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注骆新解三题

初唐诗人骆宾王由于随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加之史载不详,历来对其多有褒贬。晚清学者陈熙晋对骆宾王的行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论述,陈氏解读骆宾王主要体现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古典解释学原则,而当今学界尚未从此原则出发论证陈氏注骆与骆宾王本身及其相关问题。以此原则为出发点,从心理解释和历史解释的角度窥探诗人心志,钩沉古史,可知骆宾王并非诸如历来对之持有非议者所言之＂薄幸＂、＂无行＂,反而是个性耿直,一身正气,铮铮铁骨,堪比义士。     

伽达默尔与孟子的解释学思想——“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与“‘偏见’的合理性”之理论透析

中西解释学理论有诸多相容互补之处。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主张,是中国古代思想中释义学的权威性方法论,它们强调读者与文本的交流,这能使文本与读者之间产生对话的交流感。伽达默尔所提出的‘偏见’的合理性也是西方解释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强调无法克服时间距离所造成的主观偏见和误解。为了能够更好的把握文本的意义与价值,应以二者的理论为指导,采取历史与当下的穿梭式阅读,在无法复原历史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借鉴历史,指导研究者领悟文本蕴含的真谛所带给读者当下的现实意义。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

钱谦益因其政治立场问题,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诗学上的理论贡献也多为学者所论。其诗学观念之中,尤以诗歌批评方法最有特色。"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然而此种方法传至钱谦益手中,却有了新的涵义与使用。按照这一批评方法,诗歌中能否看到人世间真实的历史痕迹,能否感受到诗人的内在心志,是钱谦益判断某位诗人诗歌"有诗无诗"的重要标尺。     

孟子文艺美学思想综论

孟子在继承孔子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对美的本质、美感及其共同性和艺术鉴赏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从而把儒家文艺美学发展到较为完善的阶段,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试论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先秦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最早的方法论,它是孟子对先秦文学理论领域的独特贡献。本文力图探求“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的真正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即阅读理解作品应在读者正确把握其内容的基础上,推求作者的写作目的;并联系作品的时代和作家的思想,针对不同作品的不同背景作不同的分析,从而使读者对作品的批评与鉴赏更为准确,更为全面。     

素质教育三题

与传统教育相比较 ,素质教育更注重“做人”的教育。“做人”有其丰富的内容 ,它涉及知识、能力 ,也与品格密切相关。素质教育强调提升人的境界 ,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 ,但“精英”的含义是优秀的社会劳动者 ,而不一定是高职高位。素质教育要传授一些文科知识 ,其教学规律与一般文科专业的教育不同 ,它要追求的是学术的简明扼要、深入浅出 ,以启发兴趣和培养能力为重点。     

“通俗文学”断想三题

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完全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通俗文学”有着广泛的人民性,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有着重要作用。应该给“通俗文学”以应有的地位,努力探求其发展途径,使其健康迅速地发展起来,真正成为整个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     

孟子“以意逆志”的语义学诠释——基于修辞理解角度

东汉以还,众多学者对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进行了注释、疏解,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修辞理解的角度看,"文"、"辞"、"志"、"意"固然是准确理解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关键,而"逆"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它包括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方向的解读过程,涵盖面广,表现力强,可用"推求"对应之。"以意逆志"的过程,实际就是融"意""志"为一体、由已知而未知、"推陈出新"的理解、阐释过程。     

刘禹锡“刺和”三题

长庆四年八月,刘禹锡由夔州赴任和州开启“刺和”生涯,刘禹锡的“刺和”生涯给和州留下了短暂的惠政,也给后世留下深刻的文学记忆。关于“刺和”起迄时间、“刺和”诗文创作和“刺和”影响颇惹争议。经逐一辨析后认为:“刺和”起讫时间为长庆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宝历二年冬;“刺和”诗文中《晚泊牛渚》写于赴任和州途中,《金陵五题》写于和州任内,《洗心亭记》非作于和州,《陋室铭》宜为刘禹锡所作,另有赠答白居易的佚诗未被今之《刘集》收录;“刺和”影响功非一代,至今仍有遗泽。     

“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经学化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最先强调了读《诗》者在《诗》义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意味着读《诗》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诗》义;还可以通过主动推求去寻找《诗》的创作意图。《韩诗外传》正是汉《诗》践行孟子"以意逆志"观的突出代表。《韩诗外传》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传承,不仅展现了《诗》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飞跃,同时也证明了汉诗通过《诗》义阐释传达经世意图的经学化倾向正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郑玄“三礼注”诗乐思想探析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的简称。郑玄为“三礼”作注,在训释名物、注解经文的同时,还详细阐发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对诗乐的生成、功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给后代研究以重要影响。     

间性理论的原生态--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起

孟子提出说诗者面对诗作要"以意逆志",也就是解诗者要以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但孟子却没有明确论定说诗者所用之意,是说诗者之意,还是诗作者之意,这就留下了文本的未定点,引发了千古不绝的争论。本文以诗的文本作为不同主体间的经验世界的对象,认为对文本底蕴的把握,既要以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也要以解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并在作为对象存在的诗—世—志的多重文本间,达到对于文学文本的体验与认知。此中既有主体间性,又有文本间性。可见,"以意逆志"说中正含有间性理论的原生态的丰富存在。     

从"断章取义"到"以意逆志"——孟子复原式解释理论的产生与演变

孟子"以意逆志"说历来被公认为中国文论中关于文学解释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尽管学界深谙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先前观诗传统对它的影响,后来《毛诗序》对它的彻底改造亦研究不多,正是这些忽略阻碍了我们对其起源及演变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才灵感使得孟子将一种倾听理解赋诗或引诗的方法转化成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复原式解释理论呢?汉代及以后的注《诗》、评《诗》家是怎样对这一理论加以运用的呢?文章力图对这两个重要问题作出粗浅的解答。     

战国策难句解三题

在先秦古汉语中,《战国策》相对于其他文献来说,算是比较好读的了。尽管如此,被选于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的几篇《战国策》,仍然有一些难解和容易误解的句子。为了帮助教学,本文就部分问题提出个人的意见,供同行同志们参考。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

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一个领域。同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一是见识上的高下，二是资料上的丰寡，三是判断的当否，四是爱憎标准的不同。“知人论世”是评价历史人物重要的方法论之一，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去“评价”历史人物，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论定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善恶是非，一是察其言而观其行，二是看其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     

神来·气来·情来——陈钦武先生和他的《秋草惊蝉》

先圣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故而“知人论世”为传统诗学之标准。我之于陈钦武先生,是先知其人而后才读其诗的。记得几年前初识陈先生时,写过一首诗,算是我对他的印象:梅苑相逢曾几许,取书方作忘年情。太极手底阴阳运,字态笔间纵横风。老辣文章多气韵,慈和教授少烦行。从今若是许叨扰,随意扣门问五经。交虽说不上厚,知亦未算深,但我颇赏其为人,一言以蔽之:精气神。人活一世,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活着就好,这是人之常情。而我以为,人寿不在长短,在活一时就有一时之精神气。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人若无精神,虽生…     

楚辞学三题

从《七录》起，几乎所有公私书目都为《楚辞》特立一类，其原因有二：1、《楚辞》独特；2、其影响大．从“楚辞学”的角度考察，《楚辞集注》增贾谊二赋，乱了《楚辞》之体．六朝人将《楚辞》当“屈原集”看，故刘勰评价屈原，不仅取证于其作品，亦引宋玉代屈原立言之《招魂》与《九辩》为例．     

党内法规法典化三题

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对于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诸如“法典编纂的逻辑基础”“法典化的程度”“法典编纂的规范来源”等三个理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法典编纂的一般规律要求以部门法划分为基础,而党内法规的“1+4”板块划分与这一要求存在逻辑差异,故为保障党内法规法典编纂的科学性,应回归部门法划分逻辑,以部门为单位展开法典化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程度应根据现实情况适度而为,既不应编纂综合性的“党内法规法典”,也不应认为所有党内法规部门都适合编纂法典。当前,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中,调整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部分展开法典编纂的条件最为充分。编纂党内法规法典,应考虑整合单行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等其他党内法规渊源,在中央党内法规基础上,适度汲取部委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中的适当规范。     

孟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孟子用《诗》多为引诗证己,即借《诗》来说理论事,但孟子却不再把《诗经》奉为圭臬,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变通的说法;孟子《诗》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另一有价值的命题,就是孟子提出了关于“怨”的定义。     

《诗经今注》异议

本文根据有关文献对《诗经》的论述 ,并参考其他古典文献 ,对高亨的《诗经今注》进行了分析。在肯定该书的前提下 ,认为它有几点不足 :没有与民俗学研究相结合 ;脱离诗歌形象 ,刻意求新 ;改旧说中的“比”“兴”为“赋” ;使用通假主观随意性强。此外 ,该书还有贴阶级标签 ,附会政治内容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