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湖南地区家族人口未婚状况的考察(1413—1949)——以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为中心

本文主要利用湖南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三部族谱,就湖南地区明清以来200多年间家族人口中的男性未婚比例、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湖南地区明清以来家族人口中存在着较高的男性未婚比例,有其地域特征;年满40、50岁以上的男性未婚比例大致呈现出由低到高、再由高降低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与先前认识存在着差异。此外,本文也对家族女儿不婚的现象进行了描述。     

王夫之经济思想散论

王夫之是我国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他以哲学著称,而关于他的经济思想很少有人谈论。有人说这是由于王氏“经济言论不多”之故。与他的哲学、历史著作相比,此说尚可;但若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此说未必适当。他的儿子说他对“上马食货”“极意研究”。笔者浏览其书,亦知他对我国     

略论东晋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

中古世家大族与佛教自有一种相互紧密之关联,在东晋时期达到政治顶峰的琅邪王氏家族即较早地接受了佛学思想,并将佛教文化纳入到自己的家族文化体系中,他们的做法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西晋末,即有王氏受佛教影响而遁入空门。东晋初期,善于玄谈的王氏诸多人物又同借助玄学而发展佛学理论的众多名僧交往密切。到东晋中后期,随着佛学理论的日益精深而系统,这一时期的王氏更热衷于探讨佛学义理,对佛教更为崇信。他们的做法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并对王氏家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六朝世族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以琅琊王氏为例

六朝世族实际上是世代为官的家族,与政治之间具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居于六朝世族之首的琅琊王氏作为最特殊的家族之一,其家族的一切活动始终离不开政治这一主线,对政治更具有超常的依赖性。因此,从微观角度认真探讨琅琊王氏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对于深入开展六朝政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明清文学的叙事母题

“母题”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语范畴。从母题的角度切入明清叙事文学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解读方式。本文将明清叙事文学的母题大致厘析为“家族”、“审父”、“忠义”、“教化/反教化”、“性爱”等五类,通过对这五种叙事母题的审视和阐述,探究其中所传载的艺术审美蕴涵和历史文化价值。     

王国维“殉清说”补证

王国维遗书中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一段话，一向作为王国维“殉清”的有力根据。本文更进一步考证出，王氏这段话其实是引用了《资治通鉴》记载的一则典故。他是活用了典故中正直忠义大臣陈休、卜崇临死前的悲壮言论：“年逾五十，唯欠一死”，“死于忠义，乃为得所”。这就为王国维死于“忠义”的“殉清”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佐证。     

从明清家训家规看儒家伦理的日常生活指向

明清时期的家训家规通过“孝”的规约化和强制性,以及积极的家族主义、务实的治生之道、贵生养生与明哲保身、约束与禁戒、善恶与因果报应等内容,把精英化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大众化的实践伦理,从而在家族层面建构了适应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通过家族的繁衍生息实现文化的薪火相传。明清家训家规所反映的儒学世俗化、生活化转向,是对精英儒学的调整与纠偏,是把精英化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大众化的实践伦理的一种有益调适,由此推动了儒家伦理从官样教义进入民间生活,实现了儒家“化民成俗”的教化功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氏家族书法兴衰考略——兼论家族书法现象

家庭书法是中国古代书法史的重要构成.其中,王羲之家族是历时最长、书家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书家群体.王氏家族书法的发展经历了滥觞期、鼎盛期、延续期和衰落期四个阶段.研究王氏家族书法,我们发现,书法的历史只会承认创新者.     

传说、风水与一个多民族宗族的生成——柳州“计氏豢龙传”故事的演化及社会过程

本文以广西柳州著名的“计氏豢龙传”故事的演化为线索,讨论了明清以来一个居于“内地边疆”地区的家族之变迁。通过正史、地方志、碑刻、族谱等各类史料,梳理出柳州计氏家族通过科举从一个地方土司家族上升为书香门第,在遭遇危机时编制家族叙事与再造风水以重振家声,最终生成一个多民族宗族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王朝国家缔造的地方社会空间为家族与宗族这类社会主体提供了能动性的活动场域,而宗族所推动的社会各阶层和族群间的沟通与互动又促进了“内地边疆”地区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     

甲骨学一百年回顾

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和本世纪初面世的敦煌写经、汉晋简牍和内阁大库档案,被誉为我国近代新史料的四大发现。由此在中国学术史上蔚然形成了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明清档案学四种举世瞩目的全新学问。一百年来的甲骨学研究,经历了它发展道路上的“草创时期”(1899～1928)、“发展时期”(1928～1937)和“深入研究时期”(1949～)。期间经过几代国内外优秀学者的不懈努力,     

2001-2010年台湾学界明清地域史教研成果

本文尝试概介廿一世纪初第一个十年的台湾明清地域研究动向,透过“城镇空间与日常生活”、“社会风气与物质文化”、“士绅角色与人际关系”、“学术事业与文教脉动”、“军事防御与社会秩序”、“基层组织与行政运行”、“市场交易与商品经济”、“水利建设与灾害防治”、“民众信仰与宗教场域”、“家族发展与妇女地位”、“移民开发与生态环境”各面向的观察,使读者明了台湾明清史研究的现况,增进日后学术对话的可能性。     

论国有产权界定的“清”与“不清”

当前理论界对“国有产权”的界定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日国有产权不清，一日国有产权清。“不清”论者观察到国有产权与公众手中其它个人产权相对比，有巨大差别，其中无“清”可言。执“清”论者亦看到在经济实践中国家财物与个人财务界线分明，没有人会不知哪些是国家财产，哪些是个人财产，因而根本不存在“界定”不清的问题。实际上，上述“清”与“不清”的差别仍在“产权”不清上，但是，要弄清“国有产权”的概念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论：既不唯书亦不唯上，只能从中国经济实践中找出．其正确含义。从我国的经济实践看，国有资产和私有…     

论方孝孺的用世和无神论思想

明初浙江人方孝孺为一等节烈人物。当我们惊叹他“慷慨一死”的同时,也不能淹没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本文较详尽评述了方氏“学以用世”和无神论的思想,指出:方氏“学以用世”思想,批评了理学虚谈风气,是明清顾、黄、王“经世致用”思想的先行;其对佛、老神学的批判,则是建立在“气”理论基础上的,是韩愈以后的一个进步,对后世无神论亦有重要影响。     

族谱撰修与宗祧承继——以祁门高塘王氏为中心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继嗣是绵延家族最重要的保障。乏子无嗣家庭,为了承继宗祧和继承财产等,不得不采取多种方式立嗣,在最重宗法的徽州更是如此。祁门高塘王氏为继子在谱牒中的记载是名列继父位下,还是吊归本生父的问题,引发两支裔的纠纷,甚至进行了近一年的诉讼。纠纷始于鸿村支裔倡修族谱,过程主要分为鸿村支裔控诉、鸿村许村两支裔互控和结案等三个阶段,最终以知县裁定舜二长房吊入继父名下,次子吊归本生父位下而告终。诉讼的实质是宗祧确立与延续问题,与高塘王氏两支裔的谱牒认同、宗子身份和祀产承继等诸多利益密切相关,其最终也导致了高塘王氏"四族遂涣而不萃"。     

由爱乡而爱国——从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

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热潮,不完全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动影响下的新事物,而实与明清以来士绅的“化乡”观念和实践有关.以晚清温州士绅王毓英的学与行为例,通过考察其时代意识和世界知识、乡绅意识与化乡实践以及地方自治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可以看到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背后的传统因素.王毓英通过修水利、移风俗、兴教育和办实业等四个方面的自治理念与实践,展现了这种地方自治背后“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这种“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与明清以来主张化乡的乡绅意识一脉相承.以王毓英为个案,或可将之视为晚清士绅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普遍公式.     

清代南方永佃制和额租制的关系问题

永佃制开始于北宋年间,到明清时代,盛行南方各省,在中国租佃史上,曾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北宋淳化五年(994年),政府饬令:“凡州县旷工(荒田),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①,即开垦荒芜的官田,费了很多的工本,以工本为代价换取了永佃权。据魏泰《东轩笔录》记载:宋时,曾有河南杞县人诚孙欲买李诚庄的一片腴田(沃土),因资力不足,无奈,只得向此田上的原佃农借钱,许给烟农永佃权,使其“常为佃户,不失所业”。此处,佃户以借出之款免息为代价而取得永佃权,属于永佃制的萌芽或雏形。明清时代,永们制盛行起来,完全演变为一种…     

张召忠：“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家”的预言

1953年，张召忠出生于全国闻名的“武术之乡”河北沧州，但没有去习武，而是成为一名被誉为“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家”的“文将军”。     

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论李贽“童心说”的双重使命及内在困境

在明末名教桎梏和市民社会的催逼下,李贽为恢复儒学的真精神和探究性命下落,借用佛教“真空”观取代传统儒学的“道器”论,将性善论的“赤子之心”置换为自然之性的“童心”,通过“童心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真”的本体论地位,在心学范式下艰难维护儒学道统的同时开启了前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由于在农业文明时代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李贽不仅因其“童心说”而成为儒学“异端”,还被由其催生的明清启蒙思潮所扬弃。     

三木清的人学唯物史观

三木清的人学唯物史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卞崇道三木清（１８９７～１９４５年）是日本近代哲学史上著名的进步哲学家。他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后留学德、法，曾任日本法政大学教授。１９３０年被当局指控犯有“为日本共产党提供资金”的嫌疑罪被拘留半年，...     

北京话第二人称代词句法、语义、语用的历时嬗变（1750-1950）

在汉语史上,第二人称代词曾经是个庞大的家族,鼎盛时期家族成员多达10多个,而1750年至1850年的这个一百年间便处于这个鼎盛时段的末期,自1850年至1950年间的这个一百年,北京话第二人称代词系统就规模而言便开始式微,主要表现为家族成员锐减,由之前的10多个减缩为三四个。这在分处于三个时点的典型北京话文本《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正红旗下》等中也得到了比较清晰的反映。《红楼梦》中第二人称代词有“你”、“你们”、“你等”等10个;创作于1850年前后的《儿女英雄传》中第二人称代词则有“你”、“你们”、“汝”、“尔”等11个;《正红旗下》中第二人称代词竟只有“你”、“你们”、“您”等3个。较之这种系统的演变更为细腻深刻因而也更需要关注的是第二人称代词系统中的一些重要个体在句法、语义、语用层面的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