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代山西大同地区的刻书业和影响因素

清初,山西大同地区的刻书业受统治者严厉的文化政策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建树。在经历了清代前中期的发展后,理学和经世实学渐兴,为大同地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容资源和文化支撑。地方官和文人也参与其中,积极支持推动刻书业的发展。至清末,山西大同地区刻书中也不乏经世致用之书。国家的文化政策、地方官和文人成为影响清代山西大同地区刻书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略述宋元时期安徽刻书

文章略述了宋元时期安徽刻书业的发展概貌,从官刻和私刻的两个侧面,揭示出宋元时期安徽所刻图书的种类、数量及传世状况。     

明朝代藩刻书兴盛的政治文化环境论略

明朝代藩刻书业的兴盛得益于明代整体的政治文化背景。藩禁、尊孔崇儒、兴学重教、朝廷赐书、建立书院等一系列政策为代藩刻书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发展空间。代藩刻书多以佛经为主,与山西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以及山阴王朱俊栅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对佛教的尊崇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李渔传人沈心友述考

沈心友作为李渔的传人,得到妇翁言传身教,能诗能文,目前已发现有二十余篇作品传世,首先是编书评书的好手,才成为刻书印书的内行.其先是协助李渔创建并管理翼圣堂——芥子园书坊,后来则独立主持经营杭州与金陵抱青阁书坊.其在经营刻书业的过程中,继承了李渔的特色书策略、畅销书策略、新书预告策略、家族传承策略,为清初刻书业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是中国出版史上一位颇有作为的书坊主人.     

藏书楼对近代编辑出版业的传播影响研究

藏书楼作为典藏古代文献的特定场所,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促进近代编辑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明清藏书楼及其刊刻出版历史是最为活跃、最具个性的时期。此期形成众多著名出版中心及刻书业集散地,刻书内容包罗万象,精校精刻久负盛名;影刻技术使影印本成为重要版本类型,且活字、套版及版画印刷术都有长足进步,呈现出版技术多元化状态,对近代出版技术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明清重视文化成果的典藏整理、编纂及出版,编辑出版业进入创作旺盛期,刊刻出版了量多质优的文化成果,可谓我国手工业印刷之集大成,对典籍保护与传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藏书楼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对中国出版之一大贡献。     

清代刻书业与《红楼梦》大普及——为纪念程甲本《红楼梦》问世220周年而作

《红楼梦》一书问世时恰逢北京乃至全国刻书的“盛世”。程伟元、高鹗二人搜集、整理、印刷120回本《红楼梦》客观上保护了《红楼梦》抄本免遭流散湮没之厄运,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永远值得记忆的。毫无疑问,北京刻书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红楼梦》120回本的快速出版,同时刊印本的大量普及又促进了北京刻书业的进一步繁荣。刻本出现后,《红楼梦》成了畅销书,如同今人所说“红楼夺目红”。《红楼梦》的大普及引出“红学”的应运而生。据当代红学史家的研究,“红学”肇始于脂评,发展于嘉道。但作为一个学术术语,“红学”一词当出现在同光年间。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高本《红楼梦》行世后,《红楼梦》从北京走向世界。     

论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地域不平衡性

清诗承明制,复古习气不改,此其同;明人喜言唐,清人则多尚宋,此其异。清人编辑宋诗选本,作为对清代宋诗运动的一种回应,也打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诗学思潮印记,并成为选家诗歌审美观念的实践载体。然究其实,此种行为,并非仅体现为编选者单纯的文学活动,它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地域文化、选家素养、刻书水平、藏书条件等因素关系密切。受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清代宋诗选本的编刻上,则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不平衡性特征,即编刻活动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书院的刻书业及其兴盛原因

历代书院刻印的图书,在版本学上称为"书院本"。其版本价值较高,历来倍受文士学者重视。清代两湖地区的书院兴盛且日益官学化,书院刻书业比较发达,留下大量作品。究其原因,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五个方面。     

明刻南宋类书谫论

现存南宋类书的版本,多为明代刻本和抄本,部分南宋类书宋元本已失传或残缺,唯赖明本方得传世。明刻类书虽多有增删改易之处,集中体现了明代刻书的诸多弊端,但同时,这种版本缺点,也正体现出其实用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开放性和活力,也启发今人重新思考文献歧变背后的思想文化史背景。     

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

对南宋科举及第者进行区域分析,可以分为及第者数递减型、及第者数维持不变型和及第者数递增型三种类型,后者以浙东明州庆元府为代表.通过对南宋末期两名庆元府出身的科举官僚王应麟与黄震作个案考察,可以发现,在南宋后半期,庆元府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转化为学术的时期,地域学术和科举已经一体化,思想活动与应试学问和谐共存.这是庆元府及第者数递增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地域社会背景.     

隋唐五代时期的浙东藏书

隋唐五代时期,浙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实质性开发,因而推动了文化事业发展,与此相应浙东藏书的事业也在前人基础上进入一个新阶段。这突出表现在浙东众多士人任职朝廷秘书省,参与国家的图书整理和编纂;浙东私人藏书的丰富以及佛教寺院藏书的兴盛。     

浙东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路径研究——基于SWOT模型分析

区域旅游一体化是旅游深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浙东四市（宁波、绍兴、舟山、台州）在旅游发展上既有实现区域一体化的良好基础,也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对浙东区域旅游一体化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的分析表明：浙东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因此,应当采取建立协调机制,利用资本手段实现利益共享,组建大型旅游企业集团,树立区域旅游整体形象,完善信息化平台等项措施,全力推进浙东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进程。     

全祖望的经史研究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

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一文中,首次明确了从宋明陆王学直到乾嘉时期浙东学术的传承谱系,其中认为＂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这表明全祖望在浙东学术史上应具有一席之地。文章试从分析全氏经史学术研究的具体成就及其对乾嘉学术风气转移之具体影响的多维角度,来证明其在浙东学术史乃至整个清代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近两千年浙东学派礼学研究史概观

浙东学派,源远流长,其内涵丰富且深刻。浙东礼学,是浙东学派重要组成部分,极具梳理和研究价值。近两千年来,浙东礼学名家辈出,成果如林,至万斯大、黄以周、孙诒让终成庄严气象,与皖派礼学、吴派礼学鼎足而三,在清代共同构筑中国礼学大厦的神奇景观。浙东学派之经史兼治性格,与该学派历来重视礼学研究有莫大关系。晚清以降,由于黄以周对浙东礼学的传播与推衍,遂使浙东礼学保持学脉不坠,其谱系在当代仍有迹可寻。     

南宋浙东学派“以适用为主”的人才教育思想探析

浙东事功派是南宋时期宋学内部与理学相对立的一个重要学派,主要讲究经世致用之学,对于空谈道德性命之学的理学采取批判的态度。在人才教育上,事功派和理学派也有尖锐的对立,尤其突出表现在人才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育内容观和教育实践观等几个方面。陈亮、叶适作为事功派的主要代表,在理学盛行的南宋时期,能大胆冲破理学的禁锢和束缚,明确提出功利性的人才教育主张,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明代后期启蒙思想的肇端。     

长三角城市共同富裕测度及协同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共同富裕是我国百年的奋斗目标,也是衡量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执行绩效的重要指标。针对长三角城市的共同富裕问题,以复合系统模型为基础,围绕地区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综合发展四个要素,建立长三角23个城市和各省市共同富裕协同水平的评价体系。研究发现:在2006-2020年,长三角区域整体富裕协同度在提升,各城市的富裕有序度也在提升,但共同协同度在下降,由此提出了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和共同富裕的建议:长三角城市群需合理规划和布局重点及新兴产业,加快技术和资本的集聚;突破地域思维,统一规划;构建产业、企业、人才、市场等各种资源在长三角内跨省跨市的有效流动、整合、共享。     

中晚唐浙东幕府文职幕僚探述

肃顺至宪宣时期,浙东文职幕僚在高门背景及科第出身比例上均呈上升趋势,且仕途前景较好。得益于中唐社会变革尤其是藩镇辟署制的推行,浙东才吸引了大量优秀文士入幕。晚唐时期,浙东同受战乱影响,导致来自高门及有科第身份的文职幕僚较少,且仕途平淡。这时出现了以军功入仕的文职幕僚,正是唐末浙东走向军事化的体现。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

"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点而进行颂扬.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

“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点而进行颂扬。     

杨简思想渊源探析

从杨简问学悟道的经历看，家传的影响、象山的启沃、环境的熏陶以及他本人的勤思默想都是他思想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从思想构成看，他继承和发挥其父杨庭显与张九成的思想更多一些；在后人眼里，张九成、陆九渊、杨简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耐人寻味。考察杨简心学的思想渊源及形成过程，对我们重新认识浙东心学的来源以及浙东心学与江西心学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