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意义重大。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属于翻译的外部研究,在做好翻译内部研究的同时,加大翻译的外部研究有利于译者准确把握作者意图和原语信息,充分再现原语语境效果,以期获得功能对等。     

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的辩证考论

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研究应坚持辩证的意识形态观点,把握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操控和意识形态创新的辩证关系,坚持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并举以及意识形态翻译与翻译意识形态并重的理念,运用批评话语分析和深度阐释学等理论对文本意识形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翻译的暴力——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佛经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际主要方式的翻译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意识形态不仅仅在语言和概念层面操控着翻译策略,还体现在对翻译的选材上。本文拟从佛经翻译选材及其翻译策略角度探究社会意识形态对佛经翻译的暴力操纵,并试图说明佛经的翻译其实就是汉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选择,是一种异域意识形态向本土意识形态渗透、交流、融合的过程。     

董秋斯与译作《大卫·科波菲尔》——意识形态操控视角

本文采用描述-解释方法,从意识形态的视角,以董秋斯的译本《大卫·科波菲尔》为个案,详细分析了董秋斯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直译"策略的原因,以期加深人们对翻译家董秋斯的了解和对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操控翻译策略的认识。     

鲁迅早期翻译的意识形态操控

鲁迅早期的翻译活动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烙印。在鲁迅早期的翻译作品中,归化策略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该文探讨了鲁迅早期的翻译作品及应用的翻译策略,说明鲁迅早期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是受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     

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是译者的操控行为。翻译受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论,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分析在文学翻译中,无论是译本的选择还是翻译策略的采用,译者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     

从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李提摩太的《百年一觉》

传统翻译学注重翻译标准的确立并恪守＂忠实＂的翻译标准,却忽略了文本之外的因素。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指出翻译是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改写,这个观点恰好为《百年一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译者李提摩太对译本的选择和采用的翻译策略可以看出《百年一觉》是意识形态操控下的产物,这也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比较研究

随着翻译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翻译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译本中尤其是文化翻译部分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不忠”现象。作为中国文化典籍之一的《浮生六记》，其不同时期两个英译本的译文和原文存在诸多差异。勒菲弗尔的“操控论”为此差异现象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新视角。文章对比分析了《浮生六记》两个译本中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探讨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生成的相互关系，以期引导翻译工作者在文化翻译中能恰当地选择翻译策略，避免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最终达到平等文化交流的目的。      

对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归化与异化的文化思考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对译者翻译策略的操控。根据文化语境框架下的操纵学派的翻译理论,从民族意识形态、赞助人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等几个方面初步探讨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归化/异化策略对文学、文化产生的影响。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归化/异化策略对文学、文化产生的影响:有的表现为人物的“变形”,有的则表现为译作在给读者传递的文化信息方面“叛逆”了原作。     

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操控——以《绿野仙踪》的两种汉译为例

操控论指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还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操控。意识形态指用于规范人们行为的模式、惯例、信仰所形成的框架体系,操控译者对儿童文学源文本的选择和译者的语言特点。赞助人指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因素。儿童是儿童文学的重要赞助人,要求译者从儿童读者的角度出发,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使译作符合儿童的阅读需求。     

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翻译活动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并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意识形态影响译者选择什么新闻材料进行翻译;另外,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中具体翻译策略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选词及对原文本的增补、改译或省略等方面。     

译入语意识形态与诗学对原作文体风格传译的影响

社会历史／社会文化文体学的研究成果为分析阐释翻译中导致原文文体变形扭曲的一些目的语文化语境因素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一文体体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影响文体形成;Andre Lefevere的“翻译改写论”也揭示了意识形态和诗学是文学翻译中一股巨大的影响力量,左右着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具体的翻译过程,从而会影响原文本在翻译中的命运。文章探讨了译入语文化中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原文文体风格传译的制约和影响。     

意识形态与翻译原本的选择

翻译原本的选择主要受一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需求以及译者的价值取向。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可以分为四次：早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及五四运动以来的翻译活动。每一次翻译活动中翻译原本的选择都和那一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意识形态的建构策略

我国政治文献文本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体现着领导人的语言风格和价值观念,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总会影响着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左右着译者的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因此,在政治文献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如何完整建构原文本的意识形态,如实地反映出原文的政治内涵和文化价值是译文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文章通过初步梳理意识形态和政治文献文本翻译间的相互关系,以《毛泽东选集》中的两篇摘文为例,探讨了我国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建构意识形态的翻译策略.     

浅谈英汉翻译中的“再创作”

基于原著作的限制,翻译时不仅要忠实于原著,还要遵从目标语的语言规则。翻译受各种主客观条件制约,译者不可能像原作者那样自由创作。但要忠实于原作不等于死译,巧妙地运用一些翻译技巧,可以实现译者的＂再创作＂。     

论典籍中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基于《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的比较为基础的翻译批评研究

讨论了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典籍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翻译是否起到与原文中意识形态相同的文化功能可以作为翻译批评的标准之一。以《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意识形态的翻译为例,认为译者对源文本中意识形态的理解与翻译,在译文中表现为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如果译文在意识形态的翻译上没有达到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则译文与源文本的文化功能对等也就无从谈起。     

话语意识与英汉信息转换再论

话语意识与语际翻译及译文质量是涉及心理认知语言学的三个范畴.话语人与译者在知觉、认知和知识这三个方面的结合,决定了语际转换方式如意译或直译的取舍.     

英汉语言结构的差异及翻译

关于翻译标准 ,中外翻译理论家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 ,其中心要旨都是译文要忠实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思 ,保持原作的风格 ,忠实反映原作的面貌。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及表达习惯 ,阐述了英汉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与翻译技巧     

浅谈诗歌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著名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活动,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他提出,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这两个因素的制约。其中意识形态指普遍接受的社会认知,诗学形态是语言层次的、普遍接受的对文学的预期形式。本文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文为例,着重研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变化对诗歌翻译的影响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