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卦爻辞歌谣的艺术特色

本文通过将《周易》卦爻辞歌谣与《诗经》比较,从语言的叠字艺术、章法的复沓结构、句式的二四言为主、格律的押韵合辙以及比兴手法的纯熟运用等５个方面,论述了《周易》卦爻辞歌谣鲜明的艺术特色,笔者认为,卦爻辞歌谣是比《诗经》开垦更早的一块古老而生动的诗歌园田     

唐五代“渔父”系统歌辞调名辨析

《渔父》一调在音乐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中日两国皆见创作,且曲辞齐、杂言体兼备,是研究早期文人齐、杂言辞关系的理想切入点。通检唐五代中日“渔父”系统之歌辞,对其载录调名及体式进行比证,厘清《渔父》一调曲辞的留存情况。在此基础上,考察两国《渔父》歌辞的形态、辞格,并与唐诗中“渔隐”题材诗歌比较,可知中、日《渔父》歌辞的写作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前者为“依调填辞”,后者为“依辞写辞”。早期文人曲子辞写作以“歌辞”观念而非文体观念为主导,不存在明确的齐、杂言分体意识。齐、杂言体的自觉分判,产生于“依调填辞”转向“依辞写辞”阶段,而音乐环境的差异是催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对齐、杂言体分体意识产生之细节的甄辨,还原了曲子辞在发生期与书面文学诗歌系统间联结、互动、分流的历史。      

论法国“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策略

法国“新新小说”在叙事中采用了不动声色的策略，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叙事空间和叙事节奏五个层面。在叙事视角上，“新新小说”喜欢运用“外视角”来剥除叙事者的主观情绪，即便在运用“内视角”时，也同样限制人物的情感。就叙事语调而言，作者和人物、叙事者和其叙述之间存在距离感，形成了一种中立、客观、冷峻、反讽、不带情感的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则体现了简化和精确两个特征，一方面叙事者将语言简化到最基本的信息，另一方面给出过度的细节描写，造成失真的效果。叙事者还喜欢描写“非人格化”的叙事空间，包括死寂的空间、迷宫般的空间和抽象空间，将空间与人物隔离开来，不再提供稳定的意义。在叙事节奏上，迫切和收敛形成紧张和平静两种节奏，造成叙事收放并存的效果。“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是对传统小说中意识形态、形式主义、本体论和心理描写的反抗，体现了当代文学的“平面”美学。     

电影悬念的情感结构

在电影悬念的叙事分析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对“人类趣味”的分析,情感结构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悬念叙事的情感结构来看,不同的类型电影具有不同的悬念叙事的情感结构,如“惊险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恐惧的悬念”,“生活喜剧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期待的悬念”,“恐怖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恐怖的惊奇”,“奇观电影”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期待的惊奇的延长”等。但是叙事成规一旦固定化和模式化,反过来也会对电影悬念的情感结构造成损害,甚至产生消解作用。     

主流话语外的民间表达——当代时政歌谣特质论

当代时政歌谣已成为主流话语外的民间表达,已体现为身不由己的“非文学”性,它的一切文学叙事因素都异化为功利要求的表达策略。作为主流政治话语在民间的异质化表达和显现,它又是旨在谋求平等话语权的一种压抑释放途径,它对主流话语构成一种“实践意识”的消解和反抗。     

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

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处于继王骥德和凌濛初以来《西厢记》学术性评点的顶端,其叙事论实可与金圣叹的叙事论双峰并立于清代戏曲评点史上。毛氏评点虽亦兴之所至,率性而发,但通读全篇则不难发现其系统性、理论性。如论叙事视角之“旁观”、叙事内容之“转变”、叙事照应之“暗度金针”、叙事节奏之“抑扬顿挫”,无一不体现毛氏的独到见解。其叙事论又可与西方现代叙事学相通。毛氏论析的叙述层次、叙事视角、叙事照应、叙事节奏、叙事方法,大致涵盖了现代叙事学的叙述人、叙事时间、叙事方法等范畴。梳理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有助于构建古代叙事学与现代叙事学的内在关联,为中国叙事学固本培根。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道德叙事批判

中国近现代文学真正的“宏大叙事”是道德叙事。近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实质内涵表现为“道德至上,私德优先”。五四文学虽然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叙事转换的革命性标志,但传统道德的某些根本价值原则仍然在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使对新道德的高扬也在道德/艺术思维方式上与传统道德叙事纠缠不清。一方面它是“道德至上”审美原则的超常延伸;另一方面它又将近代道德叙事发展为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连环画中刘胡兰形象建构过程的叙事考察

刘胡兰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其具有象征意义的确定形象,定型于“文革”期间的经典化。事实上,伴随着不同话语形态的显隐,刘胡兰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经过了复杂的建构过程。从“日常叙事中的少女”到“阶级叙事中的英雄”,其面目逐渐明晰,性格逐渐单一。以连环画为观照点,通过对刘胡兰形象变迁的叙事考察,可还原刘胡兰的“女英雄”形象是如何通过“取舍”和“改编”的手段被建构起来的过程,并以此揭示革命英雄叙事在统一的主流价值基调下,在“本事”和“故事”之间的较量中,所蕴含的民间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斗争。     

《玉娇梨》与《平山冷燕》“聚焦”叙事艺术探析

《玉娇梨》和《平山冷燕》在“聚焦”叙事艺术上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这两部小说对“聚焦”方式的应用形式多样,而且能够交叉使用,从而达到了叙述场景生动化、人物透视多方位变化以及叙述者与读者的互动。在“聚焦者”与“聚焦对象”关系的处理上,更为注重小说人物的感知,凸显了与其他小说不同的叙事特色,也是这两部小说在明末清初被其他作者模仿并深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聚焦”叙事成果也代表了才子佳人小说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     

《周易》句读辩正四则

关于《周易》中各卦爻辞的句读,学界争议较大。正确的句读是准确理解《周易》语言的重要保障。结合该书的成书地安阳的方言、上下文语境以及语篇结构考察可知,其《无妄.初九》之"无妄往吉",正确的句读当为:"无妄往,吉。"《泰.九三》之"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当断为:"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井.九五》之"井冽寒泉食"当断为:"井冽,寒泉食"。《既济》之"亨小利贞"当断为:"亨,小利贞。"     

八卦、信息与翻译

文章从信息结构模式的角度探讨了易经八卦在翻译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八卦和翻译都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认知范畴,八卦的产生体现出古人处理信息的一般顺序和方法,其中折射出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而翻译是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信息传播。所以,把八卦中体现出的处理信息的基本原理用来指导翻译实践,不但可行,而且还具有简洁易懂的特点。     

论王弼的学术思想

本文着重论述王粥摒弃迷信，以理性治《易》的学术思想，即：从理论上正确地解决了《周易》卦象与卦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卦交辞文字的譬喻性的问题，且在具体的释卦中有所运用。但是，由于他服膺《周易大传》的“象数说”，导致了释卦中的某些失误。随之论述了王弼以“无为”解决了“会通孔老”的时代课题，从老子道的作用层上发掘其理论的价值。这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开展“老学”研究，亦有启示作用。     

王夫之《谦》之伦理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王夫之《谦》之伦理意蕴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谦”卦之小象,也即《谦》之九三爻辞之位,能恰当地说明《谦》缘何具有“自卑尊人”的道德理性;从“谦”卦之大象中的“寡益多裒”的得理平施之道,可体悟出《谦》之道德意蕴的深层基础。有如此伦理意蕴的“谦”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花腔”式叙述中无法探寻的真相——利己主义视角下的人性思考

小说《花腔》通过别样的叙事策略,将三位叙述者“花腔”式的陈述内容以及“我”对这些“陈述内容”加以补充对文本正文部分加以印证或者辩驳,描绘了一幅个人与集体无法平衡、利己与利他难以抉择、真相与虚构相互矛盾的众生浮世绘。从利己主义视角对小说《花腔》进行探究,通过“花腔”之声的本意、“花腔式”叙述者视角下的真相辨析、真相无法探寻的原因以及利己主义引导下的人性抉择四个方面展开分析,解读作品在利己主义视角下的人性的善恶,直面人性的自私与邪恶,表现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个人”坚守人格独立、积极向善的艰难。     

《通纪》历史叙事的特点与成就

历史叙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本为中国史学正宗,这是一笔优秀的史学文化遗产。陈建《通纪》在编年叙事上有五大特征,说明纲目体编年史也可以成为历史叙事的有效载体。仅有叙事也是不够的,《通纪》同时也是一部致用性、学术性相结合的优秀史学作品。     

在现实与可能之间: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向——习近平关于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论述研究

习近平对经济全球化的论述和总结来源于中国社会的实践,又兼顾对国际发展境遇的思考,对提升新型经济全球化认识产生促进作用。习近平对新型经济全球化的论述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论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阐发其发展趋势,解决经济全球化是什么的问题;叙述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和负面溢出效应,澄明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出现的问题;分析经济全球化问题背后的全球治理问题,指明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和未来发展方向;介绍中国在参与、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及实践经验,为实现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归寂致知:聂豹的易学思想

作为阳明后学“主静”派的代表,聂豹的思想主旨以主静归寂为核心命题。聂豹认为心体归寂方可证得良知,但是在时人的理解中,虚寂向为佛道二教所独擅。为了给归寂之学“正名”,聂氏充分发掘《周易》经传的思想资源,力图说明虚寂思想也是儒学的固有内容,并非佛道二教的专属。借助对易理的诠解,聂豹希望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将易学容纳到阳明学的框架之内,其基本理路可以概括为:物有万殊,揭虚寂以为归;事有万变,立主静以统汇。     

湛若水心学视域下的易学观

湛若水哲学体系的构建与易学密切相关。在阐释心学思想时，湛若水借鉴《周易》经传的思想，创造性诠释了《系辞》、乾卦、复卦，构建一套以“知几”为核心的修养工夫论。“心之体即是易体，心之几即是爻变”为湛氏易学思想的总纲，该理念高度概括了心与易通一不二的关系，积极推动了明代中晚期心学易思潮的发展。     

论英国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用叙述的方式来展现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是最为普遍和有效的方法。选择何种叙述线索不仅是如何处理具体叙述的问题，而且体现了文学史家的史观、史识和史才。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编写和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为研究对象，按照叙述线索和叙述侧重点的不同，将其叙述模式概括总结为四种，即以理论观念预设为主线，以文学体裁为主线，以重要作家为主线和综合多种因素为主线的叙述模式。同时举例分析了上述叙述模式各自的特点，并从中挖掘中国学者在构建文学史框架时所体现的史观、撰写标准和本土意识。总之，多角度、多元化的叙述模式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英国文学史写作方面日臻完善的叙述技巧和不断突破与创新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