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制约思想

先秦儒家从“德治”理论出发,从伦理的角度来解决权力制约问题,主张通过构建权力执掌者的道德价值体系、强化当权者的道德自律意识等方式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这一理论立足于传统中国的现实,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时,道德理想主义又使儒家的权力制约手段和方式重于自律,忽视他律,重于防范,疏于制裁;制约对象和内容重于叛臣,疏于贪吏,重于品行,疏于官吏的能力和实际作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先秦儒家权力制约思想对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机制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论企业中知识分布与权力分配

知识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显现,为适应这一变化,几乎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均放弃原先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组织结构调整路径,纷纷把组织结构调整的目标定位于增强企业组织的灵活性、适应性,以增强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然而,企业内部分工导致专用知识的分散化。企业组织结构中的权力分配应当与企业内部的知识分布状况相适应,以便提高企业的决策效率。     

知识共享与渠道关系间的权力作用研究

文章在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在渠道权力调节下知识共享活动对渠道关系的影响,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并以电信行业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渠道权力构成调节下,知识共享对渠道关系的影响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政治、身份认同与知识生产——嵌入权力之中的乡村田野研究

在中国乡村做田野研究的境内外学者鲜有人系统阐述过基于诸多差异的多重权力关系如何影响其田野经历和文本写作。但基于村落田野调查的这项研究表明,民族志研究的全程——从选点、进入调查地到田野作业乃至报告撰述——都充溢着繁复而微妙的权力关系和政治敏感性。除了正规的政治性权力,笔者的性别、年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权力范畴在研究场域中对于形塑研究者局内人—局外人身份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并对研究项目产生很大影响。研究表明,知识生产实践中的权力格局并非凝固化静止不动的,它们深嵌在笔者与县乡村干部、县乡干部与村干部以及笔者与普通村民之间不对称的权力互动之中。经由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权力的双重过滤,民族志研究的凝视不可能是价值中立和没有盲点的。深入观察和回应田野作业中凸现或隐伏的多重权力关系,因而也应成为解读调查过程和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     

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转型、异化及其当代意义

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在现实中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即由割裂孤立向交织互融的变迁.无疑,厘清其相对独立及共生性的纠缠关系,梳理出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及作用脉络,探究它们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异化现象,对理解当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知识权力化与传媒大众化

这是一个知识权力化和传媒大众化并行的时代。知识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成了一种控制力,决定着传媒的未来发展方向,使媒介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话语霸权。而大众化这一特征犹如一个被管束的女子,在传媒内容(即知识)居高临下的视角下一直进行着顽强的抗争。知识权力化与传媒大众化这一对传媒文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内部矛盾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股强大而持续的推动力。     

论国际政治中权力与合作的关系

权力与合作向来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对于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却鲜有学者问津。本文通过对两者关系的理论解读和实践考证，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作为理性行为体的国家即使从追求自身权力最大化（或相对优势）出发也不一定导致国际合作的失败。在不同历史时段、不同领域内，权力对合作运行发挥着迥异的作用。     

论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关系的二重性

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是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其对立性主要表现为两者在权限划分与配置上的反比例关系和两者在政治运行中的双向互控;其统一性表现为两者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两者对立性和统一性的基础和根源,表明两者关系的实质是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及其历史演变表明,两者的关系通常呈现出三大规律性特点,即政治权利的范围日趋扩大,政治权力的范围日趋缩小;两者关系日趋法制化、明晰化;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正确理解和把握两者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权力与合法性关系的研究

政治权力与合法性是政治学理论中不可也无法避免的重要概念,从政治权力与合法性的界定入手,探讨合法性的渊源,并以丹尼斯.郎的权力理论为核心,探讨政治权力的形式、属性、各种形式间的转化十分必要。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     

知识与话语的权力空间:从东方学到东方主义

“Orientalism”主要有两种意思:一是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二是作为文化表述的科学知识;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决定关系,在表面的知识与本质的话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空间,他者化形象表述、文化利用、本质主义、思想套装、政治行为与帝国意识等这些权力因素在空间内的运作,才使得东方学知识随着历史变化而更新,同时又不断地加固东方主义的话语存在,权力越来越体现其空间化和结构性的特色,亦即某种去中心的帝国本质,这种没有中心的权力可以借用各种因素来实现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完成从东方学到东方主义的历史体系的构建。     

论孔子与中华传统美德

孔子的思想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说 ,包含着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和传统 ,继承孔子思想的精华 ,对于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儒家实学与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

传统儒家实学是中国传统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先秦以降儒学的实学精神和清代儒学的实学形态。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是西方国际政治学新自由主义派的新成果。以国家软实力为视界,传统儒家实学是中国古典国家软实力理论,对于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文亦提出:传统儒家实学以明体达用、崇实黜虚为特征,相对之"虚学"以体用分离、空谈形上为特征;儒道佛三学理一分殊,殊途同归,不为对立,而为互补;中国传统实学包括儒道佛,不能独判儒学为实而以道学和佛学为虚。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观比较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体现在:西方宗教伦理以关心人类个体生命和生命意义为目标,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儒家政治伦理讲求“内圣外王”,突显个体应负有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标准是政治利益,西方宗教伦理的价值标准是宗教信仰。儒家政治伦理讲求意义与自愿,西方宗教伦理讲求理性与自觉。中西传统伦理与现代经济伦理具有良好的契合点和连续性,在批判的基础上,传统伦理可以向经济伦理转化。     

试论儒学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定位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历史上儒学是靠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来发挥文化整合作用,以便进行文化传承的。改革开放以后,当现代化事业进展到不能不触及制度、精神思想和文化层面的时候,我们就再次遇到儒学转型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价值观,连同政治制度和社会,确实需要一次花大气力的整合。整合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通过整合在实践中重新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便纠正以往在"制度变革与思想演变之间的错位"。这已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文化无疑在社会转型和文化整合中居于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晚清中国用条约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1876-1895)

明治维新后,中日双方围绕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废问题,展开外交斗争。为了使中朝宗藩关系取得国际合法性,清廷主动让朝鲜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后,又与朝鲜订立双边条约,从而使宗藩关系被纳入条约体系当中。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范式来实行“立约保藩”,导致表面的不平等转化为内在实质上的不平等。由于中国的实力的衰弱,无力反击日本的军事攻击,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彻底放弃中朝宗藩关系。     

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儒家知识分子

＂道义担当精神＂这一共同特质使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和儒家士大夫可以联系起来考察。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统。士志于道,儒家知识分子代表人民,不断批判、抗议现实的政治权威,缓和了君主与人民的对立和冲突,对传统政治结构起到了稳定作用,形成中国的开明专制。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表现为这两种政治主体的协调和冲突的循环。     

儒家传统道德观与我国道德教育

近年来,对儒家传统道德的关注成为我国学校德育的热点。儒家传统道德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主要表现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本位和以抽象的共性压抑具体的个性。要辩证认识儒家传统道德观,在批判继承中实现超越,并以实践为基础确立和谐的道德教育观,整合传统道德,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边疆安全、边疆开发与明代中朝交往的互动

边疆地带安全环境的建立及维护、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同明代中朝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两国边疆地带的安全及开发建设,为双方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安全及物质上的保障。而随着双方关系的日益融洽,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两国边疆地带的安全与开发程度。这一现象不仅仅局限于明代中朝两国之间,而且在古代东亚世界的邻国交往中具有普遍性意义。     

试析普京执政时期的中俄关系

普京执政的八年时间里,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彼此不断磨合,不断适应,两国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沿着日臻成熟的轨道不断攀升新的台阶,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俄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安全领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深化双边关系已成为中俄两国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