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德终始说在秦的作用和影响

论五德终始说在秦的作用和影响赵潇五德终始，亦称五德转移，是在五行和阴阳思想基础上虚构的，用于说明人类社会组织和朝代变迁的一种神学政治学说。该说创立于战国末期的阴阳家齐人邹衍，大盛于秦、汉。中国历史上明确将五德终始理论用于实践者，唯有秦一朝。一、阴阳、...     

《应同》篇与邹衍、后期墨家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先秦阴阳家邹衍思想初探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学派的代表之一。纵观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邹衍及其思想常鲜少提及。从五德终始说、天道论和天地广大说三个方面,对邹衍思想进行探究。邹衍在史墨五行相胜说的基础上,结合思孟学派的五行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五德终始说;他的天道论即四时教令思想;天地广大说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人们狭隘的地域观念。     

邹衍四时教令思想考索

邹衍不仅提出了以五行相胜为理论基础的五德终始说,亦有以五行相生立论的四时教令思想,这一点向来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已佚《邹子》一书的《主运》篇就是关于四时教令的政治理论,邹衍以此而集阴阳五行思想之大成,并＂显于诸侯＂。《主运》的内容有两方面,一是＂五行相次转用事＂的布政教令,一是＂随方面为服＂的方物服色。此即邹衍的四时教令思想。     

天命、德运与民生信仰——秦帝国择取“五德终始”说的内在理路探析

在战国诸侯争霸进程中,秦统治者对法家学说可谓是青睐有加。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皇帝,秦始皇的一统六合,实乃凭力而胜。然在随后建构帝国政治统治思想时,却在先秦以来的众多诸子学说中,最终选择“五德终始”说,以之为王朝立论。探究其因,主要有三：首先,相较于其时其他诸子学派务以为治的具体论说,独有邹衍“五德终始”说关注的是王朝之间的兴替更迭,更具形而上的超越性,这符合以武力所建构起来的政权进行合法性论证之所需。其次,“五德终始”说契合了秦传统的“受命”意识。依“五德终始”说,秦帝国得享“水德”之运,这不仅为君权张目,给予了帝国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而且也能够为帝国统治者“重法”“偏法”的个性喜好提供源于“德运”“德性”的本体依据。再次,“五德终始”说依凭、内蕴的阴阳五行思想,不仅与秦文化深相契合,更与秦人日常民生信仰密切相关,故择取其为帝国合法性作论,就更易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与遵奉。     

阴阳五行:帝王之道

张强在《晋阳学刊》2 0 0 1年第 2期撰文《帝王思维与阴阳五行思维模式———兼及秦汉神学政治》指出 ,帝王思维的支撑点是皇极意识和唯圣思维 ,进入封建社会后 ,其外化形式有阴阳五行思维模式和经学思维模式等。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以阴阳两极建构宇宙生成图式 ,在推演五行的基础上 ,以土、木、金、火、水相克的原理来阐释社会活动规律 ,其终始循环表现出命定的特征。阴阳五行思维模式热衷于把认知能力与宗教神学拧结在一起 ,全面地体现原始思维的非理性文化价值 ,并且受思维定势的制约把王权至上表达为对神学的追究 ,即习惯于将崇圣与尊神联…     

身体的政治意义 ——论纬书中的圣人异相

纬书中的帝王圣贤异相,与感生、 奇异天象一起构成圣王受命政治神话.何以圣贤帝王皆有异相?其本有二:一是受远古巫术文化影响的身体文化哲学,圣人异相,异相则异能;二是阴阳五行观念主导下的身体政治哲学,即以卦气说、 爻辰说将圣人异相配合卦位,以五行说将圣人异相配合方位.纬书把圣人异相和阴阳五行相关联,其意在以五德终始推论王朝更替及王命兴衰.故而,纬书中的圣人异相具有严密的体系性,是基于历史、 文化、 政治内蕴对身体的想象.     

先秦思想史上的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哲学形态,它起源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时基本定型。汉代,阴阳五行思想与神学谶纬结合,支配着整个社会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国后期出现的风行一时的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并不是先秦阴阳五行学说的全面总结。邹衍受到魏、燕国君“尊礼”备至,却并不是先秦阴阳五行学说的集大成者(至少从现有历史资料看是这样)。他在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并不象韩非在法家学派历史上那样重要。相     

“五德终始说”之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以王莽代汉立新为中心的讨论

建基于宇宙系统信仰之上的"五德终始"学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论证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工具。西汉初年开始,以"五德相胜"为基础展开了一场汉承何德的讨论;到了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儒生又以"五德相生"为中心为王莽的代汉立新进行合法性论证。从"五德相胜"到"五德相生"的这一转换,既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循,同时又与现实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五德终始说"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其自身的困境与局限也不容忽视。新王朝的开创者可以凭借"五德终始说"来论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那么长久执政合法性的论证与维系,就已经远远超出"五德终始说"所能涵盖的范围。这一困境与尴尬在王莽代汉立新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宋以后逐渐被消解与扬弃的命运。     

汉代儒学神化历程探析

自身思想内容的神化是儒学从百家学说之一上升为独领群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汉武帝前期,公羊派大师董仲舒杂取道、法、阴阳五行各家,在儒学的框架中揉入了神学的概念。西汉后期形成的谶纬之学,则把儒家经典看作天言圣意,把孔子视为圣人素王,进一步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神化。东汉时,官方经学文献《白虎通义》以儒家政治神学一线贯穿,对儒学的神化达到顶点,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的建构最终完成。     

董仲舒三统说历史观及其评价

三统说是董仲舒首创的历史观,但三统说中没有五行相胜及五行相生的内容,其最大特点是与改制说相联系,是在汉王朝不准讲革命的背景下,对先秦儒家革命说的历史观在汉代的历史转变。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是一种强调历史继承性的发展观,不同于革命说、五德终始说的重视历史的变革性,但又保留了革命说否定家天下的因素。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五德嬗代与儒术独尊

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创立的终始五德学说,认为五德相胜的规律决定了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和制度的改变。汉武帝即位以后,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仁政、德治相标榜的儒家学说取代了黄老思想,确定了汉当为土德,土德论最终战胜了水德论。这样,终于将王朝更替纳入到五德相胜的完美次序之中。     

试论阴阳五行家邹衍及其学说

邹衍,战国时期齐国人,是阴阳五行家的代表人物。他曾活动于齐、赵、梁燕诸国,颇受当权者礼遇。他的知识丰富,在历史、地理方面尤其突出。当他宣传他的学说时,常滔滔不绝、漫无边际地任意发挥,内容离奇而曲折,《史记》说他“遇大而闳辩”,时人称他为“谈天衍”。他的著作是不少的,《史记》说他“作主运”、“终始、大圣之篇十万余言”。《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邹衍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但都侠亡。邹衍及其学说,不仅当时风靡一时,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较大。     

从《二年律令》论汉代"孝亲"的法律化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亲”在今天看来主要属于家庭伦理道德范畴,但在汉代更属于国家政治和法律问题。汉代对孝的特殊重视有其特殊的原因,即“五德终始”学说的影响。在汉代不孝被认为是十分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不孝之人的惩处也非常严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提供了这种处罚不孝的原始法律条文。     

秦始皇伐赭湘山发微

《楚辞·九歌》中的“湘君”实指帝舜 ,帝舜在早期五德终始说中就是位居土德的“黄帝”。秦始皇迷信五德终始说 ,却又十分害怕五德终始说 ,因为按照这一学说 ,取代秦朝之水德的 ,将是土德。因此他特别仇视土德虞舜 ,从而有首次东巡期间伐赭湘山的暴殄之举     

论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的改造

历来认为 ,秦始皇完全接受了五德终始学说 ,并把它运用于政治实践之中。本文研究指出 :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加以了改造 ,去掉这一学说的道德约束因素 ,用以说明秦朝代周的合理性 ;改换五德循环代替的内容 ,制造秦朝江山永固的神话 ;淡化水德养育万物、谦和卑下的特性 ,突出其阴暗冷酷、严刑竣法的要求。从而把”五德终始学说”这一既维护君权又限制君权的理论改造成了只维护君权不限制君权的理论 ,并对秦朝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再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世经》帝德谱关系到传统主流社会对于古代帝王世系的权威设定,同时又与两汉之际的政治、文化和学术颇多关联,历来受人重视。对于其形成过程,东汉以来都认为是"刘向父子"的共同创制,但晚清开始的疑古思潮对之发表了颠覆性意见,其中以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最具影响,其核心观点认为:刘歆在五德相生的理论基础上,通过设置闰统和加入少昊,创作了《世经》帝德谱,使该谱同时符合"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命题,以为王莽篡权服务,为了弥缝这一学说与其他文献的矛盾,刘歆不惜遍伪群经。顾颉刚的这一说法代表了疑古派的高峰,但是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钱穆就力辩刘歆遍伪群经之说为虚妄,指出《世经》帝德谱的材料皆有来源,但他没有对该谱的成因和过程给予明确的论断;最近出版的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重拾旧题,在承认刘歆没有遍伪群经的基础上,却依然得出了该谱是刘歆创制并用来为王莽服务的结论,甚至还构拟了一个不同于该谱的所谓"刘向版"帝德谱。其实,《世经》帝德谱本质上即是为汉代寻找合法性依据,刘向很可能为汉室皇族编制了一套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家族迁徙路线图,以与《左传》记录相衔接。在这个过程中,刘向父子之间并没有原则分歧,只是由于所谓"新五德理论"先天具有的轮转特性,这些苦心经营后来被野心家王莽利用来作为篡汉的舆论工具罢了。     

“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以阐释政权合法性为目的的五德终始说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经过宋代儒学复兴的冲击,被宋儒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取而代之。但五运说的残余影响仍长期存在,直到明代,朝野间仍在继续讲求德运。五运说在宋代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共同境遇。宋代知识精英对五运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从学理上消解它们的价值,从思想上清除它们的影响。宋儒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当时是高调的、前卫的,但到元明清时代就变成了普世的价值观。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一变迁轨迹,显示了宋元明清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     

经学思维及对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

经学自汉代形成至今已有 2 0 0 0年的历史 ,虽然“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对经学进行了冲击、批判 ,并从国家的教育体制上废除了尊孔读经的旧式教育模式 ,使经学在制度上终结。但经学特有的思维方式 ,虽经朝代更替 ,形式变化 ,仍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着广泛影响。孔子开启了儒家经学思维的先河 ;在汉代 ,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并正式形成经学思维模式 ,此后 ,经学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派中皆有所表现。因而 ,可以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泛经学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