚与习俗,进而把国家权力悄然深入民间。     

县级几家班子必须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工作

县委是党的地方组织中最基层的一级组织,担负着全面领导县级地方工作,实现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的基本职责。县委在县级政权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县级的人大、政府和政协等几家班子,必须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工作,这是为我国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所证明了的一条普遍原则。     

从清代宗族的社会控制看会党的发展动因

有清一代,秘密会党的滋长与基层社会的控制效率关系密切。作为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宗族,当清政府政治廉明、社会经济稳定时,其在国家政权的督导下,能配合地方政府镇压、捉拿或搜捕起事者,这对秘密会党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在晚清,由于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变化,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宗族的凝聚功能减退,而各种非传统社会势力的乘机兴起和发展,则进一步分化了宗族组织,使得它在控制秘密会党时难有作为。     

精乡扩镇、乡派镇治:乡级治理体制的结构性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后,现行的乡级治理体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结构性改革,以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本文认为下一步乡镇体制改革应按照工农分业和乡镇分治的原则,精乡扩镇,将现有的乡级政权改为县派出的基层行政组织;同时,扩展镇的自主权,将镇政权改为基层地方自治组织,实行乡派镇治,建立纵向集权,横向分权的现代乡镇治理体制.     

论日伪对江苏地区基层社会的政治统治

抗日战争期间 ,侵华日军通过扶植傀儡政权的方式稳定其在占领区的统治。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日伪在江苏地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首先论及日伪在江苏的基层政权建立的情况 ,即由维持会、自治会向县级傀儡政权转变的过程。其次 ,对日伪在基层社会的控制手段进行了研究 ,并认为清乡运动是日伪将其统治触角延伸至乡村基层社会的手段。最后 ,本文还对日伪控制基层社会之绩效进行了评价 ,认为只是在汪精卫政权建立以后 ,日伪通过清乡才在苏南地区实现了对县一级政权的控制 ,而在苏中和苏北则仍然无法完全控制县级政权。至于乡镇以下的基层政权 ,尤其是在农村 ,日伪政权则基本无法实施有效统治     

清朝的县级政权

清朝的县级政权秦富平满州贵族从白山黑水之中人主中原。为了建立和巩固其统治，沿用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在中央设内阁、六部制，作为其行政中枢机关；在地方建立了省、道、府、州县四级行政管理机构。县级政权是清王朝最基本的统治机构，也是清中央权力所及的基层的行政组...     

县级地方政府应将职工教育纳入经济发展轨道

职工教育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国家基层行政组织的的县级地方政府,应从振兴地方经济的战略高度出发,认真解决县以下单位事实上存在着的生产经营与职工教育“两张皮”的现象,把职工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轨道,努力探索经济建设和职工教育一体化的新路子。 （一） 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地方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体现;而地方职工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也是地方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经济发展和职工教育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离开地方经济发展去谈职工教育,是空谈;离开发展职工教育事     

流失与再造——基层治权修复的数字化路径研究

转型时期基层政府职能重心从“经济增长”向“公共治理”转型,基层事务的量与责同步扩张,带来纵向权力介入过密化的基层治理能力困境。与税费改革时期基层政权与社会的利益联结机制被瓦解所导致的“政权悬浮”不同,当下基层能力困境表现为过密化治理中基层政权自主统筹属地事务的治权出现流失的问题。基层治权的再造面临条块关系中的治权上浮、属地管理中的治权碎片化、政社关系中治权的新型悬浮化等结构性梗阻。数字治理平台通过技术规则替代科层规则和基于信息的裁量权威生产两个环节,有效修复了基层流失的治权,并呈现出条线压力平衡、属地权威再整合和社会资源汲取等三重机制。基层政权通过技术赋能对治理流程进行局部重构,绕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结构性难题,一定程度增强了基层治理的自主性。但随着基层治理问题愈加复杂化,实质性地再造基层治权还需要体制改革予以更深层次的呼应。     

重读税费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视角

税费改革及其配套的改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将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双双从村集体中释放了出来,加速瓦解了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力量和融于集体之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促使农村基层组织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统筹领域,也使农民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合作供给,致使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面临着极大的治理困境.集体的渐行渐远,改变了国家与农民打交道的间接方式,而村治困境的存在亟待新"集体"的回归,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我国资源税费改革的战略选择

资源税费改革是我国税费改革近期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改革进程对税费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资源税费体系存在着税费关系不协调、资源税体系不规范、税权过于集中、税收调节效率低下等问题,资源税制度本身也存在着收入规模过小、征税范围较窄、计税依据不合理、税收负担过轻等诸多问题,导致财政职能发挥不足、税收调节广度和深度不够,资源利用率较低。从客观环境看,资源收费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但过度的收费会挤占税基,影响税收收入规模,加重纳税人负担,加剧社会分配不均的矛盾,还会影响税收征管,增加税收成本。因此,资源收费改为征税是大势所趋。应当采取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城市水资源费并入资源税,完善资源税收体系,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调整资源税计税依据,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等改革措施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资源税费政策。     

前世与今生:乡镇文化站的历史变迁与路径转向——公共文化服务不同时期的功能

构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乡镇文化站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前沿阵地和桥头堡,对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和促进农村的发展有着可不代替作用。本文通过对乡镇文化站的前世与今生的分析来探讨其在政府全能主义时期、税费时期和后税费时期的文化供给的特点、社会功能及其运行机制,以期对乡镇综合文化站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启发。在政府全能主义时期,为了增强人们对政权认同感,通过政治整合满足人们的政治文化需求,表现为政治动员式文化;在税费时期,乡镇文化站为经济发展服务,通过压力型体制供给迎检式文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步;在后税费时期,回应民众多样化需求,为乡镇文化站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税费改革对乡镇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

乡镇体制改革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政府定位、人员安置和乡村债务问题一直是乡镇体制改革的三个突出难点,多年来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根源就在于中央和地方不合理的财税体制和国家对农村长期实行以农养工、以农村供养城市的高积累政策,而税费改革的推行恰恰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力杠杆,本意在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也强有力地推动了乡镇体制改革,应当把握时机,继续深入推进改革。     

县级人大常委会工作探讨

新时期地方政权的职能 我国地方政权中县级政权既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也体现了国家政权中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国家政权机构职能的发展变化,从有利于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角度出发,     

"黄宗羲定律"不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关键

秦晖先生提出的“黄宗羲定律” ,其现实意义不可低估 ,但它却不是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关键所在 ,只有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确保中央对地方“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如数兑现 ,同时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 ,采取合理配套改革措施 ,农村“税费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最后成功。这场中央对地方的“输血博弈”成功与否 ,是中短期内影响农村“税费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略论民国时期奉天省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近代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清末民初,尽管政权频繁更迭,但对农村地方基层政权的建设一直十分关注。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企图将其权力伸入到社会基层以有效地控制乡村社会资源。民国时期奉天省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通过推行区村制度来实现的。其实质是省政府努力将其权力在乡村中扩散,从而推进基层政权建设的早期现代化。     

抗战时期日伪县级政权财政初探——以江苏南通为例

目前对抗战时期日伪地方政权财政的研究是个盲点。抗战时期,日伪南通地方财政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演变的背后是地方政权主导群体的更替。从收入结构与支出结构来看,日伪南通地方财政是典型的维持型财政,入不敷出,收入大部来自非正常收入,支出大部分用于维持政权运转,当局在地方公共事务中鲜有作为。这些情况揭示了当时的日伪县级政权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社会,也凸显了其合法性之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