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阿拉伯哲学及其对西欧中世纪哲学的影响

一公元七世纪至十一世纪,基督教(天主教)借助于世俗的武力,在西欧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一统天下。同时,西欧的世俗文明,被涤荡殆尽,因而史家称作“黑暗时代”。但是矿在“黑暗时代”里,传入前欧的阿拉伯文化,包括哲学在内,在当时及其以后的许多世纪里。对西欧文化的复苏;对经院哲学唯名论同实在论之间的斗争。对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对近代科学的产生、理性的解放、对人生价值的重视等等,无不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就阿拉伯哲学及其对西欧中世纪哲学的影响进行粗浅的论述。 一 公元七世纪四十年代至八世纪三十年代,正当天主教以上帝的名义…     

近世日本与天主教

16世纪中叶 ,在西欧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之下 ,耶稣会传教士渡日传教 ,将天主教及西方文化一并传入日本 ,打破了日本传统的亚洲文化圈内的文化交流模式 ,拉开了日欧之间东西方文化相互接触、碰撞与交流的序幕。　　日本当时正处于由混乱逐步走向统一的战国时代末期。尽管战乱频繁、社会动荡 ,但经过长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历经佛、儒两教的文化洗礼 ,已经积淀了深厚的具有自身独特性格的东方文化底蕴。而天主教作为完全异质于东方文化的外来文化 ,在日本社会世俗权利的影响下 ,走过了悲喜交加、跌宕起伏的艰难传教历程 ,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随…     

人的艺术

正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其核心是人为万物之本。人文主义者要求以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以人性反对神性,解放个性自由,赞美人间的世俗生活。这些思潮在艺术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就美术领域来说,文艺复兴期间的美术仍以宗教为主题,但是人文主义思想和现实时代精神结合得非常紧密,创造出各类具有时代感的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价值结构分析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现代美学命题,更是现代中国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文化现代性主张;既是一个启蒙现代性方案,又具有审美现代性的内涵;既深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又难掩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既包含终极追求精神,又体现出世俗关怀的抱负.这些价值矛盾的生成是同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复杂生存形态及其发展路径紧密相关的.     

17世纪初英国外交政策冲突的文化解读

英国与国际天主教势力的长期斗争、特别是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的民族斗争,导致了中世纪骑士理想在16世纪后半期的复兴,以及反天主教的宗教价值观的出现,骑士理想和宗教价值遂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民族文化的传统。但从17世纪初起,随着王朝的更迭,英国宫廷开始了文化上的转向,和平、富足的主题取代了对海外扩张的颂扬,贵族的骑士理想和宗教价值取向在王国的政策中从此难以实现,外交政策上的冲突就是宫廷文化和传统的民族文化以及相应的价值取向之间冲突的体现。     

美国新教——注重现实,展望未来

美国宗教生活中的多元主义整个19世纪中叶,圣经的有神论强烈地影响着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它无疑是基于教派主义信念并且是新教主义性质的。然而,美国的文化结构却包含了其他圣经传统,至少在这个时期,宗教与文化多元主义是被规定在这种圣经文化之内的。圣经的有神论提供的共同道德遗产并不意味着各种传统可以在美国文化中和睦相处,在主要的宗教传统中存在着一种教派分裂。19世纪反天主教主义和反犹主义曾流行一时,这种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传统的对立经常以地区、伦理和社会阶层的差异为基础,然而,就其所涉及的群体来说,对这种对立的理解几乎都是宗教意义上的。因此,19世纪中叶美国生活中的多元主义主要是围绕着宗教教义、教会会友构成的文化轴心运     

论范仲淹的“吏隐”情结

通常意义上的＂吏隐＂往往饱含着世俗的人情味,也意味着隐逸文化由抗争转向顺应。北宋名臣范仲淹在他三次贬谪外任地方官之际,流连往返于名山秀水之间,自称＂吏隐＂。他安贫乐道的人格操守使其＂吏隐＂具有温润平和、和谐从容的特征。其＂吏隐＂涵盖了向内向外两个维度的意义,向外为世人立法,履行社会责任;向内则开辟心灵的一片净土,追求精神的自由。     

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及其制约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追求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从最初的“政治大国”、“国际国家”战略到现在的“正常国家”、“普通国家”战略，日本二十多年来的大国战略是在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近年来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日趋成熟，并通过经济、法律、外交、传媒等途径推进“普通国家化”战略。但是，日本的外交理念、国际意识、国内体制，以及国际和周边环境，对其“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施，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和牵制。     

从绝对主权到实效主权：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再认识

绝对主权是在 1 6 -1 7世纪欧洲特殊环境下形成的一个概念 ,在其产生之初 ,曾对反对神权 ,确立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后来也一度支持了欧洲的殖民扩张。二战后 ,主权平等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其内涵也开始向经济和文化领域拓展。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浪潮给主权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绝对主权理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 ,重新审视主权原则 ,树立实效主权观念 ,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世俗·共和·神权:伊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每个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主题。本文以伊朗为个案,通过梳理其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一百多年历史,分析指出伊朗国家治理现代化大体历经了从神坛走向世俗、从君主专制到共和与神权并存的发展路径,呈现出务实主义与意识形态并行、民主与宗教相融合、改革派与保守派相抗争、国际性与民族性相交织等特点。伊朗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带有强烈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色彩的混合型模式,为各国治理现代化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必须正确处理好民主化与社会稳定、政治与经济、国家治理与意识形态、物质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等几对关系。     

陶渊明诗歌作品中的“酒道”

本文认为,陶渊明诗歌中明确地存在着对老庄道家之“道”的深深追求。这种追求是一种精神境界,具有独特的感受,有时在宇宙大自然环境中获得,大都是在饮酒中获得,故称之为“酒道”。作者结合具体作品对这种“道”的精神进行了分析,其主要内含是无为而任自然,求“真”而脱世俗。他不断追求的“道”的境界,从生活实践来讲是他在“大济苍生”之志不断受到打击的结果;从思想上来讲是他在两骨思想意识新觉醒潮流中对人生价值不断追求的表现。     

优先发展教育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发展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是世界各国不断探索的永恒主题。在21世纪中如何发展,采取何种发展方式来获得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学界和各国政府所关注的热点。 在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看来,“发展”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经济增长。例如,沃尔特·罗斯托、威廉·刘易斯等人就认为:贫穷的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经济馅饼不够大,所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把蛋糕做大。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传统的发展观提出了以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以工业化、资本积累和高增长率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在消费、增加收入、增强经济实力等方面确实产生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这是急功近利的、以局部和个别利益为核心的     

所罗门群岛莫罗运动探析

20世纪50年代末,在佩里斯·莫罗的领导下,所罗门群岛中的瓜岛兴起了一场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运动,史称"莫罗运动"。尽管该运动具有神秘的超自然元素,但基本上仍是世俗的。与历史上的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运动一样,莫罗运动的兴起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莫罗运动不仅称瓜岛为伊萨塔布岛,而且数十年来,它一直是恢复瓜岛传统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外,它还卷入了马莱塔人和瓜岛人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所造成的"紧张局势"。     

十八世纪朝日文人的“文会”与 “文战”——以笔谈唱和集资料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朝鲜王朝多次向日本派出通信使团,朝鲜通信使团成员与日本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其中又以18世纪最为突出.朝日文人的交流可从“文会”与“文战”两个方面来看.具体来说,朝日文人展开“文会”的目的在于“追求文趣”与“收集资讯”,而对“中华文化”与“自身文化”、“性理学”与“古学”的不同看法,则是双方进行“文战”的诱因.到了18世纪后期,日本文人认同与提高日本文化地位的意识不断高涨,也激发了日本文人与朝鲜文人展开文战的底气.     

“韩流”与“汉潮”——漫谈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中韩文化交流

近几年在中国掀起了韩国热 ,而在韩国又掀起了中国热 ,这种现象分别被称为“韩流”和“汉潮”。“汉潮”和“韩流”相辅相成 ,共同促进了中韩两国经济、文化的全面沟通和交流。在日益扩大的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的发展过程中 ,两国应努力加深对彼此文化的了解 ,致力于促进“韩流”和“汉潮”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使两者成为 2 1世纪中韩合作的催化剂。     

瑞士：高山铁路成“世界遗产”

对于一个多世纪前蓬勃发展的瑞士旅游业来说，巍峨壮丽的阿尔卑斯山既是金饭碗也是拦路虎。铁路的兴建，对推动当时阿尔卑斯山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感性的人”到“美的艺术”——浪漫主义艺术的美学观念探析

浪漫主义艺术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风行于欧洲大陆的一场艺术运动。浪漫主义艺术强调个性、主观性、激情和想象,浪漫主义艺术家们崇尚天才,反叛对规范性的模仿,追求唯美、自由和超越性。"美的艺术"从传统的艺术概念中独立出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艺术的本质和功用,美的艺术就是天才的艺术。浪漫主义运动持续的时间很短,却是一场波及全欧洲的一次文化和艺术思潮,它因为具有深刻的思想基石、伟大的作品、传奇的艺术家和旺盛的生命力在历史和人的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西学”在“中学”中的命运：形而上学之例

本文以“形而上学”这个西方哲学范畴为例 ,探讨 2 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个普遍而独特的现象 ,即在对西方学术思维还没有搞清的情况下 ,就已迫不及待地用中国人自身的传统观念来理解之。本来在西方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曾被长期作为最高层次上的“科学”来追求 ,因而其理想一直是成为严格的科学知识而非追寻人生的终极答案。但是 2 0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形而上学”范畴时 ,极为普遍地将它与中国古代的求“道”之学混为一谈 ,视之为一门专门追求人生的最高价值或境界———即“形而上”的价值“本体”———的学问 ,甚至于把宋明理学当成了真正的“形而上学” ,从而对“作为科学的皇后的形而上学”这一西方哲学中的历史事实及其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从未真正理解过     

巫觋·王者·文化人——中华文明探源之三

巫觋与中华文明起源密切相关,从“家为巫史”到“绝地天通”的宗教文化大变革中,带动了整个历史的变动,构成源于神权的王权的建立、文明的产生、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在神权独占所带来的历史转型中,部落酋长借机独占神权,神权成为政治中心,暴力、贪欲、权势欲使神权获得者扩大了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由神权而王权,国家随之产生,社会历史进入文明阶段。上古三代的巫觋为知天知地的智者、圣者,通天通地的专家,其中少数转化为王者、大宗教主,而大多数则为王师,成为王朝的开辟者、政权的建设者与设计者,与上古三代诸帝王共同创建了中华早期文明史。     

“补儒易佛”:徐光启的比较宗教观

长期以来,一个本应在中国思想史甚至是世界文化史上震聋发瞆的口号一直被忽视着,也从未有人加以分析。这就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由开教“三大柱石”人物之一的徐光启提出的“补儒易佛”。万历四十年(1612),在《泰西水法序》一文中,徐光启说:“余谓其教(指天主教)必可以补儒易佛……”。四年后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著名的《辩学章疏》中,针对沈漼排斥耶稣会士传教的上疏,他又一次提出天主教与儒学、佛教的关系问题,对“补儒易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