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的价值基础与实现机制——基于“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分析

行政伦理是指行政行为主体在行使职权、履行职务时所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是行政主体自律管理的建构活动.新世纪初,随着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兴起,现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强调以服务和公平为核心的"责任中心主义"道德价值,并以此作为走出传统官僚制行政的现代性危机的基本出路.实现"责任中心主义"愿景的关键在于行政伦理建设,不仅要构建完善健全制度伦理,而且要唤醒行政主体的公共精神,实现行政主体的道德自觉,从而构建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行政伦理建设综合机制.     

政治伦理视野内的行政"价值中立"

“政治与行政二分”虽是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但长期以来对这一基本命题一直存在着争议。文章从“价值中立”出发,在政治伦理的视野内分析了政治与伦理的关系、行政与伦理的关系,指出现阶段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是从公共道德和个人美德两个方面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公共精神型塑下的行政转型

作为根植于公民社会之中的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公共精神是一种以他人、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三个层面,具有公共性、底线性、政治性、辐射性等特征.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精神,由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与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构成.当前,以公共精神为导向的我国公共行政应该致力于实现从"管制行政"向"民主行政"、从"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从"无限行政"向"有限行政"、从"免责行政"向"责任行政"、从"权力行政"向"权利行政"、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的根本转变.     

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刍论

首先对“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这一学术概念进行分析 ,指出西方公共行政范式传统上的分野。在此基础上 ,着重考察了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的产生及其危机 ,批判了理性崇拜、“三权分立”学说的权力概念的缺陷 ,及其对效率、民主等的损害 ,论证了新公共管理兴起的必然性     

行政伦理建设刍议

行政伦理是国家行政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 ,提供公共服务、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活动中形成并应当遵守的原则和规范。本文在阐述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的基础上 ,从教育、立法、监督等多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就行政伦理建设的原则与途径 ,提出了具体的思路     

信息管理与行政决策优化——降低行政决策成本的一种路径

新公共管理模式使行政管理的发展呈现公共政策化的趋势,行政决策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从信息管理的角度看,我国当前的行政决策体制和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利因素,需进一步采取相应对策予以优化。这也是降低行政成本的一种路径。     

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建构论纲

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的建构应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理论上借鉴公共行政学的最新成果新公共服务理论,重塑公共行政的价值理性,回归公共行政的伦理关怀;同时从当代中国的现实出发,诠释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的行政话语指向;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行政制度伦理、行政伦理环境等方面来建构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的规范体系.     

王船山行政管理伦理思想管窥

本文对船山的行政管理伦理试图进行某些探索。一、“必循天下之公”的管理伦理原则正确地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唤起行政官员尊重民众及其根本利益的良知,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为范围更广泛的全体居民而不是为自我、家庭、小集团或一帮人的利益服务”,这是现代东西方人士关于行政伦理核心内容的共识。概览船山的著述,我们不难发现,与上述思想相一致的主张亦贯穿于其中。他在《读通鉴论·叙论》这一总结性的篇章中所提出的“必循天下之公”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上述行政管理伦理的古典表述。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     

关于行政伦理价值观的几个问题

行政伦理价值观作为国家公务员在行政领域有关行政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是其行政价值生活实践和知识的凝结、升华,表现为一系列关于基本行政伦理价值的信念、信仰、理想等等。在国家公务员面向现实和未来的行政价值活动中,行政伦理价值观具有重要的评价标准功能与导向机制。当代中国的行政伦理价值观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涵。这就是：行政伦理的价值基础、价值核心与价值目标。其一,“廉政”是行政伦理的价值基础。廉政,作为行政领域的特定关系,包括行政伦理中具有基础性的价值意义。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曾深刻阐述了…     

行政伦理的双重维度--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

行政伦理的本质在于追求行政过程的伦理价值及行政人员的道德完善,即行政的道德化诉求.而行政的道德化包括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两个层面,或者说,行政伦理包含着两个维度,即整体的制度规范维度与个体的自觉维度.这两个维度体现了行政主体活动的本体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制度伦理具有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双重涵义;个体伦理包含规范伦理与心性伦理两方面内容.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相互作用,互为前提.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将为行政改革提供制度的伦理资源,加强个体伦理的建设将使提高行政效率成为可能.     

行政伦理的社会基础及其价值转向

市民社会及其理论的兴起促进了行政伦理的价值转向。这主要体现为由传统的单纯追求行政人员的个体官德向现代行政伦理的两维转向 :一是价值规范层面上行政行为的伦理道德化 ,即通过伦理道德规范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 ,实现行政行为责任化 ;二是实现政府规模、结构、组织形态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合理、合法化建制 ,即制度伦理化     

新家庭主义：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伦理形态分析

在农村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不仅是被现代性力量改造的对象,而且是回应现代性压力的能动主体。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家庭功能调适的产物,体现为“虚分实合”的家庭结构。发展目标的嵌入、村庄竞争的激活和家庭风险的内化定义了现代性压力对家庭转型的路径和机制的影响,激发了功能导向的家庭伦理实践原则。不同于传统家庭主义的伦理本位,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具有鲜明的功能本位色彩。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政策既要引导和调动农民家庭的能动性,也应适当疏解家庭压力和维系家庭的伦理韧性。     

行政人员自主性建构的伦理意蕴——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分析

行政人员的自主性确立于公共性视域中的情境道德与行政价值之最深层次,是行政主体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对所遇到的伦理冲突进行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的自我确信,是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行政伦理价值的确认与声张.它涵摄着责任伦理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建构,决定着行政人员的运权理性、政治智慧与道德姿态.在实践中,通过完善制度伦理和寻求自我实现的相互作用来建构行政人员的自主性,从而使他们真正为了公共利益而为公民服务.     

论行政问责制

针对我国行政责任制度不完备,普遍存在重权力轻责任的弊端,特别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责任、无风险运行的状态,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实施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突出了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一致的原则,是政府实现其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或自我控制,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官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也将着力强化“无功便是过”的新为官之道。实施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必将大大拉近市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大大提升政府形象,加快推进塑造出一个高效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伦理语境——大部制背景下的行政改革

公共行政中的伦理价值,已得到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的认同,但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引入企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的偏爱,并在西方的"政府再造"中得到印证,当代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多半存在回避或者忽略之前新公共行政运动对"社会公平"关注所取得的成效,大有重新回到韦伯重"事实判断"(亦即"形式理性")之老路上去之趋势.面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在公共行政伦理的理论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价值理性"的合理性、行政伦理视角的合法性和"行政"与"伦理"结合的价值性等诸重要问题,以便使我们对西方的"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来自实践和理论层面的问题,有一个客观、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层面的认识.     

行政自由裁量：制度维度与伦理维度的博弈

行政自由裁量是行政法治化趋势下的具有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非制度”领域。但自由裁量权固有的“自由”属性，使其存在着合理性基础上的滥用危机。就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属性而论，一方面它不能真正脱离制度规范的依托，与制度价值具有同构性；另一方面它本质上又是行政人的道德决断权，吁求行政人的德性崇高。因此，规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危机，并使其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需要在构建责任伦理的目标中达致制度维度与伦理维度的严格优势策略，实现双方的正和博弈与互动发展。     

服务行政：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主导价值取向

服务行政冲破了传统管理理论的思维模式,要求政府从工具理性的思维惯性中走出来,转向从价值理性出发,以“服务”的本质精神来诠释“公共”,是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主导价值取向。     

论公共管理与宪政关系的历史演进

公共管理与宪政的关系是不断演进的。在近代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无宪法即无行政”,随着威尔逊范式逐渐占据主流,公共行政慢慢游离于法律。随之“行政国家”出现,宪政模式也由此发生了由古典向现代的变迁。“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是一种管理主义的复兴,由于逐渐脱离了宪政的规制和导引,引发了公共管理宪政基础论的重构。考察公共管理与宪政之关系的历史演进,不难总结出脱离宪政的公共管理,不利于其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实现。     

行政伦理视域下的商业贿赂治理

近年来,商业贿赂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一大公害,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秩序,危害了公众利益,也极大地侵蚀了公共权力并成为行政人员滋生腐败的温床。因此,党中央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重要的专项工作来做。目前,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在侧重于从法律规制方面来防范和惩治经济犯罪与行贿受贿的同时,也应该高度认识行政伦理在治理与公共权力密切联系的商业贿赂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全面分析当前公共权力与商业贿赂密切联系的新特点,以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伦理选择为逻辑起点,从思想源头上遏制和消除人们行贿受贿的动机和心理,强化行政伦理建设,探寻治理商业贿赂的根本措施。     

行政伦理与行政道德、行政责任及政治伦理的关系解读

行政伦理以研究行政道德为主要内容,具体是指行政主体通过与行政客体的相互关系,以实现行政价值为目的的一系列行政行为的应然性道德规范和准则。行政伦理与行政道德分属于行政领域的不同研究层面,行政伦理高于行政道德;行政责任是行政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是一种包括行政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一种广义责任,行政责任伦理是行政责任与行政伦理的共同研究领域;政治伦理是政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研究,追求政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以解决政治权力中的道德问题为目标,而行政伦理是工具性价值和公共性价值的统一,以实现行政价值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