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种研究模式的置疑

对中国近、现、当代文化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为人们运用的一种二元对立的基本研究模式提出置疑，认为这种基本模式及三种分模式对人这一文化主体严重漠视，有着巨大的缺陷，在实践上也有局限性；着重指出文化和文学的选择是一种个人性行为，提出了重新考察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进程的新角度以及“对应点重合论”观念，强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学习外国和继承传统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身创造力的发挥问题。     

论老舍笔下的“人足”世界

在文化圈子里“品头论足”向不为人所齿。“品头”尚可,“论足”则似非下九流不为。“中国是拜脚主义的民族”,中国人亦为“拜脚国民”。这话是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的周作人讲的。鲁迅也曾做过一篇《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的奇文。可见论中国人、论中国文化不可不“论足”。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各种五花八门的“论足”大战,正从一个侧面映现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一幅极独特的文化景观,这恐怕在整个世界人类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伴随着中国文化由传统而步入现代的,是女人的由缠足而放足而“天足运动”,其     

乌托邦的历史演进及其困境

“乌托邦”(u top ia)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而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并对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构想或设计,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作为人的内在自由的集中体现和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乌托邦观念是根植于人的真实本性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然而,中西方社会乌托邦观念的历史演进都表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使乌托邦面临一种“现代性”困境,遮蔽了乌托邦的内在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终极意义。     

马尔库塞“现代乌托邦革命论”的独到贡献

马尔库塞"现代乌托邦革命论"的显现特质是将革命的重心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领域转向了内在的心理和意识领域,他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日趋严重的深切忧虑和对当代工人阶级状况深入剖析是其社会变革战略的立论之基和立论之源.虽然,马尔库塞的"现代乌托邦革命论"由于现实主体的缺位,却最终沦为真正的乌托邦.但是,他对"总体人"的关注、"总体革命"的探究、"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诠释又是其理论的独到贡献.     

传统文化因素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消解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另一方面，也使新的文化、文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亦即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学观消解了新文学对纯文学的超越性；个性解放的追求最终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民主诉求同样遭遇了本质变异的命运，最终被民粹主义所淹没。鲜明的“中国因素”，使中国现代文学循着自身的逻辑由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文学逐步呈现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多种形态。     

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

中国文学中对乌托邦的叙述始终无法摆脱陶渊明的桃花源传统,从废名的《桥》到阎连科的《受活》都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特征,建构的是以桃花源为摹本的乡土乌托邦。本文即以阎连科的《受活》为中心探讨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传统及其在2l世纪最终幻灭的过程。《受活》在文本叙述形式以及乌托邦理念两个层面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尤其对由残疾人组成的人间天堂的描述更具特异性。“残疾”的题旨因此成为小说中乌托邦理念的重要维度。而《受活》最终则表现出反乌托邦的特征,小说揭示出中国本土的世外桃源、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实践以及商品经济的消费乌托邦诸种形态的纷纷幻灭,展示了中国乡土社会深刻的历史性危机以及当代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阙如状态。     

重塑现代精神世界：乌托邦精神的合理张扬

急遽物质化的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全面扩张,价值理性随之隐退,人在逃离了上帝的束缚奴役之后转而陷入了外在的物质奴役当中,“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充斥着整个社会,名与利成为人们人生追求的终极价值取向,内在精神追求普遍衰落。这一现代性的困境下,乌托邦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不仅仅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空想”。它代表着超越性的追求,激发着人的内在精神冲动,从而帮助人们重塑精神世界,找回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真正诉求。     

反乌托邦写作及其后现代文化品性——论当前诗歌精神的一种向度

反乌托邦写作及其后现代文化品性——论当前诗歌精神的一种向度莫显英“乌托邦”一词源于希腊语ｏ｀ｖ（无）和Ｔｏπｏｓ（场所）这两个词根，意思是不存在的场所。这表明乌托邦在现世尚不是一种真实。但诚如恩斯特·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中所说的：人的超越一切现实性...     

略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背景的演变对翻译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文化背景是由鸦片战争前的封建传统文化单一模式逐步转向西方文化强势进入模式 ,然后转向当代多元共生的模式。这里分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背景的演变对翻译选材和翻译标准的影响 ,认为在其影响下翻译选材经历了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文学等所有领域逐步扩大的过程 ,翻译标准经历了由“信、达、雅” ,向“宁信勿顺”、“化境” ,而至“一定制约性 ,一定自由度”的过程 ,指出文化背景对翻译有着巨大的制约和推进作用 ,新的翻译标准应该包括“顺应社会文化背景”这一点。     

“轻灵”与“救世”——孙犁与赵树理小说中的乌托邦精神

乌托邦文学从其呈现出来的特点来看,可分为唯情式与实事式两种类型。唯情式乌托邦将审美作为最高功利性,力求通过“艺术化图景展现”方式,去改造人的精神进而改造现实世界;实事式乌托邦着眼于对社会形态与制度的关注,体现着理性建构秩序的“救世”情怀。反观上世纪40年代文学地图,孙犁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轻灵”审美旨归与赵树理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救世”理性追思可以算是这两种乌托邦类型最具代表性的呈现。     

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传统文化变迁：一项社会学的考察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嬗变是一个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议题。本文立足于现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讨论,通过道德观(人与人)、家庭观(人与家)和政治观(人与国)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强调了传统文化中“仁”、“孝”和“忠”三个基本主题。围绕这三个主题,本文基于社会学关于中国社会变迁所积累的经验事实,论证了当代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向与形态：“仁”的观念从内外有别的差序交往结构逐渐转向内外平衡的宽半径合作;“孝”的观念从权威关系主导逐渐转向权威关系和亲情关系的有机统一;“忠”的观念从文化为中轴逐渐转向文化信赖与制度化评价并立的格局。     

寄期望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本文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莫里斯·迈斯纳教授为其名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的新中文版所作的序言。该书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个简短的序言中，迈斯纳教授对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学术界流行的、以现行美国资本主义为参照系而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的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按照“历史终结论”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早期工业化时期，人们期望根除传统经济模式和社会生活的某种心理幻觉，是一种惧怕竞争的平等主义乡愁。现代工业的发展已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历史的“活的灵魂”。但是，迈斯纳教授则明确指出，这种论断恐怕过于自信，并且为时过早。因为大量的事实显示：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后果，在当代世界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都在一个日益增加且规模巨大的范围内持续地展开着。”这些严重的问题证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憧憬，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迈斯纳教授强调，如果有人认定马克思对人类未来的设想是一种“乌托邦”的话，那么，在眼下这个物欲横流的“消费时代”，这一理念中蕴含着的现实批判主义精神，就更加值得珍视了。正如他在本书正文中所说：“如果说，乌托邦是一种使人沉思，而不是使人行动的超历史范型，它不是对未来明确的强制性规定的话，那么，乌托邦所内涵着的道德批判的准则，就将是向美好未来表达一份充满信心的不灭祈望了。”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中，迈斯纳教授对毛泽东毕生追求社会平等和倡导艰苦奋斗的坚强信念，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鉴于此，他才说“把成长中的物质丰富与经一个世纪艰苦奋斗所锻造出来的强劲的革命传统结合起来，这可能是给中国在现代世界历史中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理想，提供的最好机会”。本文原文没有标题，现在的标题为译者所加。     

马克思“现代悲剧”观念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展开——重读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

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与以往的任何悲剧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是从现代社会的社会矛盾及其最终解决矛盾这个意义上提出和思考现代悲剧观念问题的,把社会主义目标作为历史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一目标暂时不可实现,现代悲剧观念就是对这一冲突的艺术表现。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具有深刻的悲剧人文主义对于当代社会确立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念中的社会主义目标（西方学者称之为乌托邦）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由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由“乡愁乌托邦”和“红色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成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结构,这一情感结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中的辩证张力成为中国人民在苦难深重的现代化过程中得以支撑情感和心灵,在绝望中保持希望,在失败中顽强前行的文化力量和情感支柱。这也是文艺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     

现实社会批判与理想社会憧憬——以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的反乌托邦小说《小小小小的火》为例

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摆脱了美国华裔文学聚焦“故国想象”和“文化冲突”的叙事传统，开始关注白人主流社会中“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其小说《小小小小的火》以反乌托邦小说理想社会建构的逆向思维模式作为故事的叙事手段，从精神困境下的反乌托邦书写、反乌托邦的物质困境叙事、“乌托邦”社会成员的自我救赎三个层面讲述了美国白人、非洲裔和华裔等种族人群的故事，并以中华传统文化中倡导的“人性善”及“和为贵”的文化精髓揭示出“乌托邦”社区西克尔高地的居民所崇尚的乌托邦“秩序”和“规则”背后所潜藏的社会危机，并通过对美国“社会病”的诊断及其开列的医治良方，体现出美国当代华裔作家的人文关怀和主人翁精神。     

20世纪30年代都市小说的主题表达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都市的畸形繁荣,都市文学逐渐兴起。现代都市作家一方面被都市文明所代表的现代性而吸引,另一方面又常常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审视和批判具有“异质性”的都市文明,尤其是都市文明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发展的负面效应。因此,这一时期的都市小说在主题表达上,往往呈现出一种与现代西方文学及中国传统文学都迥异的特质,一些极具都市文化特性的异化主题、漂泊主题、性爱主题等,在小说的表达上,都带有明显的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纠缠的痕迹。正是在这种纠缠与挣扎中,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都市文学的主题表达,具有一种独特的现代性价值内涵。     

当代工业文学创作的考察与反思

当代工业文学创作，经历了历时性的三次跳跃：文学视野是由社会革命角度转向政治经济学角度再转向社会文化学角度；作品形态是由“车间文学”转向改革文学再转向“社群文学”；人物形象是由革命者转向生产者再转向经济人，又转向社会人。这个过程体认着当代工业文学创作的实绩，也积存了与之关涉的经验教训。     

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武侠想像是对现代性焦虑作出的反应。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通过文学之侠的想像，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身份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金庸武侠小说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和想像，使自身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位置，呈现出并不寻常的意义：金庸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向对江湖黑暗的批判，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解构；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转向对民族主义的破除，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转向否定，批判江湖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超越和解构。金庸小说的侠之想像是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身份认同危机，追寻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力量，一种想像性的自救力量。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转向──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

文化保守主义是伴随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一种反现代化思潮。它是一个世界性文化现象，在中国经历了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文化保守主义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随时代背景的变化作理论的调整，其中一次重大转折以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为代表，由政治的进路转向文化的进路、面向西学转向回归传统、进化论转向退化论、外王事功转向道德心性之学。这一次转向在总体上是一次倒退，但在某些理论问题上也有认识的深化。     

由传统师生关系到现代师生关系的转型——高校新型师生关系初探

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尊师重教,师道尊严”一直是师生关系理念的主流,这一理念,滥觞于先秦儒学道家各派,随中国传统文化流传至今,为中国传统师生关系定下了不可撼摇的基调。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的模式已逐步由传统的封闭型转向开放型、教育的价值目标由“学而优则仕”转向“学以致用”,教育的评价手段已由“应试”评价转向“素质”评价。所有这些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现代高校的师生关系的定位问题。因此,对高校新型师生关系作出分析与研究,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代中国文论建设过程中的高尔基典型论──30年代周扬、胡风之争与典型说论辨

高尔基的典型论属于传统的理性主义范畴，高尔基的典型论是他全部文艺思想的核心，它建立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并能够使人从中认识社会、认识现实这样一个反映论—认识论的文学观念基础上。对于20-30年代正在建设中的现代中国文论而言，典型论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周、胡之争的焦点即是典型的共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界定。讨论着文学的阶级性、党性、革命文学与国防文学，伴随着救亡的马克思主义而进入中国的典型说，不可避免地成为武器，被理解、被阐释为阶级性的代表，从而迅速在现代中国文论中定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