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治过程看乡村关系

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之后,乡村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集中统一的行政管理转变为行政领导与行政指导相结合。本文从村治过程的角度分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所得出的结论是:乡村关系既包含行政管理也包含行政指导;乡村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乡镇政府;乡镇政府的违规的行政干预对于村民自治是十分有害的。     

村治转型与社区重建——后税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制度变革的关口,面临村治的转型与社区的重建.构建新型农村社区遵循的理念与逻辑是:从管治到服务,促进农民公民权的增长及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实现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体现国家外部性整合和乡村社区自我整合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我国村治模式的演进与农民利益的实现

中国的村治制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经历了皇权统治下的村治模式、人民公社式的村治模式以及村民自治模式之后．我国的村治模式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跨跃。但是纵观这一演进的过程，我们看到唯有发轫于农民群众之中、植根于乡土社会之上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实现和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论乡政与村治间的博弈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之一。在现实的村民自治过程中,乡政与村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博弈性冲突。乡政与村治间博弈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双方的权力竞略和利益诉求造成的。解决乡政与村治的博奕问题,其目的就在于达成双方共同受益的合作博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良性的权力对接机制,构建合理的利益流通渠道。     

从富人治村看村民自治的实施

针对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富人治村模式,有人认为富人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当选必然会带动农村的民主政治、改变农村经济状况,减轻农民负担,给农民带来实惠。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富人治村并不乐观,如贿选与破坏选举,腐败与专制时有发生。在富人治村的思维上存在两个缺陷：一是企图用人治的办法代替民主,二是认为能致富就能治村。解决村民自治的最好办法,仍然需要走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的道路。     

家庭、村庄与国家：妇女治村生成机理的三维分析

当前,越来越多农村妇女迈向村治舞台的中央,成为体制内精英的重要组成。沿循“家庭、村庄和国家”的研究思路对华北F村妇女治村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妇女治村的生成源自三维结构性因素的合力作用。它既发端于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所引发的妇女家庭地位提升,又形成于村庄在应对社会流动和公共性流失时的内部调适过程,还受到党的妇女解放事业及乡镇政府目标任务变化的双重影响。妇女治村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可行之途。各地可以引导更多农村优秀女性加入到乡村振兴干部队伍中,也须保障妇女治村的良好运行。     

“不同因素影响下的村治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众所周知,当下中国农村实行乡政村治体制。在村一级,由村民群众依照法律和制度规定自己管理村务活动。为有效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国家相关部门做出了统一的制度安排。然而,统一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复杂多样的乡村治理环境中运行的,受不同变量因素的影响,一致性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多样性的实现形式     

乡政村治格局中乡村关系的失调及若干对策

村民自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大奇观,以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村务公开为基本内容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村民自治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乡镇政权和村民自治关系失调,它引发了一系列矛盾,阻碍了农村和谐社会的     

依法治村与村民素质论纲

依法治村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村民素质与依法治村密切相关 ,并成为实施依法治村战略方针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特别是深化法制教育来提升村民素质     

关中村治模式的关键词

本文对影响关中村治的主要变量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关中村治的理想模式,并比较了关中村治模式与全国其他农村地区村治模式的异同。     

村治模式转型：由封闭性自治到开放性自治的演进

村民自治模式具有封闭性自治的特点。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农村社会已经发生历史性变迁,农村社会逐步走向开放性与异质性,村民自治赖以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逐步瓦解。农村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既有现实决定了必须建立适应当前农村社会开放性、流动性社会要求的新型自治实践模式。由“开放性自治”到“封闭性自治”的转型是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演进逻辑。     

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大批经济能人在中国农村迅速崛起。他们积极介入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形成了独特的经济能人治村现象。经济能人治村对村庄公共权力运作和农村基层社区管理的进一步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政治-—民主—权威政治,是对传统的乡村能人政治——乡绅治理的传承和超越,创造了乡村能人政治的新模式。其二,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经济能人主导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突破了人民公社那种一元集权治理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其三,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精英主导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的精英—群众自治,是村民群众根据村庄治理环境对村民自治理想制度所做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和务实性创造,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形式。从发展趋势看,经济能人治村势必产生一种具有乡土性和本土特色的能人政治现象。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分化,村庄治理模式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经济能人治村则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在一些非农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它已经成为村庄治理的一种基本趋向。     

富人治村:机制与绩效研究

近年来,我国中部各省农村出现一种十分普遍的趋势和现象,即村干部的商人化与富人化。文章通过富人治村的兴起机制及其治理绩效的调查研究,发现后税费时代的资源下乡政策和乡镇治理能力的衰弱共同推动了中部农村富人村治的兴起。富人治村与传统乡绅的"简约治理"绩效不同,富人村干部很少积极主动地回应村庄内部公共服务需求。基于此,国家应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建设,注重对富人村干部进行培养和积极引导,使富人村干部成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一支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力量。     

村庄公共权力: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及其解说模式

村治研究的重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治理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研究村庄公共权力则是搭建学术对话平台、消解学术分歧的重要突破口。以村庄公共权力为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不仅有着特定的村治研究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取向。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作为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传统解说模式,因其解释空间的有限,难以将村治研究继续推向深入。借鉴并运用治理理论解说模式,是深化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理想选择。     

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兼论依法治国战略在农村的贯彻实施

本文在阐明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村委会)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搞好村委会建设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内容,也是依法治村的关键,并以此为基点,论述了村委会的建设与发展,透析了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基层党支部和农民等方面的关系。     

农村社区治理方式变迁刍议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意味着城乡社区治理方式的变革,对农村社区治理而言,其影响尤为深刻,主要表现在:由统制型的集体主义治理向民主的村民自治演进、由韦伯式的官僚层级治理向扁平化的现代治理演进、由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进、由传统村落治理资源的逐渐堙灭向其悄然复兴演进、由非制度化的经验治理向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演进、由旧式的权威治理向新兴的精英治理演进.     

论基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乡村治理结构改革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难题。要确保国家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政策的全面实施,必须改革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核心是理顺村民自治。一是改革县乡(镇)体制,设置与村民自治相适应的乡镇政府职能;二是公共财权下放与管理重心下移并举,建立“财、事、权”相统一的村民自治机制;三是构筑“两委”良性互动关系,建立完善农村民主自治机制;四是培育多元农村自治机制,为村民自治提供新型支持资源。     

我国村治模式的演进与农民利益的实现

中国的村治制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经历了皇权统治下的村治模式、人民公社式的村治模式以及村民自治模式之后,我国的村治模式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跨跃.但是纵现这一演进的过程,我们看到唯有发轫于农民群众之中、植根于乡土社会之上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实现和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派系竞争: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基于浙江省四个村的调查与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农村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派系和派系竞争日益成为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构成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的隐秘机制。派系是农村社会成员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派系具有派系利益的表达与保护、公共参与的动员与组织、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重要功能。派系和派系竞争促使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建构起一种以派系为核心,主要按利益关系的大小和紧密程度向外扩展的新型差序格局,村庄公共权力基于派系关系进行配置,村民自治的运作发生了多方面的形变。     

乡贤治村:生成逻辑、实践样态及其完善路径

乡贤治村作为乡土性与现代性耦合创新的实验场域,具有历史基础、实践经验和问题指向三重逻辑。当代乡村社会转型催生了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新乡贤群体在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交融中应运而生,通过与村两委的合作或补位,创新了多种村治参与机制和实践模式,助推了乡村治理社会化,改变了长期以来乡村由于精英流失而导致的治理空心化趋势。但与此同时,乡贤过度参与村治也暴露出一些显性或潜在的问题,制度层面的优化设计和边界空间的清晰化,将是未来完善乡贤治村的对策向度。从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宏阔视阈来看,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结合"的治理理念,体现了历史、实践和理论三维逻辑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