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煮赈略述

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阶段,救荒措施集历代之大成,最为完备。煮赈是荒政救助措施之一种,清代的煮赈分为官赈、民赈、官督绅赈三种形式。官赈粥厂又分为常设粥厂和应急粥厂。施粥主要用来弥补其他赈济之不足,尤其是在未赈之先与大赈之后殊为重要,可以说煮赈是花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赈济效果的救济方法,也是赈济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故而有其独特价值。     

晚清赈济体系初探——以“丁戊奇荒”为例

官赈、教赈以及义赈是“丁戊奇荒”中基本的三种救灾形式,是晚清赈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官赈、教赈与义赈在救济的性质、程序及款项来源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实际救济过程中三者却未表现出明显的排斥与抵制,而是形成在官赈为主导下相互协作,互为补充,彼此影响的关系,构成了晚清赈济体系多元化特点的内核。     

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研究——以乾隆朝“勘不成灾”制度为例

"勘不成灾"是达不到赈济标准的灾荒,历代均不予救济,凸显了传统赈灾制度的缺陷。清代在总结传统灾赈制度的基础上对"勘不成灾"进行赈济并将其制度化,雍正朝开始对"勘不成灾"制度的建设,乾隆朝予以完善,促成了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并使其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效用,如缓征、分年带征、折征及就地抚恤、酌量赈给银米、蠲免积欠钱粮、借贷、以工代赈等赈济措施,对原本不能享受赈济的灾区的经济恢复产生了促进作用,成为促使清代灾赈制度走向中国传统灾赈制度巅峰的重要因素。     

慈善赈济与近代中国——试论慈善赈济对中国近代社会秩序的矫正功能

自古以来,各类灾害就与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相伴而生。灾荒赈济成为历朝历代政府必须直面的问题。灾荒赈济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官赈还是义赈,都在社会运行中扮演着“矫正器”作用。近代中国慈善赈济的社会矫正作用是其基本功能,其实际作用的大小与社会多重变量关系紧密,但政府治理的政策措施和社会物质基础的作用尤为关键。在慈善赈济活动中,官赈和义赈的竞合协同在近代中国是时常呈现的实态,也是传承至今值得继续弘扬的宝贵经验。     

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探析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期,湖南连年遇荒,灾情严峻。在湖南巡抚任内,陈宝箴于社会赈济用力甚勤,其赈务是围绕其社会赈济思想而展开。陈宝箴的社会赈济思想主要体现为恤赈、协赈、代赈、励赈。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既来源于中国古代赈济传统,是对中国传统赈济思想的继承,也提炼于其本人多年从事赈务的实际经验。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的实施,对于缓解湖南当时的灾情是非常必要的,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但是,由于晚清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在实践效果上是不尽理想的。     

明清时期生员赈济原因之探析

在明清荒政文献中,官方对生员这一特殊群体之赈济颇为常见.究其原因除灾荒因素外,更多与生员在传统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生员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与危机;生员出现相对贫困化且不断加剧的趋势以及生员出现社会流动引发对传统社会之冲击等因素不无关系.以灾荒为切入点对其考述,不仅能展示此时期生员群体人格特点变化之侧面,更能管窥明清社会萌发的诸多新动向.     

中国古代荒政思想与赈济制度探析

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古代封建政府和劳动人民采取了积极措施防灾抗灾,他们兴修水利、改进农作技术、采用各种方法防灾抗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古代荒政思想,并由此衍生出了赈济制度.赈济制度以三仓制度为核心,以储粮备荒和临灾施赈为基本方式,并辅之以减少政府开支、整肃吏治、鼓励生育、减轻灾民负担等措施,以秦汉时期为重点探析古代赈济制度形成及其发展.     

论清代灾后赈济制度及其成效

清代灾后赈济制度主要包括钱粮赈济、蠲缓、鼓励贩运与调粟平粜、借贷和工赈等,还包括一些安缉灾民的具体措施.就这些制度的具体实施来看,在清朝的不同阶段,成效各有不同.对于灾后钱粮赈济这种最直接也是最有效果的赈济手段,显然是以国家财力为后盾的,清中后期综合国力大不如前,加上列强的入侵,用于赈济的银钱大大少于前朝.同时,有一些灾后赈济手段是以国家调控力为推行前提的,只有国家控制力强,政府机制运行正常,这些措施才能有赈济实效.另外,严惩赈灾过程中出现的腐败行为,也是赈灾制度能落到实处的保障.     

乾隆朝灾赈类型考论

乾隆朝是我国古代赈济灾民政策措施的集大成者.乾隆即位后,用了近5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赈济类型的确定这一灾赈的关键问题,在清代首次实现了有例可循和有法可依,真正做到了将历史继承与适时创新相结合.针对灾后不同时段内灾民的不同窘况和需求,在中国荒政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抚恤口米、抚恤、急赈、大赈和展赈等多种灾赈名目,使灾赈类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拯灾民于困厄,也为后世灾赈相关事宜提供了有益范式.     

乾隆朝“以工代赈”制度研究

"以工代赈"是清代重要的赈济措施,始于康熙朝,发展于雍正朝,繁荣及完善于乾隆朝。乾隆朝工赈制度规定,官府承担修筑民堤民埝费的一半,佣工者可参加工赈,提高工赈人员的佣金,工赈工程须有一定的规格、范围及规模。主要采取兴修及疏浚水利、修筑城墙及水陆通道、衙署、监狱、仓库、庙宇、学堂及军事工程等措施。工赈的实施增强了灾民自力更生的能力及自救意识,发挥了救灾及增强社会基础设施的双重功效,减少了社会动荡的因素。     

陈龙正荒政思想初探

陈龙正是晚明时期地方社会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曾师于高攀龙,授中书舍人,任南京国子监丞。其所著《救荒策会》以及《几亭全书》中有关救荒的内容,体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荒政思想,诸如发扬前人的“民本、民生”思想,注重乡村赈济,以天下为己任;标本兼治的务实思想,讲求实效,灵活运用古人成法;救荒要注重人事及救荒人才的重用;新旧思想的碰撞,民间救济中对“贫富”的重新定格等,反映了晚明时期救荒经验的大总结和救荒活动的新发展以及当时社会新思想的萌芽。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灾荒与救济

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天灾敌祸,由此而产生了极大的荒情。根据地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一方面大力放赈救急,另一方面领导根据地军民扩大生产,增加财富。根据地的救荒运动不但为战胜灾荒、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推动了社会进步。     

灾荒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以问答形式，探讨灾荒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关于湖南改赈为贷的问题；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荒政的差异；政府和民间人士在赈灾活动中的地位。     

试论乾隆三年宁夏府大地震的荒政实施

清乾隆三年宁夏府大地震,是宁夏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灾害之一,造成数以万计的人死亡和房屋、城镇大片面积的毁坏。透过此次地震后的赈济救荒,可进一步探究清乾隆荒政之特点与功效。     

李敏修与汲县救荒公所

1920年,豫北大旱,汲县及其周围数县逃荒的人很多,而当局没有人出面组织抗灾。李敏修等人当即发起成立汲县救荒公所,并设立了比较完备的组织机构以领导抗灾。汲县救荒公所在查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救灾,设立“凿井”社和“振民”社等。这样,汲县不同层次的灾民施以不同程度的救济。     

时代的“酵母”——普雷沃与18世纪法国“饥荒阴谋”说的建构

普雷沃对18世纪法国"饥荒阴谋"说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1768年,他因揭发《饥荒协定》锒铛入狱,形成了关于"饥荒阴谋"说的一套完整的看法。大革命爆发后,普雷沃走出监狱,在革命文化的熏陶下,他对"饥荒阴谋"说进行加工、再造。此外,他还锲而不舍地向革命政府申请经济补偿,并将前任财政总监拉韦尔迪送上断头台,促使"饥荒阴谋"说得到最高革命权威的认可。普雷沃在"饥荒阴谋"说建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表明,小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发挥时代"酵母"的作用,在时代大叙事和人生小故事的交融中推动革命的发展。     

两宋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进程

两宋时期的赈灾救荒措施从性质上看 ,可分为三类 :纯行政性措施、市场性措施与社会性措施。其中 ,纯行政性措施多行于北宋时期 ,南宋以后渐趋减少 ;市场性措施从熙丰年间以后逐渐增多 ,南宋以后一直沿用 ,但不及北宋中后期典型 ;社会性措施作为纯行政性措施的补充形式 ,早在北宋中前期即已开始实行 ,但大规模的应用却是南宋以后的事。这一变化过程 ,反映出宋朝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趋势 ,即国家职能从独揽社会事务向调动市场、组织社会、参与经营的方向转变 ,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古代传统荒政的一次重要转型。     

近代东北灾荒史研究:综述与展望

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连年的灾荒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对于中国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一直为史学界所重视。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关于中国近代灾荒史的研究更是呈现出了繁荣发展的局面。近代东北灾荒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由于学者不懈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归纳总结的同时,结合现阶段近代东北灾荒史的研究现状,对未来该领域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大跃进”时期河南大饥荒的暴露过程

河南省是"大跃进"时期大饥荒的重灾区之一,浮肿病和饿死人的情况严重,其中"豫东事件"和"信阳事件"是典型代表。饥荒和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后,地方各级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救灾措施,但有些地方政府仍然继续"极左"做法,企图掩盖真相,压制打击反映灾情的干部群众,阻挠中央调查组的调查,导致饥荒蔓延,饿死人数不断增加。河南省饥荒和饿死人事件的彻底暴露及采取得力的救灾措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宋代的备荒仓储制度及其弊端探析

仓储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备荒措施,宋政府十分重视仓储制度的建设,多次颁令整顿各地仓储。宋代的备荒仓储体现了历代仓储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在灾荒赈济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弊端也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