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权谋私者戒

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反其意,即是:“天变,道亦变。”这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辩证逻辑方法论。十一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反过去“左”的错误,从农村到城市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兴利除弊,强国富民,真是天翻地覆,沧海桑田,变化可谓大矣!这巨变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每一个中国人无不为之拍手称快。     

论太平天国对洋务运动的激发

洋务运动的特定形式、性质和结果,与发生在它前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密切关联。如果从时间的先后来评衡,我们应该肯定,太平天国农民是先于清政府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开始“洋务”活动的,当清政府执政官吏们尚在鄙视“夷人”,窥视西学时,太平天国就已因崇尚西方宗教开始与西方传教士乃至官方人士进行外交往来了。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太平天国开始是处于先进于清政府的地位。但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没有成为近代中国洋务活动的主持者?终极原因是在于农民无法克服小生产者的弱点,不能建立长期的巩固的政权。太平天国因悲壮的失败而中止了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跋涉,从而也使中国近代化开始的一个偶然机会丧失了。简又文先生曾说:“倘太平不亡,仁玕政策得行,则中国科学物质之建设,亦即所谓‘现代化’必提早一百年。”此语不无道理。虽然如此,但太平天国却激发了清政府进行     

孙中山哲学属不完整辩证思维唯物论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康有为发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发展。孙中山哲学也是康有为等的维新派哲学的批判继承。维新派在政治上主张变革封建君主专制,在思想上就必须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唯心论。他们在批判洋务派“中体西用”、“器变道不变”的思想政治路线过程中,创造了一种“体用统一"的哲学,论证天必变道亦必变。这种哲学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唯物论,吸取了包括进化论在内的近代自然科学宇宙观。它以“气”(或星云)、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现代对历史哲学的关注

“古今”与“中西”之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变易史观的出现,从“变法”与“守旧”的争论到对“孔教”的批判,直至“中体西用”理论的破产,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进展的大致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哲学随之步入近现代化的历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观念开始崩溃。     

改变观念与思想文化结构

观念的改变,这个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过程,难得几次出头露面的机会,因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实际上,天在变,观念也在变,平常人们不注意,只是到了某些时刻,观念的改变就成了改变观念,不知不觉的过程成了波澜壮阔的行动。人们对自己习以为常的观念发生怀疑,进行审视,求创新。这些时刻就是社会大变革的时刻,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是这样,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是这样。新的技术革命的来临、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人们的触角指向世界、指向未来,观念     

“变”与“不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发展历程与未来指向,决定着其自身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智慧。一方面,从比较视域透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价值选择和对外关系等方面是其根本性变化之处,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性区别;另一方面,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加以审视和剖析,其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发展理念和伟大梦想等实质内容依然保持相对稳定且难以改变。科学地认知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蕴含的辩证关系,需要正确处理“变”与“不变”之关系,在“万变”之中把握“不变”之内容,以“不变”之内容应对“万变”之挑战。     

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并存下的清末新政——以对清末各阶层分析为中心

上个世纪的最初十年 ,清王朝进行的新政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重要一步。清王朝为巩固统治而进行的改革客观上顺应了中国现代化的要求 ,然而清廷自身的反现代化因素又最终埋葬了这次现代化的尝试。清政府的反现代化因素把农民和社会精英推向自己的反面 ,这对中国当代的改革不无借鉴意义。     

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分析

自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以来 ,儒家政治伦理作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确立了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霸主地位。就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来说 ,以“天”为依据的政治观是其理论基础 ;“大一统”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 ;中和政治论则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政治伦理发展观 ;“更化”的政治伦理改革措施使儒家的一尊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中日现代化起点的比较研究

从“长时段”的角度宏观审视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启动进程,就会发现,在明治维新前的一个多世纪前,亦即18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实现了由传统世界秩序观到现代世界观的“无形”之变,开始了以摄取西方文明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而同时期的中国,则仍陶醉于“天朝意象”之中,难以自拔,这使得两国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已经存在一个不小的“时间差”,直接导致了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命运。这告诉我们:在宏观比较研究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不能仅局限于“事件比较”,而应注意“过程式”的长时段比较,进行探源式研究。     

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现代化地位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性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五四”运动期间的李大钊得益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向新的方向发展,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提出了革命—现代化的新途径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这些,为“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地位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陈桐生汕头大学中文系此前的《史记》学界普遍认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命题，而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一个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相对立的社会历史进步发展的观点。有的学者从《史记》的编纂...     

试论晚清小说家的近代意识

<正> 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海禁,西风东渐,出现中西文化的交汇。于是,作为陈旧的古典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在酝酿着“变”。诚如梁启超所敏锐地体察到的,“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也。”变,就是文学的新陈代谢。在晚清文学领域内,感受这一变化而反应最快的,当推小说家。小说是再现现实的最灵敏的工具,小说家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最为敏锐,比别的文学者往往先行一步。     

以德治教与儒家文化

以德治教是理想的教育境界。建构新道德 ,必须批判儒家思想中的“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守旧观点 ,以适应新道德治教的需要 ,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地方自治 ( Local self- government)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性结构 ,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中国 ,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 ,是随着西方思潮的东来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活动 ,才得以在中国出现的。晚清的地方自治 ,在当时形成一股风潮 ,范围遍及全国 ,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拟从现代化的角度 ,对晚清地方自治运动作一评析 ,并分析其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一、近代中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地方自治制度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标志之引进中国 ,既与中国历史上“郡县论”和“封建论”的争论有关 ,又与近代西学东渐、列强环伺的形…     

清末民主化运动的两难境地

清政府速行君主立宪,没有好纯果,清政府缓行君主立宪也没有好结果,最终结果都是灭亡.这样一个两难境地,是由民主制度建立所需的条件与中国当时所具备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民主制度建立所需的政府合法性资源与清政府合法性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环境与清政府合法性资源严重流失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研究这个两难境地出现的原因、表现、影响因素,从中了解中国民主化运动所遭遇的特殊条件及环境,揭示其特殊的规律性,有助于客观地评价清末民主化运动.     

清末宪政运动及其意义

清末立宪尝试是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预备立宪是清末统治者在内外的形势逼迫下作出的选择。一方面,预备立宪具有某种权变之策的意图,是清末统治集团为了挽救自身统治地位而进行的一场法制改良运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和保守性。另一方面,它表明清末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不能按照原来的君主专制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从而具有一定的法制改革意识。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提升了国会地位和权力,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直接冲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不自觉地向政治宪政化迈进。因之,我们必须肯定这场法律变革运动在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意义。     

2000年卷《山东年鉴》“市地县概况”采用统一格式的回顾

一 《山东年鉴》于1987年创刊,已连续出版13卷。框架设计及大多数栏目的主要内容,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不变的格式。对此,编辑部进行了认真思考,产生了对部分栏目采用统一格式的想法。 年鉴的形式和内容的“变”与“不变”是辩证统一的,“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一味追求“变”,就不可能很好地系统反映一地情况,失去一定的固定读者对象,从而降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经济与政治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社会发展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历史观意义上的发展，即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运动的过程；二是指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意义上的发展，特指“后发展”，亦即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运动过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如何实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性的社会变革，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启动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都取得了举世…     

庚子事变后“惩凶”问题的国际法分析

在庚子事变后的“惩凶”问题处理中,为了规避近代国际法中的“邦国惩罪由其自身”原则,联军积极援引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确立了“依靠中国当局”和“尊重当地法律”的两大原则,或直接设置法庭,或通过与地方当局合作,以惩办其占领区内的涉事中国官民;在未占领地区,他们利用“反人道”、“反文明”等自然法罪名定罪,通过清政府之国内法来加强其合法性,并假由清政府之手来实现对涉事官民的惩处。实质上,列强之行为只是以国际法原则之名行压制清廷之实,其对中国法律的“尊重”和“援引”不过是一种技术性的利用。相比之下,清政府所能引用的国际法词汇非常泛化,对公使团的抗议也绵若无力,坠入“势不如人理亦亏”的双输境地。     

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

由中国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充任历史主角,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戊戌维新运动,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爱国维新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又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扫千载之秕政弊风,开四万万人之聪明才智”①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资本主义和科学的运动是相关的”。②维新运动作为一次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它与近代科学的运动亦是相关的。近代科技发展孕育了维新运动,而维新运动又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研究这两个环节的相关运动与辩证发展,是中国近代科技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