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的一种社会批判空间,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主要体现为操纵的公共性正在逐渐排挤批判的公共性。我们需要塑造普遍的交往行为以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和现代格局之间进行双向调整,从而缓解公共领域内部的紧张关系,并充分发挥公共领域对现代政治运行的规范作用。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理解。     

公共性与公民伦理--兼论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公民伦理思想

本文以哈贝马斯的现代民主和法治国理论为分析前提,讨论基于公共性建构的公民伦理思想.在公民普遍性社会交往的意义上,无论是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结构来谈论的"公共性",还是阿伦特基于行为类别划分来分析的"公共性",都在公共领域成为联接公民与公民伦理概念的基本向度.对于与"公共性"相接洽的公民伦理的基本属性,我们可以在经验性生活的基础上将其概括为公民在公共交往生活中的自然法.它可以在人类公共生活交互性与社会性叠加所生成的层面上,解析为公民伦理的自主属性、公民伦理的和谐属性、公民伦理的权责属性、公民伦理的契约属性、公民伦理的共通属性.     

找回失落的政府公共性

"公共性"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和话语体系中有不同的内涵.公共性作为讨论现代政府基本属性和目的追求的一种重要工具,主要是探讨政府在代行公民权力时,怎样最大程度地体现公民的共同意志和增进公民的共同福祉.具体地说,"政府公共性"是指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共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平正义而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当下全球化浪潮和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缺失凸显了政府公共性研究的当代价值.     

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以中日两国为中心

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官”为主要承载者的公共性作为东亚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东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背景,中日两国先后出现的见之于NPO和福利政策的非政府、非市场的“新公共性”诉求,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跨越国境的公共性构建活动,则是一种典型的“新公共性”。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进程,其进一步的成长和推进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东亚在直面公共性问题挑战的同时应努力突破欧美中心主义,充分注意东亚公共性构造转换的一系列特殊的制约限制因素。     

论公共生活及其主体性品质

公共生活视角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切入点。公共生活哲学认为公共领域乃是私人领域中关注公共事务的自主性行动,主要是通过不同语言形式的交往沟通进行的;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方面是传统的公共生活被不断蚕食和解体,另一方面是公共领域不断介入传统的私人领域,从而使公共生活的基本品质——个体的主体性逐渐丧失。公共生活中的个体主体品质是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质素。     

阐释的公共性及其原初性

“阐释”本身就是公共形式。阐释对象是公共的，规范也是公共的。阐释的公共性通过“义例”或“体例”的公共性予以呈现。阐释的公共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相互蕴含性以及社会性表现的虚假性。图书与知识分类对阐释的公共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阐释的公共性总是伴随着阐释的历史性。人类阐释行为的最初形态原本是公共性的。巫师是上古社会公共行为的标本代表。“诗”是最能标识上古社会生存状态的公共性概念。巫师的公共性奠定了诗歌作为人类母语的位置。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最初的阐释学同样是事物注经学，在始源之处即体现出鲜明的公共性。上古时期最典型的公共空间是祭祀场所。由鬼神到祭祀、卜筮、居间说话，最后到文化制度兴起、生活的社会秩序达成，均以公共性的祭祀活动为开端，同时以其为主轴而展开。     

社会批判空间的理想模式及其现实转型——解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指界于公共权利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社会批判空间,其典型的历史形态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随着公共领域发生结构和功能的现代转型,其批判的公共性逐渐被操纵的公共性所排挤,在这样情况下需要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和现代格局之间进行双向调整,以化解其内部的紧张关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起了对公共领域研究的热潮,也造成了对其理论褒贬不一的各种评价。     

政治哲学的公共之维

作为现代政治社会与当代政治哲学核心命题之一的“公共”议题,在当代学术界不仅因其共时性的理论面向之复杂多变而饱受辩难,更因其历时性的观念变迁而模糊不清,全球化视野下的先发现代国家与后发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与错位更为这一概念的厘清增添了困难。任剑涛教授的《公共的政治哲学》一书从政治哲学视角出发,梳理了公共理论的历史观念渊源与当代思想谱系,重新界定了被汉语学术界混同已久的“公共”与“公共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权力制衡、相互交叠的公共结构框架,为我们继续思考繁杂的公共生活在当代政治世界的边界敞开了理论空间。     

人的公共性与我国公民公共意识的确立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公共交往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开放的公共空间。然而,随着公共时代的到来,我国公民公共意识的缺失表现得日渐明显。究其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中"公共性"文化的缺失、传统生活中个人自主意识的缺乏,以及现实生活中"公共性"空间的缺位三个方面。公共文化是与公民身份、公民的公共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化,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合格的公民,其分为内在公共文化和外在公共文化。内在公共文化是公共意识确立的理论基础,而外在公共文化通过其服务体系的建立,成为公共意识确立的实践基础。     

From the general to the specific: How social trust motivates relational trust

When people form beliefs about the trustworthiness of others with respect to particular matters (i.e., when individuals trust), theory suggests that they rely on preexistent cognitive schemas regarding the general cooperativeness of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i.e., social trust). In spite of prior work, the impact of social trust on relational trust—or what Russell Hardin (2002) calls trust as a three-part relation where actor A trusts actor B with reference to matter Y—is not well established. Four vignette experiments were administered to Amazon.com Mechanical Turk workers (N = 1388 and N = 1419) and to public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N = 995 and N = 956)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rust and relational trust. Measures of general social trust and particular social trust produced statistically equivalent effects that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relational trust. Political trust, however, was statistically unrelated to relational trust. These results support the idea that people rely on schemas and stereotypes concerned with the general cooperativeness and helpfulness of others when forming beliefs about another person's trustworthiness with respect to a particular matter at hand.     

复兴政治公共性——汉娜·阿伦特对政治本质的理解

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认为,政治的本质在于公共性。政治的公共性包括公开性、复数性和共同性三个基本的特征。现代“社会”领域的出现,极大地破坏了政治的公共性本质。阿伦特主张通过重拾勇气和捍卫行动的途径复兴政治的公共性。然而,有批评家认为,阿伦特关于政治本质的理解太过形式化,因此面临政治“内容”的困惑。     

现代化语境下中国“公共性”之困境及其再生产

公共性是政治哲学的永恒关切,也是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组织的重要内容。现代性自身内含着自我矛盾性,需要外在的、可以提供聚合力的精神之根来补救,公共性就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公共性是现代性的当代主题。中国社会公共性议题需要嵌入到现代化的语境下进行分析,公共性话语的构建迫切需要破除现代性“产品”的桎梏,同时亦要求在本土现代化的继续推进过程中持续获得再生产的资源要素。     

行政处罚中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与限制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是政府不可逃避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也应当存在某种程度的限制。限制的缘由不是基于政府的权力而是被处罚人的权益。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范围应当是涉及公共领域以及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事项。政府对社会公众人物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应当区分不同的公众人物而作区别对待。政府对还未明确证实的涉及公共利益的违法信息的公开应当保持克制。依申请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一般情况下不应包括被处罚人的个人基本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不应当侵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此外,对政府的公开义务进行法律规范限制（相关法律对公开范围作明确规定）以及程序性限制（对信息公开进行程序控制）亦是维护被处罚人合法权益的有力工具。     

公共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政府信任建设

政府信任本质上是公众与政府之间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一种广义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存在,在公共资源开发这种重大利益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公众期望与实际获得认知的差异,引发政府信任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府信任建设的核心在于政府自身能力建设,较少涉及外部公众认知与监管机制的研究。其实,公共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政府信任建设,需要保持公众、政府与外部控制机制三者地位平等、循环互动。     

论公共政策论域中公共性的人文向度

"公共性"不是一个仅具单一面向的概念。就用以描述公共政策而言,它其实内含着多个被世人称道的可以被单独用以评判公共政策的尺度,它集中了诸多对于公共政策的价值要求。这些价值要求经过提炼,在当代都被凝练在了"公共性"之中。对于人性的关注,对于价值理性的高扬,都彰显了"公共性"对于公共生活的质的规定性,公共政策如能在这些方面具备条件,便可以称为具有公共性的公共政策。     

食品安全信息规制机制的法治省思——以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为研究对象

伴随着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高频率爆发,《食品安全法》确立的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有利于改善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但此制度的出台并没有抑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存在公布信息主体混乱、信息发布决策的社会参与不足以及权利救济机制短缺三大问题。应从整个卫生行政部门系统都享有信息统一公布的权力这个角度来解决公布主体混乱的问题。通过对公民在食品安全信息分布中的参与权进行分析发现：普通公众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参与权存在区别;应合理协调应急信息中的公共利益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冲突。从普通公众和食品生产经营者两个不同维度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并借鉴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来解决政府责任问题。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现实困境与策略创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的理论构成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资源,对提升当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实效具有借鉴意义,信任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农村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认同,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而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扩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融资渠道。然而,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内,我国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分布还很不均衡,总体发育不够成熟,这其中,农村民众普遍社会信任的产生还面临许多困境,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规范存在不足,同时,农村公民社会不发达,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农村民众参与意识较为薄弱,这些都构成了当下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社会根源,因此,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大力提升其现代社会资本存量,强化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地方官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农村民众的认识水平,积极转变地方政府的供给模式,实现地方政府文化管理过程的善治转变,并积极完善供给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研究态势及其下一步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反腐利器,是能够从源头上治理官员腐败的基本制度。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探索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内容越来越多,但还存在主体单一、范围狭窄、缺乏刚性和不公开等问题。有必要对官员财产申报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并行之有效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     

中国传统诚信观在市场经济中的当代转型

对于中国传统诚信观,我们不能完全照抄,应充分挖掘其中有价值的宝贵资源,以作为今天建立现代社会信用制度的借鉴;同时,我们需要将传统的诚信观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积极探讨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