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证明过程的主观性分析

诉讼证明过程是一个主观判断过程,法官对事实的认定有很大的主观性。法院裁判所达到的真实是法律真实,要求客观真实是不切实际的。为了保障诉讼主观证明的客观化,应当以提高法官素质为前提,承认法官自由心证的存在,完善举证责任规则,防止法官职权的滥用,以确保司法公正。      

浅议法官自由裁量权

通过分析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原因,提出了防范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建议,即提高法官自身素质,加强对法官的管理,改善法院外部条件,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一方面赋予和保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对其加以适当的规制,以充分发挥其正面价值。     

法官渎职犯罪的主体认定问题研究

法官渎职犯罪的主体,是指参与审判、执行活动,行使审判权和执行权的工作人员.法官渎职犯罪的本质是对审判权和执行权的滥用,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渎职犯罪主体应根据法官渎职犯罪的本质来认定.     

外国民事诉讼中管理型法官刍论——以英、美两国为考察对象

管理型法官区别于裁判型法官,是英美国家民事诉讼中主要是审前程序中出现的法官新形象。由于普遍存在当事人滥用程序权,造成了诉讼迟延和诉讼成本高昂,英美国家进行了持久的民事司法改革,赋予了法官程序管理权,进行案件管理、程序管理和证据管理,以促进程序经济,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借鉴管理型法官对改革和完善我国审前准备程序乃至整个诉讼程序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纠正片面强调建立当事人主导审前程序的改革思路存在的偏差。     

在刑事审判中对犯罪人进行心理鉴定的思考

犯罪人犯罪的动机、目的、犯罪时的心理状态、以及犯罪后的态度等犯罪心理,是刑事审判中刑罚裁量时可考虑的酌定情节。对酌定情节的分析和认定直接影响到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而酌定情节涵盖内容尺度的把握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因此,十分有必要对犯罪人实施犯罪时的心理(心理态度)进行鉴定,并将鉴定结果作为法官对犯罪进行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以提高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     

试对计算机量刑进行科学定位

计算机量刑作为当前一种新兴的量刑模式与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量刑效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法官滥用刑罚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有助于排除那些影响法官公正量刑的人为因素和政治因素,最终推进我国量刑指导制度的逐步建立。然而计算机量刑的出现并非意味着它可以完全取代法官而成为独立的量刑主体,从其实际功能而言,计算机量刑仅仅是法官裁量刑罚的辅助工具或者只是人民法院办公自动化的一种尝试。     

法官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有一定的限制的自由。我国司法实践中在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时,应结合我国社会环境,界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法官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有一定的限制的自由。我国司法实践中在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时，应结合我国社会环境，界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民法通则》第7条的理解与适用规则探讨

《民法通则》第七条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中被理解为公序良俗原则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具体适用中,为了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应当逐渐形成案例类型,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案例指导制度,以促进法律适用的安定。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风险及其防范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趋势之一。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的建设和应用能够约束法官的行为,克服估堆量刑的弊端,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需要警惕的是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可能存在机械性风险、不透明性风险以及不可接受性风险。这些风险可能会对量刑公开以及量刑公正造成威胁,也容易导致过度限缩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后果。应当坚守法官的主体性和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的工具性,防止出现法官过度依赖量刑辅助系统的现象;谨慎筛选数据,构建合理的算法模型,减少算法歧视;优化量刑程序,建立算法审查与算法问责机制,着力实现量刑公正。     

行政执法职务犯罪：类型、逻辑与对策

行政执法职务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腐败形式，主要类型有徇私型、交易型、占有型、渎职型和滥用型，其犯罪过程有其权力逻辑、制度逻辑和利益逻辑因素。预防和治理行政执法职务犯罪，应当创新执法体制，改进执法方式，强化执法责任。     

行政起诉权保障与行政案件受理制度的完善

行政起诉权是现代宪政国家公民和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忽视起诉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混淆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起诉证据规定不明确,当事人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参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保障国民行政起诉权的需要。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应遵循诉权保护、程序正当、司法最终三大理念,走出"庭审中心主义"的误区,区分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建立登记立案制度,重视对起诉证据的适度把握,完善起诉的程序保障机制,强化法官在立案阶段的阐明义务并适当调整诉讼政策。     

论行政犯罪客观要件的概念和特征

行政犯罪客观要件是指,基于刑法的规定,行为人因违反行政法规并严重危害派生生活秩序而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行为及其他客观事实特征。严重危害派生生活秩序是判断行为是否属于行政犯罪行为的关键。在行政犯罪客观要件诸要素中,结果要素占有重要地位。行政犯罪行为的结果及其认定均具有复杂性。     

我国反垄断法应当设置刑事制裁制度

非法垄断行为直接侵害自由、公平的有效竞争秩序,破坏市场经济的自由根基,进而损害国家利益、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应刑罚性”。因此,我国反垄断法应当设置刑事责任制度。我国应当学习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方面的经验,运用本身违法原则或“先行政后司法”原则来分清垄断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对行政垄断、卡特尔、纵向价格限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实施刑事惩戒,充分发挥刑罚在竞争法律责任体系中的补充作用。     

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研究

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增加了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与原有的"滥用职权"共同构成了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标准。在现行审查标准体系下,"滥用职权"主要适用于审查行政机关具有主观恶性的行政行为,而"明显不当"主要适用于审查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违反一般法律原则等的行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不当"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混用、"明显不当"的具体判断标准难以法定化、客观化等问题。中国对行政裁量行为合理性审查制度的重构,应当在明确行政裁量行为范围的基础上,将"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客观化、法定化,并将"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区分开来。     

论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

陷阱取证在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会引起被滥用的危险,因此应加以必要的限制。为了更好地规范当事人对陷阱证据的使用以及平衡民事证据法发现真实、解决纠纷等目的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建构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从立法路径看,要明确界定陷阱证据的定义和表现形式、限定陷阱证据的适用范围、设立补强证据规则并完善当事人取证保障措施;从司法路径看,要合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统一法官裁判标准并设立证据排除的异议程序。       

强化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性约束——基于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的缺失是造成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深层次体制性因素之一。改革方向是以完善行政问责制来推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约束,重点是将问责对象扩展为包括执行层面责任人的广义问责,这种问责方式最直接体现了权力执行层面--基层公务人员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必须正确认识与调整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由裁量权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强化行政问责制度性建设,从而有效地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城乡建设规划系统职务犯罪的惩防体系构建

城乡建设规划系统职务犯罪由于其本身犯罪频率高、涉案金额大、犯罪性质恶劣等特点,所以容易造成了更大的社会危害性。惩防城乡建设规划系统职务犯罪要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系、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律保证、注重社会合力和专项治理,也要加强道德建设和法制教育。不仅如此,构建市场、政府和社会联合行动的制度惩防体系和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规制的法律惩防体系更是当务之急。     

我国惩治与防范毒品犯罪法律对策的完善

完善的法律对策 ,是综合治理毒品犯罪的一项重要措施。目前 ,我国已逐步形成了以刑事立法为主 ,配合行政防范性立法的禁毒法律体系 ,并在现实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毒品犯罪作斗争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 ,因此 ,必须不断完善禁毒的刑事立法和行政立法 ,加强地方禁毒立法 ,从法律上为打击和防范毒品犯罪提供有力的保障。     

假释制度优化路径之设想——以矫正激励功能为导向

在一个行刑社会化、国家·社会双本位的犯罪控制模式下,以矫正激励功能为导向,将现代激励理论应用于假释制度是优化和完善假释制度的实然之路。具体应以需要理论为出发点,改善传统的刑罚执行理念;以期望理论为关节点,构建行政激励机制与刑事激励机制的沟通桥梁;以目标管理理论为框架,科学配置层次合理、富于人性化的假释方式;以公平理论为核心,着力优化审理机制;以强化理论为维度,开展假释的善后激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