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想象中的游牧因素

处于地理与文化双重边缘的游牧民族在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正在脱离原来的发展轨道,悄悄地进行着城市化的蜕变。今天游牧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已经小于l％,且正在受到更多的压力而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在这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游牧社会的生存方式正在被放弃,但游牧文化思想却作为人类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凝聚顽强地在现代城市文明中生根发芽,成为我们就人类与处所关系进行思考的重要思想资源。     

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兼论两宋经济结构变迁与三大文明竞争格局形成

宋代海上丝路贸易勃兴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是双向互动的历史过程。宋代"南重北轻"的经济格局、雄厚的制造实力以及领先世界的造船与航海技术为海上丝路的繁盛提供了物质支撑和内在动力。与海上丝路联系紧密的工商业文明在江南及东南地区茁壮成长,改变了10-13世纪中国不同文明的竞争格局:原来中原农耕文明与周边游牧文明之间的两强之争变为工商业文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三足鼎立。不同文明间的诸种竞争张力显示历史演进处于一个分叉路口。     

1980年以来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研究评述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文化是与古代中原农耕文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主要采用文化类型分析和多学科研究方法.成果体现在基本概念的厘定、游牧民族的历史与社会、游牧经济、宗教与习俗、游牧生态环境观等方面,对其加以梳理总结,有利于该问题研究的深化.     

云南早期铜鼓起源新探

铜鼓是亚洲东南部青铜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自奥地利学者黑格尔以后,对铜鼓的系统研究已进行了多年,但目前在不少问题,包括在铜鼓起源问题上,仍存有较大的争议和未解之处。云南早期铜鼓的起源与北方游牧文化之间可能存在历史的联系,理由是:由于古代气候的变迁,造成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较大规模的南迁,游牧文化对于云南早期铜鼓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游牧"的概念与文明史的抉择

"游牧"一词在古代史中为何总与"野蛮、落后"相联,被当作农耕文明的对立面?原因是我们用农耕文明的标准(如文字记载、城市出现、国家产生等)来衡量游牧民族,夸大了文明时代早期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差距,把游牧民族划在文明史之外.事实上,二者之间哪个先进,哪个落后,尚需具体分析.只有弄清"游牧部落的形成过程","游牧民族生产发展的水平","进入文明之前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已有的关于游牧民族的评判失之粗疏和武断.     

萨满教对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作用

萨满教是远古以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萨满教与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之间具有采借转换、涵化整合关系,因此,其教义思想蕴含着游牧民族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法律观念,成为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人文内涵包含信仰意识和血缘关系相依的群体团队意识、坚韧不拔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动态经济模式和活性精神因素的相互交融为原动力等内容。     

自然生态环境与游牧文化的哲学思考

游牧文化自秦汉起就以其独特性而成为我国三大经济文化区之一。它不受上层文化章法、图式的影响 ,无拘无束 ,是人类智力、艺术才能和本性的自然流露 ,是集功用与审美为一体的艺术创造。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处处体现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融洽、和谐、一体 ,草原上的点点蒙古包与散落的羊群是游牧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生活意境 ,也是游牧文化与自然环境融会贯通的典型写照。正是在这诗情画意的岁月里 ,游牧文化始终执着地表达着一个古老而新鲜的主题———“天人合一”。一、生态环境对游牧文化的影响生态环境是由地形、气候、土壤、岩石、水源…     

移动的游牧社会组织功能及实践意义——以哈萨克族阿吾勒为例

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随季节有规律的移动来适应多变的自然环境.移动性是游牧民族的共同特点,也是形成游牧社会组织的基础.以哈萨克族的基层游牧社会组织阿吾勒为例,探讨阿吾勒的含义、存在基础、功能以及实践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质疑阿吾勒解体或消失的说法.研究证实,阿吾勒仍在组织和管理游牧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此外,在新形势下,阿吾勒还具有缓解和消除游牧社会内部矛盾的实践意义.     

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历史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多数属于狩猎—游牧民族,中国历史上农耕文化与狩猎—游牧文化间的竞争与融合是古代文化发展史中的一个基本线索。无论汉族文学,还是少数民族文学,都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促进和参与中国主体民族文学的发展,是各个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狩猎—游牧文化之间的互补与融合,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题材,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精神的升华。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之前的中国文学以雅文学为结构主体,之后转变为俗文学为主体。蒙古族、满族等汉文学创作,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意义尤其重大。     

哈萨克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

游牧文化是哈萨克族文化的根源,是世界五大文化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的草原文化包括属于游牧文化圈的欧亚草原文化,中国境内哈萨克族的游牧文化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耕与游牧交汇下中国古典戏剧的文类变异

以异质文明之间的影响为视域,以希腊悲剧"苦尾"为比较点,发现有两个重要原因导致中国悲剧出现"乐尾"现象。农耕文明中的乐感情结与苦难情结之间的内在张力为"悲身乐尾"的艺术结构提供了植生的土壤;农耕文明在游牧文明的强力作用下,原来的文艺在结构、秩序与功能上发生了变异。在文类形态上,中国出现了戏剧的"二度诞生",并产生了普世性的悲剧形态;在文类功能上,悲剧与哲学(宗教)共时地肩负起诠释与化解"人役"苦难的历史重任,哲学(宗教)与悲剧的"共时同台",化生出"悲身乐尾"的艺术式样。     

游牧文明:生存智慧及其生态维度研究评述

游牧文明作为人类多样性文明形态的重要构成,因其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机整体性和内在关联性,遵循天人合一的整体主义原则,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规则,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准则,并以其"游而牧之"的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肉体来自青草"的生活方式,而显现其厚重的生态文明意蕴和深层的生态哲学智慧。游牧文明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其互补,特别是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碰撞冲突和互补交融发展关系中精致地发挥了游牧草场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独特优势,符合"生态位"原理。人类多样性文明的互补交融及其生态化,是人类通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青藏高原草原文化系统概论

青藏高原草原文化是古代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创造的多元游牧文化,青藏高原草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多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融合中不断地创造、积淀、充实着青藏高原草原文化的内涵,使青藏高原草原文化具有了民族的融合性、文化的多元性和创造主体的多元性、文化遗存的多样性等特点.     

游牧民族定居与新疆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研究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聚居的游牧区 ,草原畜牧业在新疆历史最为悠久 ,历经数千年 ,经久不衰 ,是畜牧业的主体形式。但随着牧区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传统草原畜牧业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经过 2 0多年的牧区经济体制改革 ,新疆近约 80 %的牧民实现定居、半定居。实践证明 ,游牧到定居是实现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和必由之路。本文分析和探讨了游牧民族定居和草原畜牧业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草原畜牧业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提出了加快和完善游牧民族定居 ,促进草原畜牧业现代化进程的对策措施。     

文明概念新论

在考察了"文明"的流行含义和词义的渊源流变后,认为"文明"应该是指人类在争得自身解放过程中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总成果,是人类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人类关于思索和创造更好"保护人、尊重人"的方法与制度的历史.     

习近平文明观的四大鲜明特征

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华文明自身的不断演化以及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国家不同文明间交往的日益深入,习近平文明观得以孕育生成。这一文明观,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来制定探源中华文明的新标准、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共同价值理念,是胸怀天下的文明观;强调人民是文明创造的主体,以保护人民的人权为文明创造的最终目的,是人民至上的文明观;注重从长时段的历史纵深中认识文明、在世界历史的生成视野中创造文明,是大历史的文明观。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习近平文明观的鲜明特征,既体现出中华民族在涵养博大精深中华文明过程中的传承与坚守,又体现出中华民族在对待世界不同文明时的立场与态度。深入理解这四大鲜明特征,对于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等问题的战略思考和系列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初论文明史研究

文明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着手研究较早,但对“文明”一词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我国学者的研究刚刚起步,而对“文明”一词的定义也不能令人满意。其实,“文明”与“文化”一样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文明”比“文化”的含义更广,人类脱离了原始蒙昧时代,便开始了文明社会的历程,开始了文明的创造。文明史是历史,但不同于一般历史,文明史研究应该在对人类历史进行完整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将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历史作为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来观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探讨和阐述与文明有关的问题,力求全面地总结人类历史上创造和积累的一切文明成果,揭示文明的起源、孕育和演进的规律     

论蒙古游牧封建制的特点

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游牧封建制在蒙古社会延续了700多年,与西欧和中国内地的封建制度相比,蒙古游牧封建制既具有共性,又有其独特的个性。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横向上整个社会分封为不同的单元,从纵向上看整个社会划分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阶级之间以"阿勒巴"为纽带联结在一起;同时,由于宗教因素和蒙古民族对成吉思汗的崇拜,蒙古封建制又具有汗权传承的单一性的特点。通过对蒙古游牧封建制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蒙古历史的发展,也可以了解游牧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对游牧文化的再认识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是人类两大主要文明。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交往、冲撞,则是上古、中古时期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游牧文化的历史,头绪繁多,史料零碎、分散,语言混杂,其史事又多依赖农耕人的记载而得以流传,而农耕人的记述往往厚己簿人,其中对游牧人的物质、精神生活不少讹传谬见。多年来我国史坛,对游牧文化,从历史发展角度研究者多,从文明面貌角度研究者少,因此,对游牧文化实有作全面再认识的必要。一游牧人与农耕人在亚洲大草原上相争、抗衡有３０多个世纪之久,征战往还,时停时起,休战期间,各自休养生息,…     

太空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

人类文明的历史可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华文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文明处于全球前沿；在太空文明时代,中西将在互体互用中互补。“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只有禀有了正当的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