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析框架

在学理层面上,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达到和合统一的应然状态。然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由于价值理性的畸变和异化,工具理性的缺失与僭越,致使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处于错位与分裂状态。要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在价值理性的规约下选择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手段,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和谐统一、功能互补。     

工具理性对我国家庭价值理性的冲击

工具理性在促进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工具理性的越位。家庭作为最为敏感的社会细胞,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冲击在家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工具理性的"个人本位"挤压家庭的责任价值;工具理性的"追求物的最大值"侵蚀家庭的情感基础;工具理性的"手段合目的性"驱逐家庭的道德调节机制。而家庭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家庭抵御外来压力、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国民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价值、困境及建议

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角度看，乡村教育治理的核心在于规范乡村教育治理主体有效参与的制度与程序。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对于丰富乡村教育发展的制度供给与执行模式、发挥第三方评价和监督乡村教育质量的作用、挖掘乡村教育发展的社会价值蕴含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是乡村教育治理中的典型问题。以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治理为实例，分析当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有关对策建议：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社会力量对乡村教育治理的精准支持；厘清政府与社会在乡村教育治理中的责任；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服务的机制；提升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能力。     

生态长效:农村留守儿童帮扶行动研究

作为农村发展的未来,留守儿童是乡村振兴战略关注的重要群体之一.有效优化现有帮扶体系,生成全面持续的农村留守儿童服务机制,成为拓宽乡村振兴发展空间的重要环节.研究引入生态系统理论,基于以社区为本的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通过行动研究法改进农村留守儿童帮扶体系,探索实现长效化农村留守儿童帮扶的路径机制.研究发现,为了有效破解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帮扶体系所面临的困境,可以在乡村振兴的框架下从需求把握动态化、家庭运作有效化、帮扶体系持续化三个关键要点出发,实现农村留守儿童帮扶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守望乡愁:东部山区农村老人的主动留守

城乡二元结构、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等通常被认为是农村老人留守的主要原因.我国东部地区也有留守老人,然而留守原因并非都是无奈之举,而是基于乡愁的理性选择.通过对100位留守老人的问卷调查以及23位留守老人的深度访谈,发现东部山区农村老人选择主动留守是对乡愁的守望,表现为五个方面:对故土的依恋、邻里的守望相助、维系传统的"家"观念、实现自我价值、重塑代际关系.最后就关爱留守老人从充实文化生活、提倡情感慰藉、建设美丽乡村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性别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困境留守妇女的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打工潮”导致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出现了一系列留守妇女问题。从生产机制上,部分农村留守妇女面对照抚重责、疾病困扰和婚姻危机等多重并长期存在的困境。从再生产机制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男女的不同期待,使得男女在接受教育时存在差别,加之城乡二元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不平等,导致农村留守妇女的困境:在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倾向于男性、婚姻功能的不健全和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分工模式等方面。困境留守妇女的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治理工具,通过社会工作中心理社会治疗模式能够对当前社会结构和留守女性的传统文化观念进行介入,有效提高留守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话语权,促进社会平衡。     

数字乡村治理的限度与优化策略——基于治理现代化视角的考察

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内容。立足国家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数字乡村治理的有限性。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现为底层维护、技术赋能、服务共享和伦理保障的运作逻辑,推动乡村治理达到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现代化样态。但由于数字技术运用边界的模糊,难以平衡简约治理与复杂治理的矛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技术安排与制度安排的困境、权力意志与民本意志的冲突,致使数字乡村治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有效发挥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优势价值,未来需要契合乡村空间场域、合理划分技术类型、重塑组织制度结构以及回应村民切实需求,从而更好地保障数字乡村的治理适应性、匹配度、有效性以及价值性,最终实现数字乡村的治理现代化目标。     

工具理性：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伦理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从伦理学视角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导致了在农村场域中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关系松散的境地。政策的效率优先逻辑弱化了政策的公平属性,考核的数字化挤压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成效,政策的形式合理性以及政策的工具化认知,致使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出现了地方政府、村干部与贫困户共谋和贫困户对政策的福利依赖,精准扶贫实践困境进一步凸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国家政策嵌入到农村社区网络的过程中,谨防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弱化工具理性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社区治理良性运作的重要途径。     

农村留守家庭研究综述

留守家庭是我国城镇化、现代化以及社会转型的产物,农村留守家庭对于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特征具有独特价值。基于劳动力迁移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研究国外留守家庭产生的原因,分析留守家庭现状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检视发现,中国农村留守家庭有其特殊性,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给个体、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多重影响。农村留守家庭的产生不仅源于家庭,更有复杂的制度、政策以及经济原因,要将留守家庭问题纳入到城镇化发展战略中来,创造农民举家迁移的进城市民化和就地集聚城镇化的制度环境和自由选择条件,才能解决留守家庭衍生的问题。     

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的"善治"选择

管理民主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也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在"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实现对农村公共事务的"善治",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善治(治理)理论打破了"国家—社会"两分法的传统思维,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耦合,提供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乡村治理这一复杂社会政治现象的组织框架和价值理念,对新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理性、政府理性及公共选择分析

从经济理性行为分析开始 ,指出市场经济难得是完全理性的 ,提出政府构成的复杂 ,政府目标的多重性 ,造成了政府行为的复杂性和非理性 ,一个好的政府的行为至多是有限理性的 ,应用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问题     

重整制度的合理性探析

重整制度是基于公权力的有限干预而形成的一项区别于破产和解和整顿制度的积极的破产预防制度.企业破产直接关系企业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对企业自身、企业股东、企业职工及相关企业的利益产生影响.基于"利益与共"基础上的"公共利益"的需要,有必要引入公权力来协调各方利益.而公权力干预主要体现为对债权人权利行使的限制,为此要慎重把握公权力干预的"度"的问题,实现公权力干预的合理性,以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西方的理性与哲学理性

理性漫过曙光与自我否定,在中世纪神学时代的遮蔽后,进入启蒙时期而获得复兴。至于工具理性时期的盲崇,抑或是后现代反理性的到来,理性始终是在被肯定与否定的过程中展现时代所具有的本质。针对理性的发展与其不同阶段的探索结果,中国的发展应予借鉴。当今的中国可以总结后现代主义非理性的优势和劣势,给予继承批判与超越,从而探索后后现代主义的新理性。     

西方的理性与哲学理性

理性漫过曙光与自我否定,在中世纪神学时代的遮蔽后,进入启蒙时期而获得复兴。至于工具理性时期的盲崇,抑或是后现代反理性的到来,理性始终是在被肯定与否定的过程中展现时代所具有的本质。针对理性的发展与其不同阶段的探索结果,中国的发展应予借鉴。当今的中国可以总结后现代主义非理性的优势和劣势,给予继承批判与超越,从而探索后后现代主义的新理性。     

合理化物流探析

合理化物流是对物流整体系统进行调整改进和优化,以尽可能低的物流成本获得尽可能高的物流服务质量,赢得更多客户.合理化物流不仅可以保证企业的经营利润及服务水平,而且可以拓展企业的成本降低空间,有利于企业资源的优化整合及高效经营.合理化物流包括三种模式:物流服务水平提高,同时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服务水平,使增加的销售额远远大于增加的物流成本;保持原服务水平和适当降低服务,使成本下降的程度远远大于销售额的下降幅度.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在分析沟通行为与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在语言行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不同于传统理性观的沟通理性。他以沟通理性为核心概念剖析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补充和拓展了以往理性观的内涵，他的理性观也为西方理性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可供选择的途径。     

合理性研究刍议

历史过程与历史人物思想不是客观事物,关于它的认识不可能用实践来检验,只能作出合理性评价,真理性研究与合理性研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     

行政理性论

行政理性是指行政主体在价值判断、事实认知、目标规划、工具选择等方面进行合理权衡、理智取舍、客观分析、冷静思考的行为能力与行为模式,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是建构理性与进化理性的统一,是主体理性与主体间理性的统一.行政理性的结构是以行政理念理性为观念内核,以行政制度理性为中间层次,以行政行为理性为外在表现有机连接而成.行政理性是行政主体批判行政现实的本质力量、反思行政思维的基本尺度、认识行政环境的思维能力、建构行政生活的能动力量.     

生命伦理学视域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机械论的片面性造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使得人类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工具理性彰显而价值理性衰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是解决当前人类生存困境的重要途径,当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医学应用使这种融合成为可能,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与发展是二者融合的表现之一.坚持以价值理性规范工具理性、以工具理性支撑价值理性来进行生命伦理学研究,就要坚持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具体应用中分析其应该遵循的规范和价值标准,用归纳出的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来引领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以生命伦理学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模式为其他学科领域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论和谐生态伦理的合理性

"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都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生态问题,传统生态伦理观的合理性在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前必须质疑。和谐生态伦理是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它强调人与自然道德关系和谐的基础地位,强调人的利益的重要地位,强调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实现,它具有存在的理论合理性依据和现实合理性依据。这些合理性依据真正体现了生态伦理学从对立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