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海洋治理视角下的中菲海上安全合作

全球海洋治理的提出与发展推动了中国与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合作。在双方合作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意识的强化与能力的提升、中菲关系的正常化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双方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南海主权争端、双方海上力量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美日等第三方势力的干预因素又不利于双方海上安全合作的发展。这要求中菲双方加强战略互信,积极实施战略对接,以双边磋商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推动海上安全合作,共同推进全球海洋治理。     

全球能源互联合作机制构建研究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需要加快建设与之配套的国际合作机制,以便于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促进电力基础设施的投资、规划与建设,提升国际电力贸易规模和处理可能出现的争端。全球能源互联合作机制的目标是建设六位一体的机制复合体,包括多边对话机制、政策协调机制、投资保护机制、运营安全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建构全球能源互联机制的路径可以分为全球、区域\次区域和社会层面。全球层面主要依托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的治理架构。区域\次区域层面可以优先立足"一带一路"倡议、东盟区域一体化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在社会层面,实现政府、企业、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的通力协作,工作重点包括政府搭建规范体系和争端解决机制、非政府组织和相关企业积极承担能力建设工作、推动形成投资机制和推动"电-矿-冶-工-贸"联动发展新模式。     

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多元一体”构建

全球金融利益分配与博弈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构建的核心,也是现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存在治理主体和治理法制碎片化、治理体制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国际金融组织的权责机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与不合理等弊端之根源。尽管新兴经济体为全球金融治理秩序的修复进行了一系列有益尝试,但区域性与辅助性的基本定位决定了其无法对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形成实质性挑战。国际社会应树立"共同发展"的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凝聚已有治理机构和治理法制的长处,沿循国际政治与法律的路径,构建"多元一体"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及其管控

机制碎片化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治理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和重要趋势。但在围绕整体性治理与复杂性治理的长期争论中,实证主义研究路径未能就机制碎片化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向度作出判定,从而无法阐明面对整体性治理机制的低效或停滞,符合全球治理“去中心化”基本取向的机制碎片化发展为何没有实现多元协调和有效治理,反而加剧了全球治理失灵。文章引入后实证主义研究视角,阐释了人类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共同催生的当代全球风险社会下,理性行为体在碎片化的机制复合体中走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导致机制碎片化在全球治理中产生负面作用的必然性。全球风险在国际体系系统层次引发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取代个体有限理性,成为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建立合作秩序的主要障碍。为消减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管控机制碎片化,全球治理机制构建的价值应当被理解为向行为体提供应对“根本的不确定性”的社会空间。以务实性治理实践缓和机制间竞争,以互补性机制协调抑制“规则套利”,以共同发展为导向塑造确定性合作共识,促使各治理主体在机制复合体中聚焦共同治理目标、形成共同责任感、凝聚治理方案共识、提升共同行动能力。     

国际航空排放全球共同治理机制构建

随着国际气候谈判的白热化和国际航空运输的快速增加,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航空排放问题。欧盟在"低碳革命"中当起了急先锋,率先将航空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招致多国强烈抵制,欧盟的"个体理性"导致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的困境,不能实现真正降低航空排放的目的。本文在分析现有治理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国际航空排放的内在特征,提出只有全球共同治理才能走出困境,并给出对策建议。     

全球治理视角下中国对外援助的理念与策略演变

为应对全球治理新形势,我国在对外援助的理念与策略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援助走向合作。理念变化表现为:从“合作”的视角理解“援助”的概念;援助目标从支援救助转向共同发展;援助身份从友好睦邻转向负责大国。策略变化表现为:从学习对话走向共商议题;从参与活动走向共建项目;从单一评估走向综合评估。中国对外援助的理念与策略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利于树立国家正面形象,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权,应对新型国际关系。     

协同理论视角下的雾霾治理机制及其构建

近年来我国雾霾灾害日益严重,给社会公众的生活、工作与健康带来危害,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损失。雾霾治理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针对我国现阶段政府治理雾霾的现状与困境,应运用协同理论,从建立区域政府间协调机制、建立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非政府协调组织、建立普通民众地方政府之间的监督机制、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之间决策参谋机制四个方面构建雾霾治理机制。     

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

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讨论常常充满着困惑,因为学界从未建立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适当的分类标准。本文认为,界定合法性概念对全球治理机制十分重要,合法性的评估不能简化为对自利的探讨,正义性与合法性应该区别对待。本文着重探讨全球治理机制合法化的充要条件,即所谓的复合标准。这种标准要求确保民主国家对问责渠道达成一致,包含三种独立的合法性评估标准(可接受的最低道德标准、相对获益和完整性),以及应对实际和规范不确定性的有效认知方法。机制与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其中监督和批评全球治理机制运作的外部代理人对机制持续的合法性非常重要。此外,尽管民主价值观念对合法性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层级的某些程序在全球层级也同样必需。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秩序变迁与模式构建

互联网拓展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创造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空间,将世界连接成一个“地球村”,国际社会也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治理网络空间,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福祉,就成为世界各国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全球网络空间中,由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异,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数据资源和拥有能力的差异,与此相应,形成了不同的网络空间治理战略。世界各国只有坚持对话与合作,才能构建合作共治、和谐安全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行政生态学视角下的区域合作治理分析

行政生态学是生态学与行政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边缘学科,它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采研究公共行政。从行政生态学的视角而言,区域合作治理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种行政环境因素影响下产生的,是满足行政生态动态平衡的必然要求。面对区域合作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行政生态学从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分析,提出解决对策,使之更加完善。     

构建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体系

冷战结束以来,领土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得以缓解,而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则上升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近期全球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及巴西登革热使国际视野再次聚焦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作为当代最主要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之一的传染性疾病,给个人、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并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构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更显必要与紧迫。     

治理视域下的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探析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多元利益诉求的兴起,中国各级政府顺应世界治理的发展趋势,推行各项改革以实现政府—社会的关系调整与权力配置,从而提升政府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但随着地方政府自主发展意识与权力的强化,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却陷入困境。从治理导向即分权化框架和治理的核心理念出发,剖析区域地方政府间低效合作现象的深层机理即分权化体制下的权责失衡与“经济人”的行动逻辑,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完善分权化宏观制度为支撑、以培育公民资格与多元治理主体为基础、以建立治理组织网络模式为依托的有效途径,构建区域地方政府引导下与市场、社会组织、公民高度融合的区域多中心治理体制,以保证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高效运行。     

全球治理变化与中欧合作拓新

21世纪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复杂的结构性变化,全球议题的类型谱系扩散且严峻程度走高,全球治理局部实践模式及层级趋于弱化,部分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及意愿发生逆转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求转向,这些变化将在根本上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及大国外交。作为引领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与欧盟的内部发展及外部关系均面临着转型与调整的客观需求。全球治理变化对于中国与欧盟而言具有多重影响,它既是推动中国与欧盟开展政策调整的外部动力,也是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作为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两大力量,中国与欧盟需要全面认知全球治理变化的深刻内涵,并在探索发掘其中机遇的同时构建持续而稳定的中欧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接触与融合,可以实现中欧全球治理战略的复合对接、强化中欧双边关系的战略自主、深化传统及新型领域的战略合作,并为全球治理贡献必要且关键的动力支持。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烟草控制框架性公约》研究

《烟草控制框架性公约》具备了全球治理的特征,体现了对健康权这一人类基本价值和共同利益的认同;它超越传统主权观,加强对国家内部事务的调整;同时也要求建立国家国际层面上的多部门多层次合作机制。但是《烟草控制框架性公约》也深刻地反映了全球治理面临的主权制约因素,因此它充分尊重各成员方主权,采取各种方式来协调控烟与各国主权之间的关系。     

基于校企联合的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校企联合是培养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的有效途径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商科类各专业的人才培养也不例外。以高校商科类财务管理应用型本科专业为例,对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校企联合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探讨了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校企联合的基本路径以及每一种路径实现的具体方法,并对如何有效开展校企联合的管理机制进行了思考。     

论利益相关者共治下的财务治理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作为公司治理新的发展方向开始受到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在这一新指导思想下,通过引入财务外包服务企业和为企业提供财务报表险的保险公司,构建了新型的企业财务治理模式,以此来提高财务信息的质量,进而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企业。这一模式对于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制度也有一定的作用。     

TRNs推动全球金融规制体系走向善治

依据全球治理理论构建金融规制体系是各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有效渠道,而作为全球金融治理领域内除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外的另一种重要力量--跨国规制网络,正在全球推动着“硬壳”金融软法的发展、最优金融规制体系的形成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合作。跨国规制网络以协商一致为基础,具有灵活性、专业性、及时性等优势,尽管“软法”性质的跨国规制网络存在分配问题和执行问题,但是政治因素与国家利益考量也使得它的有关规则得到良好的遵从。     

在一致与歧见之间--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问题

20世纪后期以来,尽管全球治理已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现象,但全球治理之共识价值的贫乏,却导致全球治理呈现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冲突和距离。这对于全球治理的健全推进是不利的。因此,寻求全球治理的正当价值基础,就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的精神建构任务。基于西方与非西方的价值分歧和文明冲突,建构全球治理的共识性价值,其前提是走出追究价值发生学意义的狭隘境地,其特点是兼取、综合西方与非西方不同传统价值体系的底线价值理念。     

宣扬自我责任:全球治理的中国风格

目前的西方研究大都关注特定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中国如何看待全球治理问题。这些内容包括:（1）儒家思想中的不干预和自我治理倾向;（2）社会主义中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强调用说服而不是单边主义来解决世界冲突;（3）源于不发达而产生的劣势损害了自信;（4）二战以来联合国和美国控制主要国际组织的行径令人反感。由此认为,全球治理格局中的中国风格是被动回应的而不是积极主动的,是问题解决导向而不是目标驱动型,全球义务与改革任务更多地聚集于主要大国而不是处于衰退中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主张通过依靠世界主要国家的自主治理模式来树立全球领导力,那种仅仅依靠闭门式的说服行动和反对公开制裁的例证来干预失败或衰退国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