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

古典诗词名物的实证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古典诗词中涉及的名物词很多,而且每个名物词既有其原生状态的内涵,又有处于诗词中的文学和文化含义。以女子穿戴的金银饰品为主要关注对象,从特定角度对唐五代诗词的名物属性进行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唐五代诗词中金银饰品的类别划分;第二,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的声色表现;第三,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的意象组合与传递;第四,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的情感寄托。既实证考察人们对金银饰品的使用情况,又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艺术分析,体现文学研究的本位。     

“名物”的定义与名物词的确定

“名物”一词,最早见于《周礼》等书,是指上古时代某些特定事类品物的名称。名物词的语义特征包括：一、它与事类相关;二、它表明一种特定的具体事物;三、所指必须具有类属的区别性特征。名物词的范围,不仅有明言其为名物的禽兽、物产、祭器、祭牲、冕服、几席、玉器、卜蓍、车辇、旗物、兵器、甸邑、食物、庙宇等１４类,还有作为变例出现的官爵、乐舞、贡赋、妇功等４类,共１８类     

唐五代时期的词尾“头”

唐五代时期是词尾“头”发展的关键时期 ,有旧形式的沿用、扩展 ,有新形式的萌生 ,使用情况复杂。本文从形式和意义两方面对此期词尾“头”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与综合的分析 ,并指出不同类型的词尾“头”出现的最早时期及基本的发展脉络     

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

在唐五代,“屯田”和“营田”是封建土地制度中两项重要内容。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史学界长期争议不决。本文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分阶段理清了两者的关系,认为在唐前期,“营田”泛指经营土地,“屯田”是一种特殊的官营土地制度。唐后期至五代,出现户部营田务管领的营田,乃是与屯田并行的另一种官田系统。文章还否定了唐后期屯田转化为营田的说法。     

唐五代小说中“议论”的主体及方式

唐五代小说“议论”的主体有作者、叙述者、故事中人物.作者或与叙述者合二为一,以旁观者的身份直接发表“议论”,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及对事物的情感态度评价;或潜入叙述者、故事人物,通过“议论”这种形式与接受者间接对话,从而引导接受者体会作品的创作主旨.在叙述故事进程中,作品往往用“引证明理”“比较论理”“假言推理”“指谬析理”等方式进行“议论”.这种在作品中陈述观点的方式,是作者对人生的一种认知和态度,成为作者塑造人物、表达思想、升华主题的重要创作手段.不仅影响了接受者的阅读视线,使接受者的阅读感受超越故事本身的精彩而直指人心,而且作者也通过自己意图的阐发,引领接受者体味故事中所蕴含的更为广阔的人生意义.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史批判”

理论界多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史批判等同于唯心史观的批判,这应是一个误解。19世纪人类学勃兴,文化多通释文明,意指特定时空中的总体社会发展形态,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习惯用法。两人对是时的文化史写作不甚满意多有原因,如马克思反对它们仅仅把鲁滨逊一类故事看作对现代文明的反动,怀旧与自然同在的浪漫主义倾向。但这一切并不构成对文化史本身的否定。结合观念和现实来写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确认产生了特定的生产关系,并且始终在调节改进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的现实性,将最终说明观念形态的文化的生产,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史批判给予我们的最终启迪。     

儒耶“金规则”差异辨析：跨文化伦理研究的一个“元问题”

作为跨文化伦理研究的一个＂元问题＂,儒耶＂金规则＂的内在差异理应得到更多关注。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将儒耶＂金规则＂的主要差异归结为表述（否定形式/肯定形式）、起点（自然本性/先知律法）、维度（现实的行为规范/超越性的信仰）和对象（具体的人/抽象的人）这四个方面。而通过更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上所有这些差异又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儒耶＂金规则＂在处理＂施＂与＂欲＂、＂己＂与＂人＂这两对关键概念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思路。     

从白门到紫陌：“地”在文化史中的隐显与浮沉

从南朝到唐代,建康/金陵和“江南”在话语层次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建构过程。南朝诗歌通过对“金陵帝王州”的想象和对“江南佳丽地”的再现,逐渐把建康从偏安王朝的行政总部改变为帝国名都,经过唐代诗人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把建康写入文化版图,而“江南”的文化意义也逐渐和它的地理意义出现张力,甚至颠覆了它的地理意义。最后,通过对“紫陌”作出的词语考古,展示一个在南北朝时期曾真实存在的地点如何从文化版图上消失,从反面说明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和地理历史、社会历史的不同,以及它对文本特别是某些文本和某些体裁的依赖。     

论认知语言学“体验性概念化”对诗词文本的解读

诗词文本解读的认知与解读的过程就是意义的生成和提取的过程,本文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以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概念化”(或“体验性识解观”)为基础,运用体验性视觉化和辖域、图形-背景、隐喻、转喻等多种识解手段分析了的诗词文本的解读过程,为诗词文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新文化史视域下教育活动史研究的“三个转向”

新文化史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史学形态,它的兴起拓宽了历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使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发展.教育史学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一门交叉学科,与历史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应该也需要从历史学中汲取营养,获得自身新的发展.近些年来在教育史学界悄然兴起的教育活动史研究可以从新文化史当中获取一些新的启示.新文化史视域下的教育活动史研究需要实现“三个转向”:研究视角应从上层转向民众,将人重新放回到历史当中;研究重心应从宏大转向微观,注重具体描写;历史撰述应从分析转向叙事,注重平实生动.     

论唐代咏史诗的兴盛及其文化动因

咏史诗的创作到唐代呈现出最为兴盛的局面,究其文化动因,既有重经验、崇古人的民族心理基础,又有文人自身史学修养深厚、政治参与意识及主体自豪感强、漫游经历丰富等主观条件,同时还与古代诗歌传统相关.     

白居易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

白居易巴蜀诗变与其官场遭遇经历关系密切,其有一个渐变发展的过程。贬谪江州之前,白诗积极讽喻,对政治充满理想和抱负;江州时期白居易沉溺于泪下青衫的感伤,及对朝廷复起的期待;忠州时期他更多的是对人生命运、官场得失的体悟、反思及透解,诗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并一直延续到晚年。也即白居易巴蜀诗是白氏一生诗风转变的津梁,其对唐宋诗歌嬗变发展影响深远。     

唐·五代时期福建书院述略

一向被视为一块蛮荒之地、化外之境的福建,到宋代出现理学巅峰——闽学,一跃而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而这种跳跃的却是之前福建儒学家们努力积淀的结果。本文通过唐五代时期福建各地书院的考察及其特征的论述,展示当时闽地儒学家们的风采和对后世的影响。     

略论唐诗与汉语言文化

唐诗之所以繁荣，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是诗歌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汉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趋势。如何读诗，如何理解诗，是探讨唐诗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诗并不神秘，要更好地理解唐诗，必须从文化传统和汉语言特点这两方面着手。     

隋唐五代时期的回纥

本文对隋唐五代时期北方草原回纥民族的兴起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着重讨论了回纥与隋唐五代的关系,说明其为隋唐的繁荣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唐末五代的隐逸现象与道教徒的回应

唐末五代,隐逸盛行,这既是社会上层推行崇道政策的产物,也是战乱时期人们安时处顺自立于乱世之外的途径。隐逸作为一种人生旨趣,更多地杂糅了道家无为思想的内核和道教神仙飘逸逍遥的风貌,也带有儒家穷时避世的影子。另外,唐末五代的隐逸还显示出对社会叛逆与批判的一面,一些处于乱世的著名隐士和道士,对动乱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表现出对理想社会和生存方式的向往。     

唐五代敦煌的营田与营田使考

营田是唐宋时期极为盛行的一种土地制度 ,它起源于南北朝边境地区的军事耕营 ,并在唐代均田制破坏的基础上得到广泛的推广 ,渐而变成以民营为主。本文利用敦煌文书 ,结合传统史籍 ,对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营田制度的实行史实与营田使官职进行了梳理与考证。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敦煌早在武则天时已实行民事营田 ,较内地为早。二是蕃占时期出现寺院营田 ,为其他地区所无。三是归义军时期曾大规模实行营田 ,仅瓜沙中心地区是民事营田 ,河西其他诸州为军事营田。四是敦煌地区实行了一套完整的营田使官职体系。     

唐末五代道教神话述要

唐末五代是道教神话发展的高峰时期,崇道的时代氛围和神仙信仰的世俗化为道教神话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时期的道教神话作品众多、类型齐全、弘教功能突出,在道教神话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神仙信仰世俗化转变的轨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承前启后的意义。     

唐五代时期的江陵城

江陵曾作为唐代荆南节度使的治所、唐代南都以及五代十国时期高氏荆南政权的都城,对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江陵城城池的规模有所扩大,并且使用了砖城结构,添设了瓮城和敌楼,强化了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唐五代江陵城除草市之外,还有固定的市场。便利的交通,市场的发达,为其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无论是成汭还是高氏荆南的历任统治者都把通商作为其第一要务,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五代时期江陵城的发展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长江中游中心城市形制及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