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

落实"三孩"生育政策,重在加强配套支持措施。以6省市19 363个婴幼儿家庭为调查对象,探讨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普遍期待生育两个孩子,"三孩"生育意向不高,但生育计划较明确,且不同家庭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在家庭获得的婴幼儿照护支持中,安全性支持供需不匹配,关系性支持总体较佳,成长性支持上期待减少宣传、增加婴幼儿游戏场地和普惠托育服务;此外,婴幼儿照护支持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尤其受到经济成本、时间精力及孩子成长相关因素的影响。建议关注家庭生育意愿低迷现实,尽快完善生育经济支持政策,健全生育休假制度,提供配套儿童活动设施和托育服务资源,以减轻家庭后顾之忧,更好地释放生育潜能。     

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居民住房贷款规模快速扩张。家庭负债的不断上升不仅会降低居民(消费)福利水平,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CFPS2018年调查问卷,实证检验了家庭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育意愿显著影响了家庭住房负债水平。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家庭住房负债水平越高,而意愿生育女孩数量与家庭住房负债不相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传宗接代”等传统文化观念所导致,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的家庭,会配置价值越高的住房资产,进而导致家庭住房负债水平上升。生育意愿主要提升了家庭消费性住房资产配置,此时民间借贷成为主要借款渠道。意愿生育男孩数量对家庭住房负债的正向影响在不同收入和资产水平的家庭中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小孩抚养比较高和户主健康状况较好的家庭中更加显著。上述结论表明,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提高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从法律层面对女性进行保护,在就业、收入等方面消除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抑制家庭住房负债非理性上升。     

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对妇女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本文根据对秦顺农村不同经济收入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专题调查获得的数据，考查了经济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调查数据表明：不同经济收入家庭育龄妇女在对子女数量需求与性别偏好、子女成材质量期望，以及生育动机构成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

农村人口动态、生育观念与意愿对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国家长久稳定以及乡村振兴工作意义重大。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且“少子化”问题加剧;大量育龄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地区生育潜力日益衰退;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婚育观念的转变,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且在不同地域、性别、世代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促进生育的多项政策中,农村育龄人口最为关注的是住房和养老政策、就业政策以及针对多孩家庭的生育津贴和推动教育公平的举措,表明农村人口发展政策的制定需要结合实际,充分考虑政策的适应性、阶段性、差异性等特征,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基于生育行为的成本效用视角,分析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家庭禀赋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高于东部地区。据此,提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健全女性社会保障、改善女性家庭禀赋以减轻二孩生育压力、统筹资源优化配置以缩小地区生育差异等对策,以有效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从而实现人口稳定增长。     

性别观念、家庭—工作冲突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

基于CGSS2015数据,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性别观念以及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性别观念和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性别观念越传统,则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数量越多且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家庭—工作冲突越严重,则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越少,且更希望生育男孩。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制定社会政策时需注意\"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两种取向,既要弥补由于女性生育造成的工作损失,又要建立完善的托幼服务体系。同时,倡导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起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责任。     

新冠感染会影响生育意愿吗？——对1197户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调查

大疫之后第一年,人们的生育意愿如何,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对1197户育龄家庭的调研发现,有潜在生育意向的家庭中,约有近四成在2023年有生育意愿。运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即家庭经济状况如何、老人能否帮忙照顾孩子。此外,约有半数家庭虽然可能还会选择要孩子,但在2023年无生育计划。其中,约有200个家庭表示“担心疫情会反复,今年生育有风险”,故而不愿意在2023年孕育。调查中还发现,家庭普遍把“儿女双全”作为一种美好的憧憬,且这种憧憬能促进人的再生育意愿。     

家庭策略与已婚青年农民工的性别结构差异

婚姻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外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已婚青年农民工家庭在决定外出务工人选时普遍实行性别选择策略,最经常的结果是,男性外出务工,而他们的妻子在家留守。现行农村土地政策、二元社会管理体制、性别收入差距以及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是农民工家庭实行性别选择的重要原因。     

社会工作提升育龄家庭三孩生育意愿的策略和路径研究

全面三孩政策对于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重大意义,政策的有效落实需要外部给予三孩家庭充分的社会支持,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家庭服务是一条重要的社会支持路径。通过社区家庭服务平台,社会工作者能够针对三孩家庭在资金、时间、情感等方面的社会支持需求,以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等社会工作方法为主要方式,构建合理、高效的社会工作介入三孩家庭的服务模式,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链接资源、协同合作、政策倡导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合理配置资源,优化配套措施,激发社会育龄群体的三孩生育意愿,有效提升三孩政策的实际效能,促进我国经济与人口的协调发展。     

江苏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敏感性研究

为探究不同群体的生育意愿和对生育政策的敏感性,本文以江苏省18～50岁居民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被调查者基本信息、生育基本情况、个人生育意愿、对生育政策的态度等内容,并采用多元有序逻辑回归和基于主成分的聚类分析展开研究。逻辑回归主要结果显示,年龄越大、已有子女个数越多的群体对“双减”、托管服务等政策的支持度越高;工作时长越长的人更希望推行托管服务、延长男性产假;工作时间越长、已有子女数和理想子女数较多的群体更希望减少过度加班。聚类结果表明,若要提升生育率,可以对低学历、中低收入群体推行定向经济补助、公租房等政策,对工作时间较长的群体实行减少过度加班、提供儿童托管服务的举措,营造长辈抚养的社会环境。研究结论对制定和落实生育促进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健康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家庭文化资本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民子女就读意愿的影响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未来要将“输血式扶贫”变为“造血式扶贫”,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以家庭文化资本视角分析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农民子女的就读意愿,研究发现：超龄学生的就读意愿显著低于正常学龄学生,体制化文化资本对两者的就读意愿有不同的影响;客观化文化资本越好,学生的就读意愿越高;具体化文化资本中,父母教育期望对学生就读意愿有正向影响,正常学龄学生父母文化参与越多,对其就读意愿影响越显著。据此,学校和家长要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多方面的变化,不定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父母要注重对孩子的陪伴,并为其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于超龄儿童,政府、学校和家庭要给予更多的关心,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改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农民工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合肥市调查数据

2013年,国家出台了"单独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调整将会对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当前农民工群体对生育意愿的态度如何?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课题。通过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主要针对农民工的意愿子女数、性别偏好、生育时间等现状及其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进一步了解到农民工的意愿子女数大幅减少,性别偏好相对弱化,婚育时间进一步推迟的结论。这一变化的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原因,综合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由此,可以归纳和总结出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不够强烈、生育行为不够积极,他们更加重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理性决策生育行为。     

城乡、性别差异下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

二孩生育意愿作为了解生育二孩行为的重要指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复杂性导致已有研究结论的差异甚至冲突。使用广东省一个地级市的调查数据,开展定性比较分析(QCA)。对二孩生育高意愿的产生路径进行比较,发现四组人群存在明显差别,城市女性出现高生育意愿的比例显著低于另外三类人群;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不同组合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有老人帮助"是绝大部分人群生育二孩的核心条件,幼儿照护的压力不容忽视;"理想子女数量"是四组人群高生育意愿的必要条件,凸显生育意愿的内生性。     

女性劳动参与降低了生育意愿吗?——基于子女照护需要视角的研究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索了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从子女照护需要的视角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的确对个体生育意愿产生了负向影响,使用多种方法衡量个体劳动参与情况,并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结果证实了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意愿负向影响的稳健性。使用目前或最近这份工作开始的时间衡量女性个体劳动参与持续时间,发现目前或最近这份工作开始的时间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在婚、有子女的子样本中更显著,验证了家庭照护是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应成为未来公共政策的重要关注点。     

家庭支撑力如何影响女性生育决策？——基于对城镇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调查

生息和传承是人类社会落脚于家庭的两项基本任务,家庭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家庭因素,界定“家庭支撑力”的含义,并结合莱宾斯坦（Leibinstein）成本效用理论,从生育经济学理论和微观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出发论证家庭支撑力与城镇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内部提供的经济支持、照料支持以及养老负担对城镇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非家庭因素,例如生育政策、生育津贴等对城镇职业女性的生育决策起“催化”作用。在此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应构建显性的“制度性”家庭政策体系;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加速推进生育成本的社会化;完善劳动力市场保障机制,保护女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不良家庭类型与子女心理健康

国内外研究表明,不良家庭类型对儿童的心理发展及健康极为不利。常见的不良家庭类型有危险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家庭以及婚姻状况不良的家庭,这些类型的家庭对儿童情绪、社会性、性格等都具有不良影响。     

家庭抚育模式:农村青年妇女低生育意愿的分析视角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远低于预期,这需从农民家庭抚育模式视角解释。在一些高度城镇化的农村,抚育模式从夫妻粗放式养育转变为婆媳精细化培优。农民家庭抚育主体从夫妻变为婆媳,抚育成本变高,方式更精细。在新型抚育模式下,个体压力和代际支持压力机制共同抑制了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个体压力机制表现为生育将带来核心家庭再生产压力大、女性职业发展困境、社会交往受阻与生理劳累,导致年轻媳妇不想生;代际支持压力机制表现为婆婆因抚育义务刚性化风险、自养财富积累受阻、老年夫妻感情生活牺牲以及家庭抚育地位边缘化而不愿带。这说明农民家庭在生育决策上有自己的行动逻辑,积极的生育政策应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系统完善生育、抚育、教育、养老等公共政策。     

中国面临生育危机风险的三个信号: 低生育率、低生育意愿和生育赤字

我国少子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亟须提高适龄人群生育意愿以提升人口生育率。文章基于37名来自全国多地“90后”的访谈记录,利用扎根理论和fsQCA混合研究方法,在总结归纳影响生育意愿主要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究各因素间的组合影响模式。研究发现,“90后”生育意愿由经济、社会、文化三重因素共塑,组合模式又可划分为综合影响型、注重发展型、独立自主型、文化带动型四种类型,且影响生育意愿各因素间呈现经济主导、因素联动、文化正反馈三大效应,随后针对性别、城乡、婚否展开异质性分析。针对研究结果提出公共资源普惠、优化生育保障体系、分级分类采取异质生育政策、营造友好生育氛围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