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的方志理论与实践

黎锦熙是我国著名的方志学家,《方志今议》是集中反映其方志理论的代表作.黎锦熙参与修志主要在抗战期间,编纂方志并非其本业,但爱国热忱、强烈的责任感以及机缘与兴趣等诸多原因促使他走上修志之路.其《方志今议》论述了编修方志的性质、功能、原则、体例等,在方志的体例、形式、内容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后来修纂县志时,黎锦熙将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并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     

章学诚方志属史论研究

近人梁启超渭:“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然此论已见于东汉郑玄注《周礼》。至于将地方志擘划为史学中的专门学科且有系统论述者则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章氏对方志之性质,源流、内容、体例、作用、编纂原则、方法等均有建树,这来源于他的修志实践和对前人及当时人修志观点的研究和探讨并有创新和发展,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方志学的奠基者。方志属性问题,是个原则问题,是历来争论的焦点。本文着重章氏关于方志属史论的探讨。注意章氏其理论依据及其对志书编写的作用。并着重指出方志属史论对于今天编修新志的理论意义。     

林则徐的方志思想

林则徐有着丰富的修志经验,对方志理论亦多有研究与阐发。林则徐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将方志视为史书,修志视为修史,对方志编纂中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林则徐方志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是对方志功用的强调和注意在实践中发挥方志的作用。     

论寿鹏飞的修志思想

寿鹏飞是民国时期公认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志名家,主纂河北《易县志》等,著有《方志通义》和《方志本义管窥》,在中国方志史上首次公开打出了志书“为地方人民而作”的旗帜。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特色的方志理论——志义说,衍生出以“民本”“专详民事”为方志本义、义重于例、因义选材、因义生例、详简以志义为本等思想,对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修志产生了重大影响。     

《艺风老人日记》(影印本)荣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

《艺风老人日记》为我校图书馆藏善本丛书之一,已由我校出版社出版。本书是清末著名学者缪荃孙自戊子年(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三月至己未年(公元1919年)十月共32年的日记。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年号艺风,江苏江阴人。光绪二年(丙子科)进士。曾任清翰林院编修、清史馆总纂,历主南菁,锺山、龙城等书院,并创办南京高等学堂、江南及京师图书馆,任京师图书馆(现北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是著名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日记主要反映缪荃孙后半生的交游和学术活动。不仅记载了他在有关金石的访求摹拓、版本的鉴识流传、古籍的丛编刊行、史传方志的定目编纂等方面的活动,并记载下创办南京高等学堂、赴日考察办学情况,以及建立江南和京师图书馆的具体经过。为研究晚清至民初的学术史,教育史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     

清陈廷敬国志编纂思想初探

陈廷敬是清康熙朝重臣,他领衔主持纂修的康熙《一统志》,在中国国家方志编纂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主持编纂过程中,他提出了国家总志纂修总体框架编纂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贯彻在当时《一统志》的编纂过程中,而且也成为整个清代各级方志编纂的主导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国家方志的编纂,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作用。     

编纂新方志 艰辛结硕果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山西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编纂方志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山西的修志事业延绵相续,佳志迭出,对我国的地方志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早在先秦时期,山西就有与《鲁春秋》、《楚寿杌》齐名的古志《晋乘》。宋代以后,山西所修志书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均居显著地位。新中国的修志工作,山西也是全国开展得较早、较好的省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西又率先倡导修志,并于1980年开始了新方志的编纂工作。20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主持下,全省万余名修志工作者共同努力,辛勤劳动,使新编地方志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编志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质量之高,在山西历史上是空前的。     

论清代安徽方志的编纂体例

清代是安徽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方志的编纂体例更加成熟，纂修者博采众长，取法诸体，并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选择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等诸多体例，或是创造新的体例，以记载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现象与现实情况，保存了丰富而系统的历史资料。从清代安徽修志实践中编纂体例的实际运用情况进行考察，纲目体最为流行，这反映了安徽方志体例发展的总体趋向。     

从余绍宋看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

民国时代的志书,无论在义旨、体例、内容还是编纂手法上,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成为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文章拟就饮誉民国的方志学家余绍宋的方志观作一探讨,窥探民国志家与时俱进的方志编纂思想及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权威的章氏之说的继承和超越。     

章学诚与安徽《和州志》——兼对章、戴论辩的学术梳理

《和州志》是章学诚早期方志之一种,其编修过程艰辛曲折却最终并未完稿和流布。不过作为章学诚平生第一次独立用自己的方志理论开展修志实践的志书,完全体现了章氏“志属信史”的方志思想;在方志编修体例方面颇有开创;其所引发的学术史上的“章、戴论辩”则被后世传为美谈。     

论民国时期方志编修观的变革

民国时期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成和相沿的传统的旧方志编修观被重新审视并受到批判 ,修志宗旨的创新、方志编修中进化史观的倡导、民史观的推行、综合文化观的阐扬 ,使民国时期的方志编修观发生变革 ,促进了民国新方志的编修 ,并为今日全新的方志编修观的构创和方志的编纂提供了借鉴与启迪。     

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再认识

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有口皆碑,但也有过誉之处。其方志思想除了因时代局限而包含的封建糟粕外,在认识上也存在着偏差,如史志不分,以史代志,追求极端的撰著体修志风格,误认为“前志传”系其首创,主张帝王后妃与正史立传人物不谮列于人物传,反对志书篇目因体现地方特色而升格等,在实践中则有与所持理论相悖之处。     

论许衡的自然观及其折衷朱陆倾向

许衡(1209～1282)字仲平、号鲁斋,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人。是中国13世纪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元人有“北有许衡,南有吴澄”之称,后又有“南北二许”(指许衡、许谦)之说,把他和南方著名的学者吴澄(1249～1333)并称为元代思想家的“双璧”,并与东南的著名学者许谦(1270～1337)并称,可见他在学术界占有很高的历史地位。     

论戴震在地理学上的贡献

戴震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考据大师,他在哲学、声韵、训诂、天文、历算、制度、名物及地理沿革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校勘《水经注》,撰写《水地记》,编纂《直隶河渠书》,编修《汾州府志》及《汾阳县志》,并提出较系统的修志理论,在地理学上的贡献尤为突出。     

清末学者蒋湘南与陕西地方文献

蒋湘南是清代道咸之际著名的回族学者,他先后多次入陕,不仅留下了许多歌咏陕西的诗篇,还撰写了旅陕行记《西征述》和《后西征述》,编纂了四部陕西传统方志,以及山水志书《华岳图经》和《后泾渠志》,在丰富陕西地方文献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     

朱绪曾家世生平著述述略

朱绪曾是清代南京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文献学家,他对目录学,特别是南京地方文献的收藏、编纂和研究,贡献很大。对这样一位著名藏书家、学者,对南京文化有很大贡献的文化名人,未见有较为全面的专文介绍。本文试对朱氏的家世、生平和著述作较全面介绍。     

地方志大事记说略

方志大事记,是记述“当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反应“该地方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的志书之纲,是方志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编纂新方志时,要认真研究,慎重对待,务求撰好大事记。     

清代安徽方志编修述论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修志的鼎盛时期，安徽也和全国一样，方志的编修有了很大发展，不仅数量浩繁，品种齐全，内容详实，体例精审，而且名家辈出，名志众多，方志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清代各级统治者重视与倡导、众多学者参与、地方士绅积极推动的结果。     

方国瑜对云南古代地方志目录的研究

方国瑜是云南地方志研究与整理的一代宗师,他对云南方志目录的研究是建立在一个广博与坚实的基础之上的。他创立方志目录编纂体例,发掘亡佚方志目录,扩大著录范围,不仅为云南方志目录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为后人的地方志研究提供了门径和方法。     

缪荃孙与两部《顺天府志》

光绪年间,清末方志学家缪荃孙先后辑佚了两部具有非凡意义的《顺天府志》：一部是1886至1888年缪氏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的《（永乐）顺天府志》钞本;另一部是1879至1885年缪氏总纂的《（光绪）顺天府志》刻本。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缪荃孙完成了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方志巨著,为后世学人编写方志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范例,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