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西汉帝王陵墓旅游资源开发探讨

位于陕西咸阳的西汉十一帝陵,是我国封建社会帝王陵墓建造模式的重要代表之一,无论是在历史、文化、艺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还是在旅游文化开发方面都具有非常高的价值。但是,目前西汉十一陵只是对其中一两座帝陵进行部分开发,割裂了西汉帝陵旅游价值的整体性。笔者通过对西汉十一陵分布的地域、资源特征以及开发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目前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依据陕西省西汉帝王陵墓旅游资源在文化性和独一无二方面的优势,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使西汉帝王陵墓旅游资源得到更好更充分的开发。     

论西汉关中平原的水运交通

为了充实都城所在关中地区的经济实力,西汉政府特别重视漕运交通的建设。首先整治利用了前人开辟的渭汧两大自然河流的水路联运道路;其次在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于渭水南岸开凿了东西三百余里的漕渠,大为成功。不久又兴修了褒斜道漕渠线路,惜因自然原因无法通漕。在关中内部渭河北岸,也有连接洛渭两水之人工运河的修凿,它沟通了都城长安与邑漕仓的联系,作用巨大。自然河流与人工运河的相互沟通与漕运,使西汉关中的水运交通发展到其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     

“秦始皇帝陵总体营造与中国古代文明”高层学术研讨会在我校胜利召开

2013年4月15日，由西安文理学院唐都学刊编辑部、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国际长安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秦始皇帝陵总体营造与中国古代文明”高层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一出席会议的有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陕西社科联主席赵世超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西北大学黄留珠教授，徐卫民教授，北京大学刘华祝教授，陕西师范大学王晖教授、贾二强教授、侯甬坚教授，河南大学龚留柱教授，秦始皇陵考古队研究员张卫星博士，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亚岐研究员等二十余位国内秦汉史与考古学界的专家。西安文理学院校长徐可为教授致欢迎词、李忠良副校长主持会议、主管副校长王晓萍及我校文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等院系的师生300余人出席了会议。     

试论汉赋中的长安政治性格

西汉的宫殿、园囿、郊猎赋和东汉的京都赋,都以长安作为重要的观照对象。前者描写长安风物,折射西汉政治风貌;后者将长安、洛阳两都对比,批判两汉政治得失。其所蕴含的长安政治性格：一是尚武精神与王霸之道;二是天人合一与帝王中心;三是盛世繁华与奢靡风尚。     

“泰始皇帝陵总体营造与中国古代文明”高层学术研讨会在我校胜利召开

2013年4月15日,由西安文理学院唐都学刊编辑部、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国际长安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秦始皇帝陵总体营造与中国古代文明"高层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陕西社科联主席赵世超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西北大学黄留珠教授,徐卫民教     

敦煌“双履传说”与“双履图”本源考

敦煌“双履传说”与“双履图”本源考王惠民莫高窟第１７窟（藏经洞）原本是洪辩的影堂，￣①梅林在其《４６９窟与莫高石室经藏的方位特征》一文中，首次注意到床座西侧壁所绘“双履图”的宗教意义，认为这与敦煌遗书Ｐ＿（２６９１）号（梅林文中误用Ｓ＿（２５９３）号...     

甘肃农牧产品流通体制历史沿革

甘肃农牧产品流通体制历史沿革○尹相英翻开中国历史，甘肃地处西北边陲，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经济落后，农牧业生产水平低，数量少，商品流通形式单一。但自西汉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贸易的发展，使甘肃的农牧产品走向世界经济，也曾出现过“天下富无如陇...     

唐长安的达官贵人宅第

我国历史上,每当新王朝建立,统治阶级无不竭尽力量经营宫室和宅第。西汉定都长安之初,围绕着宫室营建,肖何对刘邦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非壮丽无以重威。”这也就是后来诗人概括的所谓“不覩皇居壮,安知天子尊”。于此可见,富丽堂皇的宫阙,不仅是皇家纵情享受的安乐窝,而且也是借以吓唬天下老百姓的皇权象征。唐建都长安后,李家王朝也并不以隋兴建的大兴宫为满足,不久又陆续增建了大明、兴庆两区宫殿     

救救谁

环境在呼救!大到“救救桂林”、“救救黄浦江”、“救救西湖”,小到“救救街头绿地”、“救救草皮”,从近年的报章上和会议中,你听听,真是呼救声不绝于耳啊。某些人的反应,却未免冷漠。且不说救助一座城市、一条江河了,兹事体大,欲见效谈何容易。仅言其小者吧:我们周围的绿化工作,怎样了?为了“消灭蚊蝇孳生地”而把房前屋后的野草一棵棵拔掉;为了“便利交通”而把街心花圃整座整座拆除,还有为了搭     

东汉都邑赋之崛起及结构特征

西汉的城市建设起步较晚,直到汉武帝时长安城才基本建成,且以皇家宫殿和园林为主,因而西汉的赋家还没有建立起以都邑为审美对象的观念。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和东汉初期发生的建都长安、洛阳之争,使得都邑进入了文学家的创作视野,因而产生了一批重大作品。这些作品不但在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对西汉大赋有所继承和发扬,而且在内容和风格上也有空前的突破,把汉大赋的创作推向新的高峰。     

张骞指求的身毒国道应该是哪条路线

西汉元狩元年(前122),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向武帝报告他在大夏时曾见到贾人从东南身毒国贩运来的蜀布与邓竹杖,因而推测身毒距蜀不远,建议开通一条由蜀至身毒国以通大夏的捷径,此即史家所称的蜀身毒国道。原始记载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后世学者据此以为张骞当年指求的身毒国道应该由成都西南经云南、缅甸而入印度阿萨姆邦,几成定论。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     

西汉以前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开发和经营

西汉以前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开发和经营林琳过去我国出版的有关著作和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都认为“中国于西汉首先发现西沙群岛”；①“远在二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我国人民就已在南海航行、生产，并先后发现了南海诸岛”②。上述论断不正确，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社会建设语境下，现代民政的发展方位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民政工作在社会建设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现民政工作的与时俱进，从传统民政向现代民政的历史转变，是民政工作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总结的一年，也是“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年。在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的背景下，本刊以“现代民政发展方位”为主题，探讨在当今社会建设的语境下，现代民政工作的内涵、基本任务、发展方位，     

长安规制与洛阳规制：隋唐宫殿建筑发展的两条主线

隋唐两京长安和洛阳的宫殿建筑受到制度的约束，但从建筑平面规模的差异可知，约束两京建筑的并非同一制度，而是存在各自的规制。长安的宫殿建筑显示出强烈的礼制色彩，洛阳的宫殿建筑则凸显个人主观审美，这些鲜明的特征可归纳为“长安规制”和“洛阳规制”。两京的不同性质、不同地域、皇帝的喜好及由此引发的不同设计理念，是导致两京建筑制度相异的原因。     

仁勤俭廉话光武

<正>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白鹤镇铁谢村,一座古朴肃穆的帝王陵静卧在松柏之间,枕着黄河涛声,已近2000年。这座帝陵,就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陵墓。刘秀（公元前5年—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省枣阳市）人,汉景帝后裔。公元25年建立东汉王朝,为汉朝中兴之主。     

唐代文人的“走后门”

唐代以科取仕，有些举子为了得中，千方百计找关系、寻门路，当时京城长安盛行一种被称为“温卷”的风气，就说明了这个问趣。     

梦回长安 吟咏大唐——评《长安文化与隋唐诗歌》

长安,乃中国四大古都之首,历史上自西周开始,就有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后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多个朝代及政权建都于此,总建都时间超过千年,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都城,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隋唐之际,达到顶峰。作为唐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安关中的文化发展辐射全国乃及世界。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达到百万的城市,是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经过长时间的积累,长安以及关中地区形成的区域文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影响巨大。长安文化也是当时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重要象征。无数士子商人流连忘返,他们不远万里奔波汇聚于此,带来的不仅是对理想的讴歌和失落的感伤,伴随的还有不同诗风的汇聚融合,并形成一种新的诗歌典范。我们常说的梦回大唐,在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徜徉那水月凑泊的唐诗境界,也就是回梦那唐诗产生和发展的摇篮———长安以及长安文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先生的大作《长安文化与隋唐诗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就带我们梦回了一把大唐,梦回了一次长安。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都城长安以及长安文化与隋唐诗歌关系的专著,...     

唐代长安通往渤海的交通要道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它有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是一个疆域辽阔、空前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的交通四通八达。据史书记载,宽阔的驿道,以长安为中心,通向全国各地。通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外国的交通也很发达,主要干线多达七条。本文主要论述通往渤海地区的交通路线。     

西汉儒家生态思想研究

西汉儒家秉承先秦儒家“民本”、“农本”、“节用”、“尚礼”等思想,对生态保护而言,利大于弊。西汉儒家在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生态保护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家“用之有度,取之有时”的思想,在注意到开发资源可能导致生态灾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选择和对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的感恩等方面,对前人有所超越。西汉盛行的“灾异说”把生态灾异政治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误导了人们对生态灾异真正原因的探求,影响了生态科学的发展。     

西汉王朝藩属体制的建立和维系

西汉上承秦制,不仅在中原地区因袭郡县统治体制,而且还将边疆民族纳入统治范围。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是西汉王朝构筑藩属体制的主要目的,也是其边疆政策的重要内容。西汉初期建立的由“藩臣”、“外臣”、“敌国”构成的藩属体制,其建立基础极不稳固,武帝以后藩属体制逐步趋于完善,确立了以藩属郡县化、设置属国、特设管理机构、外围藩属体系为核心的一套新的藩属体制。这套藩属体制所建立的不同管理方式对维护中原地区乃至边疆地区的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管理方式的不断内地化则表明西汉统治区域不断向边疆拓展,中国古代疆域就是在这种边疆内地化趋势中逐渐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