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石刻与区域文化构建——以陕西榆林石刻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石刻以其实证作用与审美意义实现了文献史料价值和文化景观价值的统一,在区域文化构建中的作用值得重视。其中陕西榆林石刻的存留、利用情况为其他区域石刻整理研究与文化推广工作提供了可参考思路。通过保护地方石刻景观、设立专门性的展馆和整理石刻文献等方式能有效突出地方文化特征、提升地方文化影响力。重视地方石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加强区域文化竞争力的高效路径,而凸显地方石刻的视觉审美价值则是提升区域文化吸引力的精准办法。在此过程中需注意地方石刻与其它类型资源的整合,以促进区域文化的整体构建,而当下地方石刻的发现、保护、研究、宣传等具体环节仍有较大完善空间。     

宋代石刻诗对《全宋诗》校勘、辨重和辑佚的文献价值

宋代石刻文献中存录大量宋诗,从石刻文献角度对《全宋诗》作品加以观照和检核,对其相关作品可起到订讹补缺的效果;《全宋诗》所收录的作品重出现象比较突出,利用石刻文献保存的相关作品进行校对,则可对《全宋诗》中作品或作者分歧诸现象发挥排异和正误的参考作用;此外,利用宋代石刻文献还可为《全宋诗》辑补佚诗.宋代石刻诗的文献价值有待深入开发与挖掘,但石刻因自然或人为的损毁以及金石文献记录上的失当,也会导致相关信息的缺失而引起错讹和偏误,给辑佚和校勘工作带来相应的障碍乃至误导.故在利用其价值时不宜过度依赖和信从,或人为地放大其权威性和可靠性,而应保持客观、审慎的态度.     

钱钟书《山谷诗》任史二注补注读解(上篇)

本文是对钱钟书先生于《山谷诗》任、史二注所作的补注的读解。钱先生根据“阐释之循环”的原则 ,来读《山谷诗》任、史二注 ,发现了其许多长处 ,也发现了其许多疏失。     

《大正藏》本《大智度论》校勘举误——以敦煌本为参校本

后秦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典籍,其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大乘佛教的各个方面,被喻为"佛教百科全书",对中国佛教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是历来中国佛教各宗派所依用援引的重要论典。然而由于历代辗转翻刻,传世本《大智度论》亦颇有讹误脱衍之处,本文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智度论》写本与《大正藏》本相对勘,订正了《大正藏》本的部分讹误,同时指出了敦煌本的巨大学术价值,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从石刻文献看家族变迁与唐后期幽州政局——以刘氏和朱氏为中心的考察

对刘氏家族和朱氏家族进行深入研究,有可能为我们理解唐后期幽州政局提供一些线索。新刊墓志、《房山石经题记》与传统史料的相互印证,提供了研究的条件。这两个家族原本为姻亲,根基深厚。朱泚执掌幽州节钺,“河朔故事”在幽州同样具备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朱氏家族在与朝廷的激烈对抗中削弱了自身力量及社会声望,刘氏不赞成与中央的战争,维护幽州本土的利益,从而社会声望大增,接替朱氏。刘济兄弟争权,刘总弑父杀兄,削弱了刘氏家族的力量,但刘总归朝才从根本上破坏了刘氏在幽州的势力,幽州政治精英集团也有了调整。从此幽州的地方社会缺少了一个像刘氏这样根基深厚、支脉广泛、颇具社会声望的家族。朱氏后人朱克融的上台可谓勉为其难,根基并不稳,最终引发军乱。填补这个空缺的幽州上层政治精英,都没有形成像刘氏家族这样的社会声望,彼此之间也容易陷于一种“均质竞争”的状态,从而使此后的幽州政局长期动荡。     

“州县给帖”与“乞帖为照”:论明代帖文的双重属性——以徽州文书与石刻史料为中心

作为明代地方常见下行文书,帖文广泛应用于基层政治、经济、司法等领域,且从文书实例来看,其行移对象也由县衙拓展至民间社会。正因如此,帖文兼具"州县给帖"与"乞帖为照"的双重属性。具体而言,"州县给帖"集中体现在官府对国家政策的落实,突出文书行政的程序性与合法性;而"乞帖为照"则是民间百姓基于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将帖文作为官给凭证予以留存。     

《大正藏》本《大智度论》校勘札记（一）——以敦煌写本为对校本

以敦煌藏经洞出土《大智度论》写本为对校本,以南宋《资福藏》本、元代《普宁藏》本、明代《永乐北藏》本、日本石山寺本和日本正仓院圣语藏本五种为参校本,与《大正藏》本相对勘,订正了《大正藏》本的讹误之处,凸显了敦煌写本的校勘学价值。     

辽代高僧“杖锡”“挂锡”及相关问题探究——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高僧之＂杖锡＂与＂挂锡＂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其目的较为明确。高僧们＂杖锡＂游方之路线长短不等,＂挂锡＂住止之地点多寡不一;他们每次＂挂锡＂住止之时间主要与欲达之目的相关。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高僧们圆寂荼毗后,都将回归于出家之寺院塔葬。此外,辽代＂杖锡＂＂挂锡＂之高僧多非专属一宗一派,遂致辽代佛教呈现显、密合一之态势。     

论新安理学家范涞及其哲学思想——以《范子哤言》为中心

范涞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新安理学家,《范子哤言》是其从中年到晚年的读书笔记以及人生体悟的综合,其中囊括了范涞主要的哲学思想。在“理气论”方面,范涞继承了朱熹“以理为本”的宇宙论思想,并且认为“气”是沟通“形上之理”和“行下之物”的中间环节,但是他的理气论思想中存在着“理”和“气”两个本体的“二元矛盾”;其“心性论”也基本上继承了朱熹的观点并有所发挥,但有些地方亦有不足之处。最后,在其“格物致知论”方面,范涞认为“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思想最为重要。     

论梁启超的史剧观——以《桃花扇注》为中心

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为了"振国民精神",极力宣扬《桃花扇》的民族意识,成为清末民初第一位勾稽史实、探索《桃花扇》创作主旨的学者。与孔尚任自己的评点本《桃花扇》相比,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在批注范围和批注内容上都围绕史实展开,反映了极具梁氏色彩的史剧观。     

石鼓文与田猎文学的发展

田猎类赋是汉大赋中重要的一类。前入论述这类赋的渊源,都归结到《诗经·小雅》中的《车攻》、《吉日》二诗。但是从《车攻》、《吉日》到大赋之间是如何过渡的,却少有论及。事实上,秦石鼓文是二者中间很重要的一环,在二者之间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秦国对西周文化的吸收以及秦国尚武好战的社会风俗是石鼓文产生的深层原因,石鼓文创作时期秦国的社会背景是石鼓文产生的直接原因。     

从思维模式看苏、黄差异——兼及对 “ 诗分唐宋”的新考察

同为宋诗代表,苏轼和黄庭坚的地位与本质有着明显差异。从内容、形式、风格看,苏、黄差异纷繁复杂。从思维模式看,苏、黄差异才能得到清晰凸显：苏诗重在 “ 历时变异” ,体现为章法特色,比如 “ 突转” 、“ 回环” 、“ 发现” ;黄诗重在 “ 共时对立” ,体现为修辞习惯,比如 “ 夺胎换骨” 、“ 以物为人” 、“ 避体就用” 。从思维模式看,苏诗与唐诗根本融通,黄诗与唐诗根本隔膜。苏、黄的思维差异,昭示着唐诗与宋诗的本质分野。然而,唐诗终究高于宋诗,苏诗终究高于黄诗,根本原因是 “ 历时变异”的思维模式更符合语言艺术的本质属性。     

论黄庭坚诗化词之得失及其影响

黄庭坚追随苏轼以诗为词,有以下特点及缺失：情感特质上缺乏词心;语言修辞及比兴手法上,生新出奇,尚理少意兴;风格意境上,倔强峭拔。但黄词也有独创之处,后被姜夔继承并发展,黄庭坚的硬峭到了姜夔手中,词味就全部出来了。     

论两汉易学的形成、源流及其特征

本文详细地阐明了两汉易学形成的原因、学派及其特征。指出政治上的需要、统治者的扶植和功利所使是两汉象数易学产生的外因,易学发展的需求是其内因。从其渊源言之,两汉易学传自田何,田何传自孔子。经田何几传,汉初形成了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加上民间费、高两家,共六家,其中孟、京两家易学是其主流。东汉易学师承西汉,以费氏易为主。两汉易学有四大特点,即笃守师说;崇尚象数,资取科学,杂糅神学,这四点与其它时期的易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学术上利弊也极为明显。     

漫谈黄庭坚题画诗的文艺评论特点

黄庭坚不是一位用散文进行文艺评论的作家,而他用诗歌为一些画作所作的评论,却从文艺作品本身的美感作用对作品客观地作出具有说服力的、生动形象的艺术评价,其评论本身给读者的就是一种艺术享受。     

纳兰性德悼亡词中夜晚氛围的描写探析 ——以“月”意象为中心

以纳兰性德的悼亡词为研究对象,对其悼亡词中所出现的意象和频率进行统计,从夜晚氛围的描写这一角度出发,选择 “月”这个意象,探讨夜晚氛围对于纳兰性德悼亡词情感表达的意义。     

泰山羊氏金石考

泰山羊氏为汉魏六朝时期之著名望族.有关这一家族的金石文字,不但历代典籍中载录甚多,且不乏存留至今者.本文分列"羊氏铜器"、"羊氏颂铭"、"羊氏墓碑"、"羊氏造像刻经"、"羊氏墓志"五类,对历代流传的泰山羊氏金石作一叙录.     

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译诗中的“新诗”因素——以张德彝为主例

外国诗歌的译介时中国新诗的产生起到了助推器和催化剂的作用.鲜为人知的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张德彝"们所做的前期诗歌译介工作,对后世中国新诗的萌发提供了可贵的探索借鉴经验.借助英诗汉译,早期诗歌的译者们对相应诗式诗形的寻求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汉语诗歌传统中可用的资源;其译诗本身也成为一种准创作,在不少方面成为新诗创作的萌芽和先声.     

论外国散文诗的文体生成及对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散文诗是一种世界文学体裁 ,散文诗文体在生成发展过程中与诗、散文等文体相互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类似于散文诗的文体在特定时代契合的产物 ,是西方散文诗文体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 ,文体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西方偏向于散文 ,在中国偏向于诗 ,甚至被长期视为新诗的一种诗体 ,极大地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散文诗”作为这一文体的“称谓”是不准确的 ,造成了这种文体与诗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串义现象 ,导致了中国散文诗的文体建设与新诗的文体建设的混乱。     

《诗经》叠音模糊词成因初探

大量使用叠音模糊词是《诗经》语言的显著特点,这一奇特的语言现象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以模糊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从语用学的角度,根据汉语词汇的发展规律考察《诗经》叠音模糊词的成因,认为叠音模糊词的产生是满足民歌音节的要求和表达绘声的需要,同时也是汉语词汇系统内在的发展规律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