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诗人的感伤之情与解脱之径

魏晋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士人个体生命价值意识觉醒,面对建功立业与时光易逝,身怀异才与明主难遇、知音稀少,政权易代、杀戮异己与名教虚饰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魏晋诗人的感伤之情挥之不去.他们摆脱感伤之情的途径大致有:以时不我待的奋进精神鼓吹功业,抑止感伤;以宴乐、叙友情、怡情山水、游仙来淡化感伤.     

重构诗歌的价值坐标 ——论阿库乌雾的诗与诗学

[提要]彝族诗人阿库乌雾敏锐意识到“混血时代”的到来，对“混血时代”诗歌的价值追求有着清晰的认知、充分的理解和执着的践行。他的多语种诗歌已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标本案例，彰显出全球化语境下“跨文明写作”的在场意义。同时，作为诗评家和学者的阿库乌雾，他的诗与诗学有着持续的互文性。如何在彝人、学者、诗评家与诗人等多重身份构置的阐释框架内，重估阿库乌雾在当代诗歌价值构建中的意义，成为学界亟待回应的重要论题。     

《长恨歌》创作心理溯源

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李隆基和杨玉环的形象,以马嵬坡事变为分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实质上是诗人的“自我”在文学幻想中按照分身的方式进行的多重投射。话语主体李隆基的形象,既蕴含着诗人的社会价值观念,又有诗人自我宿命的感伤;而杨玉环,则是糅合了“美人幻梦”原型和诗人自身情殇的对象而形成的一个女性“符号”,是拥有话语权的男性在集体无意识下对女性的另一种塑造和改编。     

从杜荀鹤诗看其佛禅情结

晚唐是个特殊的时代,大多数诗歌为感伤之作,杜荀鹤的诗亦不例外,悲苦凄凉之声似乎尤为明显。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坎坷的个人经历,使诗人对佛教的“苦谛”、“空无”、“性净”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从而使杜诗多了一层佛性禅心。挖掘杜诗的佛禅元素并分析诗人这种佛禅情结的原因,对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杜诗甚至晚唐诗都有重要意义。     

试论"三曹"诗歌中的感伤情结

“三曹”诗歌研究历来都是古代文学领域的热门话题 ,众多专家和学者对“三曹”诗歌中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理想和信念比较热衷 ,却相对忽视了“三曹”诗歌感伤内容的大量存在。本文主要从感时伤势主题、思乡念人主题、才士不遇主题这几个层面 ,去探析“三曹”诗歌的感伤情结 ,进而阐释“三曹”诗歌的感伤情结的文化意蕴     

现代诗歌中太阳意象群溯源与衍生

现代诗歌三十年正处于一个呼唤光明、需求热情、崇尚力量的时代,诗人潜在意识中所包含的对始原太阳意象的理解,是诗人们热衷于太阳命题的内在心理根源,正是诗人内心对于和平、光明、幸福的需求,造就了有"光、热、力"特征的太阳意象群在现代诗歌中的密集出现和衍生。     

唐诗中的扬州都市空间

唐诗中的扬州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空间:在地理向度上,唐诗塑造清俊秀丽的扬州都市“第一空间”,彰显“江海扬波”的自然地理特征和宗教气息浓郁的“江南气象”;在情感向度上,唐诗构建了及时享乐、颓废感伤的“第二空间”,包孕着诗人对历史兴亡的无限感怀,对商妇辛酸生活的精细体味;在审美向度上,唐诗以艺术化的方式构建无限意味的“审美空间”,超越了诗人个体的心理情感,具有“情感的形式”的意义,和历史性的时间感勾连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融时间向度的历史性和空间向度的质感于一体的“审美时空”.     

微童话一束

雾小子跟太阳吹牛,说：“我是大魔术师,您还别不信!”接着他说了声：“变！”咦——大山变没了,小河变没了,高楼变没了,绿树变没了……太阳瞧瞧雾小子,笑了。太阳一笑,哈——大山回来了,小河回来了,高楼回来了,绿树回来了……雾小子不服气,又喊了声：“变!”这下他把自己变没了。     

唐诗为何难以企及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 ,是太阳般灿烂辉煌的时代 ,是一个令人自豪、值得我们引吭高歌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 ,不仅国势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达到了巅峰状态 ,传统的中华文化也揭开了最为辉煌壮丽的篇章。尤其是在诗歌园地里 ,诗人们上承先秦“风”“骚”,追踪“汉魏风骨”,发展“永明声律”,别裁伪体 ,转益多师 ,又荟萃百家 ,自铸伟词 ,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如果说唐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峰 ,那么 ,唐诗就是这座高峰上令人叹为观止的顶点 ,在不到 30 0年的时间里 ,诗人辈出 ,遍布社会各个阶层 ,上至帝王…     

湘水构筑的第二个"太阳"--评彭诚的诗集《啊,太阳》

彭诚的诗,率性本真,真诚动人.诗集<啊,太阳>处处燃烧着太阳般炽热的激情,充分表达了诗人对亲情、乡情和爱情以及对大地母亲深沉的爱恋和礼赞,充分表达了诗人对社会人生独特而真切的感悟与体验.     

论中国新诗太阳意象的时代性

在中国古诗词中,优美的月亮意象众多,而为数相对较少的太阳意象则多被弱化,其缘由在于多数中国人阴柔的个性、中国静态型的文化、中国社会结构 2 000年的超稳定。从“五四”始,阳刚的太阳意象取代月亮意象。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西方文化取得优势,许多中国人被迫由静转向动,以西学向静的文化传统发起猛攻,郭沫若等人的太阳诗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对时代精神的把握。解放后,太阳意象泛滥一时,但因缺乏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这些诗作属于一种太阳崇拜。直至改革开放后,太阳意象才恢复了应有的内在意蕴。     

炎帝神农氏“七曜起于天关”的年代

关于炎帝的历法,宋·罗泌在<路史>中记载:"三朝具于摄提,七曜起于天关,所谓太初历也."这里,"三朝"指年月日;"撮提"即摄提格,是指地支中的寅,"七曜"为日月五星.这说明炎帝创制的<太初历>起始日那天.为寅年寅月寅日,日月五星会聚在一起,并且是从"天关"星开始.通过天文年代学的计算和分析,可以确定公元前4 951年3月28日为炎帝<太初历>的起始日.     

论唐诗中月意象的组合艺术

诗歌意象的组合可以产生奇妙的效果。唐诗中的月意象与日、星、风、酒等意象相组合既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构思,也表现了作者的情绪和思想。这些组合所产生的审美价值,创造了独特的审美效应,构筑起意味不尽的意蕴空间,从而使诗的意义得以拓展和升华。     

杨丽萍舞蹈作品中民间文化意象的阐释

民间文化意象源自古老的神话传说及与之相关的宗教仪式,它们承载着原始先民的生存状态、原始信仰和观物运思方式。杨丽萍的舞蹈作品运用"月亮"、"火"、"雨"、"树"、"孔雀"等民间文化意象来参与舞蹈意境的建构,从而使她的舞蹈作品呈现出丰厚的诗意蕴涵和独特的审美风格。     

古蜀时期的原始宗教与历法

不同时期的蜀地有不同的原始宗教反映,而历法应该与之有着必然联系。本文从古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原始宗教入手,借助蜀地的考古发现,分析原始宗教与历法之间的辩证关系。研究表明,古蜀地区从日月崇拜向月亮崇拜、太阳崇拜的演变,历法也由太阳历分10月、12月而演变为阴阳合历。     

炎帝神农氏“七曜起于天关”的年代

关于炎帝的历法,宋.罗泌在《路史》中记载:三朝具于摄提,七曜起于天关,所谓太初历也。这里,三朝指年月日;摄提即摄提格,是指地支中的寅,七曜为日月五星。这说明炎帝创制的《太初历》起始日那天,为寅年寅月寅日,日月五星会聚在一起,并且是从天关星开始。通过天文年代学的计算和分析,可以确定公元前4 951年3月28日为炎帝《太初历》的起始日。     

日食发生条件的计算

从天文学角度对日食形成原理及其形成条件进行了研究计算，认为日食形成的两个条件——月球黄纬条件与日食限角条件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日食时月球距黄道的角距离或太阳距黄白交点的角距离，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它们与黄白交角、日月视半径及其地平视差的关系．而日月视半径及其地平视差又随日地距离与月地距离的变动而变化，黄白交角也是变动的．因此，从根本上讲，日食时月球黄纬与日食限角的大小均取决于黄白交角的大小及日地距离与月地距离的远近，两者本质上一致的．     

论中国文学的暮愁主题

“暮愁”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主题是指人们在日入的酉时与黄昏的戌时至人定的亥时之前这一时段的时间悲情体验。中国文学暮愁主题形成的心理背景是人类原始心理中的日神崇拜。中国文人日暮愁情形成的原因是日暮当归、黄昏闲暇、暮色迷茫与日暮的文化象征。暮愁的触媒主要有光色系列的古道斜阳、日暮远帆、日暮落红、斜阳芳草等意象以及音响系列的夕阳疏钟、日昏胡笳、落日鸣蝉与暮天孤雁等意象。     

“阴”“阳”二题

作为词,"阳"的本义是"太阳;阳光";"阴"的本义是"没有阳光;阴天"."阴"、"阳"表示山水南北的意义,是先产生于"阳",然后连带影响到"阴"的.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其原始意义是指山坡和河岸.水的阴阳与山相反,是因为河的北岸向南,南岸向北.     

“老虎母亲”型故事之流变——以汉族与朝鲜族的民间故事为中心

"老虎母亲"型故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著名民间故事。从故事分布状况看,汉族和朝鲜族的"老虎母亲"型故事都覆盖其全域;从故事的形式上看,汉族的"老虎母亲"型故事属于"惩治"型,朝鲜族的"老虎母亲"型故事则属于"日月由来"型;在文化意蕴上,汉族的故事体现出不屈不挠的斗争意识和善必胜恶的乐观精神,而朝鲜族的故事则表现出基于固有巫俗信仰的"神人相通"、"通神求生"的意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