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经》中特有的一个义理问题——梵汉比较视角下菩萨“堕顶”说的思想史意义

菩萨“堕顶”(或者“顶堕”)的问题,是在佛教大乘经《般若经》中出现并讨论的一个教法义理学问题。鉴于在其他种类的大乘经中这个议题鲜有提及,所以可以视为《般若经》中特有的一个义理学问题是反映早期大乘佛教教法思想进展的一个重要段落。最近,辛放博士所译日本学者小泽宪珠的论文《<般若经>中的菩萨地与菩萨位》,提出“明确菩萨地与菩萨位的关系,以求有助于理解菩萨的行位体系”的研究思路,对于笔者思考《般若经》的相关问题颇有启发。小泽宪珠倾向于认为“菩萨位”就是“菩萨地”,笔者则觉得“菩萨位”的问题需要关联菩萨“堕顶”的经文,才能得到完整、准确的理解,而“堕顶”及“菩萨位”说的问题又要放在《般若经》两种地说体系理论整合的复杂演绎中,才能获得正确和清晰的透视。     

佛经中“於”的一种特殊用法

“於”在古代汉语中作为介词,它的用法很多。自从东汉佛教传入汉民族,中国有汉译佛经起,“於”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用法,即用於及物动词与受事宾语之间。例一,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一人名曰阿夷扇持,为猕猴师,教於猕猴。(《生经·五十三·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经》,西晋·竺法护译)例二,但以前世禅三昧行故,自以功德得灭於蛇毒。如是舍利弗,阿(门众)佛昔求菩萨道时,行愿德本如是,乃得佛道,消除於憋魔毒不复娆人。(《阿(门众)佛国经卷下·诸菩萨学成品》,后汉·支娄迦谶译)     

《胜鬘经》与南朝佛教

《胜鬘经》作为弘扬如来藏思想的代表性经典,在晋宋之际中国佛教从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朝佛教界对《胜鬘经》的注疏和讲说极一时之盛,《胜鬘经》的思想成为南朝佛教思想展开的重要契机。如在南朝佛教的判教说中,"不定教"的提出就与《胜鬘经》相关;而对《胜鬘经》中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的阐释深化了南朝佛教思想家对"如来藏"和"佛性"的认识;《胜鬘经》的"一乘"说构成南朝佛教"一乘"思想的重要环节。可以说,《胜鬘经》为南朝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集中体现在经典、观念和方式三个方面。《佛说盂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及《父母恩重难报经》等都是提倡孝道的佛教经典。在中国的佛教信众看来,劝亲信佛、出家修道、慈悲为怀等都是在尽孝道。儒佛两家在如何行孝上有着重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对立,而是对中国行孝方式的丰富和发展。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是我们今天弘扬孝道的宝贵资源。     

回鹘文《常啼菩萨求法故事》及其来源问题

《常啼菩萨求法故事》是抄写于蒙元时期的重要回鹘文佛教文献之一。玄奘法师翻译的六百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正220)之"初分常啼菩萨品"及"初分法涌菩萨品"是回鹘文《常啼菩萨求法故事》的底本,但回鹘文故事不是汉文版的逐字翻译,译者用押头韵的诗歌形式叙述该故事,并在佛教教义和人物风景刻画上添加不少内容或删去汉文译文中的重复内容。     

王阳明《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及其价值

《佛说化珠保命正经》的内容是记载释迦牟尼为药王、药上二位菩萨演说痘症的来源与治疗方法,其关于出痘原因的解释及阴阳变化思想与佛教传统观念不一致,且没有其他语系的佛教经典依据,故据此可认定此经是伪经。但《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的确是王阳明于正德五年离开贵阳之际所作,王阳明得《佛说化珠保命真经》以及撰写序文的地点和时间与《年谱》相合,《序》中所言王阳明谪居龙场时的情景也与史实相符。通过研读该《序》及其相关资料发现,弘治末年"渐悟仙释之非"后,王阳明曾一度减少与佛教界的交往;在谪居龙场的特殊条件的刺激下,王阳明重新开始了与佛教界的交往。这使得王阳明在此后构建的心学体系中有着深深的佛教思想痕迹。     

《庞居士语录》校读札记

《庞居士语录》保存了大量唐代口语和俗语,是研究唐代语言的重要语料。《庞居士语录》中的"一子地"是"极爱一子地"的简称,属佛学专有名词,指的是菩萨修行达到的阶位之一,"地"即"位"、"果位"。由于十地的说法不统一,有关极爱一子地所属的菩萨阶位,自然也就不统一了。南北朝时的佛学大师僧宗以之为第七地,隋.慧远、灌顶以之为初地,唐.新罗国沙门元晓以之为初地以上,宋.宝臣以之为九地。"当阳"、"背后的"都是"佛"的意思。     

初传时期的河洛佛教文化

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迄今有11种说法,"伊存口授《浮屠经》说"与"汉明帝感梦求法说"最为流行。地处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曾经是佛教经典的译传中心,也是佛教祖庭的所在地,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河洛佛教文化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原初性。     

刍议梁武帝的《涅槃经》经名、释义与分段之翻译问题

梁武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菩萨皇帝,他对佛教的影响与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他敕命天下僧人吃素的《断酒肉文》之外,其次就是他在佛教经典的讲译与推广方面.梁武帝对《涅榘经》很推崇,不仅亲自讲解这部经典,而且还对这部经文的翻译做出了诸多评论,被人们视为南朝涅槃学中的一大家或一派别的代表人物.梁武帝对《涅槃经》的研究,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涅榘经》里所涉及到的一些佛教名词的译法,二是关于《涅槃经》理论的理解与阐述;三是《涅榘经》理论在生活中的运用.那么,对梁武帝与涅槃学的关系、涅榘释义、《涅榘经》的分段问题进行研究便是佛学的一项必要课题.事实上,梁武帝对《涅榘经》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深度,但这不在于他的菩萨皇帝身份,而是在于他对《涅榘经》研究的水平与深度.     

《大乘起信论》对净土宗及其修行思想影响初探

《大乘起信论》作为中国佛教转型期的理论巨著,其"一心二门"思想对华严、禅、净土诸宗均产生深刻的影响。《起信论》的"真如缘起"和净土宗的"西方极乐世界"作为理、事二种本体论形态,使真心本觉思想进一步成熟,进而为众生皆能成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通过一心(真如门)念佛熏习妄念(生灭门)达无念,进而起大乘之信心,入菩萨之行门。《起信论》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维模式可看作净土宗心性思想及往生思想理论构架的一个缩影。两种思想体系在理论架构、修行模式及处理本体与现象关系采用之径路这几方面所具有的的共性,反映了唐以降中国佛教思想的特点。     

《华严经》的佛性说——以法藏“佛果性起论”为中心

“佛性”是佛教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佛教诸宗集中讨论的主题之一。《华严经》号称“经中之王”，虽然对“佛性”一词罕有提及，但历代以“佛性”为此经宗旨者大有人在。细读经文可以发现，经中所明“佛性”之义略同于“法界”，与《涅槃经》等专论“佛性”的经典尚有差异。与吉藏等十二家讨论“正因”“中道”的佛性论不同，《华严经》从“佛果”的立场来展开，可谓独树一帜。更为特殊的是，此经不是泛泛地对“佛性”做出界定和描述，而是突出了佛性的“用”，并以此对全经通说的菩萨行给予了深刻的解释。法藏大师《华严经探玄记》对“性起”的宏福阐释，彰显了华严宗的理趣、汉传佛教的丰采。     

“八关斋”释义及年代溯考

一、释义 八关斋,佛教在家信徒所持斋名,全称八关斋戒,又名八戒斋、八斋戒、八支斋,亦单名八斋。内容有八:(1)不杀生;(2)不贪盗;(3)不邪淫;(4)不妄语;(5)不饮酒;(6)不着华?璎珞,香熏涂身,/不听不习歌舞戏乐;(7)不于高好床卧;(8)不非时食(过日中后不复食)。现存有四种八关斋经,依年代先后,分别是:《佛说斋经》(三国吴时支谦译)、《中阿含经持斋经》(东晋僧伽提婆译)、《优陂夷堕合迦经》(失译人名,《大正藏》附     

大理国写经中的“药师佛启请次第”研究

大理国保天八年(1136)沙门释照明写《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记述了密教佛、菩萨、金刚等数十种启请次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大理国密教的佛神系统。其中保存的"药师佛启请次第",受《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和义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的影响最大。虽然该启请次第较现存唐代药师道场仪有一定差别,更重视种子字道场观,但并未形成独立的教法体系,仍然是唐代密教的延续,是汉传佛教药师佛信仰在云南的传播。     

从《坛经》看中国佛教的特点

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就不断地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产生碰撞,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吸收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特色的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特点在禅宗中的表现最为突出,而禅宗的经典《坛经》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总结。《坛经》是出自禅宗六祖惠能之口,经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是佛教典籍中第一部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坛经》即心即佛、顿悟见性、入世化的思想价值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并体现出中国佛教重视心性、重视顿悟、重视现实的特点。     

敦煌普贤信仰考论

普贤乃汉传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普贤信仰在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据敦煌地区发现的中古普贤文物文献,普贤变中普贤跏趺坐法与后世有所区别,《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则不但识别有讹,且实际上包括了两种形成于不同时代、性质也有所不同的小经。敦煌地区的普贤信仰,与当时的民族组成、政治气候、民众文化水平、民间信仰等方面有着密切关系。经过了民族化、政治化、通俗化和信仰本土化后的敦煌普贤信仰,已然在一定程度上民间化,成为具有浓郁中土色彩的中国佛教信仰了。     

北朝佛教的义学体系建构———« 大乘义章» 与« 菩萨藏众经要» 比较

西魏、北周《菩萨藏众经要》与东魏、北齐《大乘义章》皆是继承北魏地论学派的传承而有不同的展开。《菩萨藏众经要》代表着西魏、北周佛教融合南朝佛教“经抄”的最新成果,依“五门”——佛性门、众生门、修道门、诸谛门、融门等形成《一百二十法门》的框架。《大乘义章》是北朝佛教“义章”类的佛法纲要,其“五聚”的框架结构与“教理行果”“法宝五义”（教法、理法、助道法、涅槃法、化用法）完全相应,否定了有些学者强调《大乘义章》是借鉴《成实论》“四谛”的组织结构说法。最后,《菩萨藏众经要》是根据“法门”摘录相应的经论文字;而《大乘义章》则是引用经论而进行自己的阐释,根据“诸门分别”去剖析法义的内涵与同异。因此,后者在编撰意图与义学成就上,比前者更能体现北朝佛学的最高义学水平。     

太虚对“真如熏习”的阐释及其理论意义

“真如熏习”概念出现于《大乘起信论》,在近代唯识学复兴运动中,围绕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王恩洋与太虚法师之间曾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性宗”“相宗”之争在近代的延续,彰显了双方对于唯识学与《大乘起信论》如来藏思想的不同立场。太虚的“真如熏习”观体现了圆融开放的佛教观,对我们思考中国佛教的思想特质和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不无启发。     

北传《般舟三昧经》的流传与四世纪末中亚"十方佛观"的形成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藉由《般舟三昧经》在北传地区由经典、思想、禅法以至于造像的发展,反映早期北传大乘佛教形成的一个纵切面。公元二世纪末《般舟三昧经》等大乘经典的出现,正好结合稍后西北印及中亚兴起的大乘佛教思想,“十方佛”先与《十住经》的菩萨行及《法华经》“三乘”思想中的“菩萨乘”结合,成为早期北传大乘的核心思想之一,然后再逐步落实于具体的禅法与石窟造像。     

中国传统佛教与日本“批判佛教”

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有日本学者质疑中国传统佛教并非真佛教,最后酝酿出"批判佛教"的思潮。他们在误会《阿含经》缘起法的前提下,强力否定以如来藏之修证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佛教。影响所及,台湾佛学研究出现了日本化的倾向。事实上,如来藏并不违背《阿含经》。《阿含经》的"我"和"识界"等名相,以及入胎识、持身识等观念,说的都是如来藏,也是实质上的大乘法。     

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变———中原造图系统影响下安岳千佛寨多佛造像的辨识

四川安岳千佛寨第 51 龛表现的是《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记载的内容, 可称之为“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变”。开亚于开元、天宝时期, 由两京地区传入, 反映唐代中原北方地区礼忓传统。经文中的末法思想被造像完整呈现, 与净土信仰结合可能与玄宗时期激烈的佛道斗争直接相关。四川地区佛教造像是以两京为中心的中原北方地区佛教图像系统的映射, 在构建唐代佛教艺术谱系, 探究唐代忓法和末法思想内涵领域应受到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