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的真幻关系论

六朝以前人们对小说的虚构特点尚未自觉。唐宋出现了对小说虚构特点的初步自觉,但对真幻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尚缺少丰富深刻的认识。明清是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真幻关系论的成熟时期,众多杰出的小说评点家结合当时流行的小说文本,将真幻相即的深刻剖析渗透到创作发生、艺术构思、人物塑造、情节设计等环节的分析中去,从而将艺术虚构与生活真实关系的分析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西厢记》恋爱心理描写的辩证艺术特征

王实甫的<西厢记>创造性地表现了崔莺莺和张生复杂而隐秘的恋爱心理,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情感美、心灵美,谱写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颂歌.王实甫运用心灵辩证法艺术方法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增强了作品表现的男女恋情的艺术魅力,在中国戏曲史上赢得了"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的美誉.王实甫成功运用了具有中国古代艺术美学特色的真与假、虚与实、冷与热、快与慢等对立统一的艺术辩证法描写恋爱心理,是<西厢记>艺术成就高于元代其他爱情戏之独特原因的关键所在.     

李贽"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的借鉴

<庄子·渔父>篇提出"法天贵真"的思想,追求自然无为、超脱世俗之情.李贽<童心说>主倡"真心",批判社会之"假",以尊重个人性情欲望为出发点,追求"八世"之"真",使"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庄子>到李贽,尚"真"思想表现出一条由"无我"到"社会之我"再到"个体之我"的轨迹,从中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步增强,民主意识渐趋觉醒,个人对社会的依附日趋削弱,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也在逐步减轻.     

《牡丹亭》与魏晋风度

《牡丹亭》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歌颂人间真情、至情的一部伟大作品,主人公杜丽娘就是这真情、至情的化身。而《牡丹亭》所表现的这种"至情"在某种程度上与魏晋风度的"一往情深"有着精神的联系。     

东西"情圣"的合流与唯情论的乌托邦——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与"浪漫爱"的兴起

"浪漫爱"的兴起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现象,它与传统的瓦解、现代个人的出现相伴而生,是人性解放特别是人的感性解放的突出表征."浪漫爱"带有"以情求道"倾向,它追求的是爱的唯一性、永恒性和至善、至美性,它在现代成为一种人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超出性爱本身,具有了超越凡俗的精神意义.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兴起可视为这种现代浪漫爱的滥觞,其中<红楼梦>和<茶花女>的相遇,为这种浪漫爱的兴起提供了极大的助力.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中的唯情派继承了明清以来以情抗礼的文学传统并与西方浪漫主义爱情小说实现了对接;他们所表现的爱情具有超凡脱俗的乌托邦特性,本土禁欲主义道德与西方纯情、浪漫之爱与此结成了同盟,这是现代性初兴时期浪漫主义反世俗的"人的自我神化"倾向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     

《西厢记》与《牡丹亭》爱情描写之比较

作为中国戏剧艺术长廊中的“双璧”,随着时代的推移、新思潮的不断涌现,剧作所反映的主题却发生变化:《西厢记》的主题是“以情战礼”,《牡丹亭》的主题则是“以情战理”。由于时代思想氛围的差异,杜丽娘与崔莺莺的个性色彩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本文拟从两个方面略作探析。     

繁华落尽真情见——浅谈我的雕塑作品《游园惊梦》

正梦中园,梦中缘。"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看《牡丹亭》,怎知昆曲为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同友人去观赏了昆剧《牡丹亭》——可谓上启"西厢"下承"红楼"的千古绝唱,是明代南曲代表作。原名《还魂记》全名《牡丹亭还魂记》,传奇剧本,二卷,五十五出。汤显祖在那个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写出如此勇敢、如此至情至性的梦境,实为难得。他在该剧《题词》中有言:"如杜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     

中国长篇叙事文学的虚构历程

史传、讲史和章回小说既是中国长篇叙事文学的三种主要形态 ,同时也代表了它的三个发展阶段。从某个角度来说 ,它们的发展几乎就是虚构艺术的发展。史传以实为本 ,实中有虚 ;讲史敷衍铺陈 ,虚实杂糅 ;章回小说因缘生法 ,虚实交融。当虚构艺术发展成熟时 ,叙事文学的代表文体章回小说也就宣告成熟。     

陈忠实小说与秦地民俗文化

在近代当代文学的"文化热"中,不少作家从民族远古的或者近代的民俗文化中汲取创作素材,出现了民俗文化向纯文学的强有力的渗透乃至交融.当代作家文化意识的觉醒,使我们的当代文学出现了一些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同时能以20世纪开放的世界性眼光艺术地把握显示的优秀作品.陈忠实的<白鹿原>、<梆子老太>、<四妹子>、<蓝袍先生>等一系列作品便为我们展示了关中民间人生仪礼民俗文化.     

时空转换虚实相生——谈梦窗词与义山诗的模糊性

义山诗和梦窗词都具有朦胧性,这主要表现在艺术结构上。其特点是都注重章法细密、深厚的情思贯穿于密集并置的意象组合之中,都遵循诗人的情感逻辑,创作思维具有跳跃性。义山诗和梦窗词都是其复杂心情的反映。李、吴诗词均不受时空限制。义山诗和梦窗词物我合一,情景交融,把客观事物转化为诗人情感的化身。义山诗和梦窗词的意象结构在虚实关系上突破双方的界限,或化实为虚,或化虚为实,实现虚实之间的转换和融通,极好地营造出一种似真似幻,亦实亦虚的神奇效果。     

《诗经》创作精神双重性浅探

作为文学创作艺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诗经>中都有明显体现.<诗经>是真实生活的反映,创作中就要采用现实主义精神真实的反映社会.同时作者歌颂、赞颂一些美好事物,或者幻想美好未来,就要采用浪漫主义精神抒发情感.这两种创作精神结合,构成了<诗经>创作艺术的完美体现.而这种两种创作精神是有其进步性和局限性的,进步性:现实主义精神让人们真实的感知历史真实.浪漫主义精神激发人们对美好未来和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描绘理想的生活蓝图.两类艺术精神结合还可以提高人们对社会的理性认识,使得人们对天帝、鬼神,不再盲目崇信.局限性:两类艺术精神结合得不够完善,而浪漫主义精神体现得软弱、模糊、不鲜明.     

论《又来了,爱情》的叙事艺术特征

<又来了,爱情>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的晚年代表作.小说选取套层叙事的艺术结构,采取"作品创作"与"情感纠葛"的双重线索,演绎了两个时空的爱情故事,把过去与现在、幻觉与现实交织在一起,于精巧叙事中形成内外相承的故事情节、回旋咏叹的主题内涵和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使作品全篇具备了诗的层次、结构和意境.这种独特的叙事结构既彰显了莱辛作为"女性经历的史诗作者"娴熟的小说创作技巧,也使她开创了"新的史诗风格".     

上博简《颂》之"平德"与《大雅》"盛德"对解

周代典乐制度演诗辅政,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诗>成为承载周礼政治的重要媒介,这决定了<诗>在结集过程中合典乐之需是关键,<颂>、<大雅>为天子乐,<颂>典于祭祀,<大雅>歌于飨燕,二者在演诗活动中不同的政治使命形成不同的典乐表现风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为<颂>与<大雅>的表现风格有"平德"与"盛德"之别,是对<颂>与<大雅>的典乐政治意蕴与艺术风貌的特征性总结,充分证实了周代典乐制度是以多样化的演诗形式为天子至尊的宗法政治建构多层面的政治保障机制以及思想规范体系.     

汤显祖"意趣神色"论

汤显祖在以“情”为核心的戏曲创作中,实践了其“意趣神色”的戏剧观。他主张“情”作为戏剧真正之内涵,统帅着整个戏剧艺术手法和表现手段;强调戏剧创作应注重立意深刻、富有机趣,同时要有神韵气质和本色的语言。     

《红楼梦》意境论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之一 ,就是在传统意境的基础上 ,创造了一种宏阔、悠远而又鲜活、深刻的艺术境界。《红楼梦》意境独特之处 ,便在它不仅以实写虚 ,而且以虚写实。有无相生之间的真情幻灭 ,隐含着沧桑的生命失落的悲剧     

试论"荀学"对"秦文化"的影响

作为秦地文化的"秦文化"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地域文化之一,秦地也是战国晚期的学术文化中心之一.以荀子为代表的"荀学",作为战国晚期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无疑与此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荀子>一书思想与韩非、李斯等人以及与<吕氏春秋>、<尉缭子>、<商君书>等书的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确认以荀子为代表的"荀学"的确是先秦战国时期的集大成的思想学术流派.     

《红楼梦》与"五四"新方学观建构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思想艺术传统的全面总结,也蕴含着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先导因素,因此能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多方位地参与了"五四"新文学核心精神与关键理念的建构,显示出对各种言说的巨大的构成功能.围绕<红楼梦>的指涉所带来的文学命题和语言形式.是现代中国文学意义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资源.     

《汉志》"小说家"所在的文化语境

<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作出了理论总结,但它是否仅具有目录学意义还是同时具有文学意义,学界存在着不同争议.文章认为,虽然<汉志>"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共性上的经学化色彩,然而,刘、班诸人对于"小说家"在<汉志>中所处的特殊的结构性位置、借"不可观"所表达出来的对其文学性质的认定、不同于其它诸子九家之序的<诸子略·小说序>的表述结构,都表明"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不同的文学化色彩,这是它在文化整体格局中的个性.这种体现在"小说家"中的经学化和文学化色彩,实出于<汉志>作者的儒家立场和文学意识,它们构成了"小说家"在<汉志>中的文化语境.     

杜牧的登高诗及其艺术精神

杜牧登高诗中的所谓"伪作",其实大都为杜牧所作,如<登澧州楼寄京兆韦尹>、<题白云楼>、<登九华山>三诗,即为其例.从诗人所登之"高"而言,杜牧的登高诗,大致可分为登楼诗、登山诗、登遗址诗三类,不仅特点各具,而且是登高诗由盛唐而晚唐所产生变化的代表.以登高望远作表象,运用种种艺术手段,反复抒发诗人的"恋阙"之情,并于登高怀古中依然与"恋阙"关联而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恋阙情结.而这种强烈的恋阙情结,即为杜牧登高诗的艺术精神之所在.     

"七"体创作的二百年沉寂与傅毅的写作模式

西汉初年枚乘首制<七发>,是为"七"体之肇始.然而由今视之,拟作之历史却直至东汉傅毅<七激>出方得以开启,其间二百年创作的沉寂何以产生?就其因在于,两汉之际<七发>远未有"伟于文林"的地位与影响,而其自身孔老齐观的思想观念也与汉代开始的尊儒倾向格格不入,规限了模拟行为的展开.傅毅<七激>在挖掘<七发>已有价值的同时,以时代的因子改造其作,确立了崭新的创作模式,开启了后世"七"体创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