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笔下的派系

历史有时显得是那么遥远,有时又仿佛近在咫尺,甚或你就行走在它幽暗的隧道之中.读史学家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我就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感觉.     

现代国家与权威危机——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政治逻辑及受挫原由

在现代化的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内在逻辑是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性集权的民族国家,具体而言就是必须建立一个具有高度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中央集权政府.而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情景里,中国社会连续出现了权威危机,导致政治秩序混乱无序,致使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在弱势权威的无力支撑下仓促展开.不论是北洋军绅政权还是国民党的党治体制都难以彻底化解这种危机,并最终因为无法形成有力的现代性集权政权而移交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导权.     

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以云南昆明寻甸县为例

县是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单元,国家政权行使和行政管理的基础,县对上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对下是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和操作者。县域经济是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区域性经济,实施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双向三化一体"发展路径,必将历史性地一揽子解决集多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广大中西部扶贫开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晚清政权强化公权力进程中的清障努力——对文献中“恶劣绅衿”三种表达类型的考释

在晚清文献中"恶劣绅衿"的记载数量巨大。但细究这些记载,可根据语境分不同情境做出不同类型的划分,所谓的"恶劣绅衿"有实际性、防乱性与衬托性三种表达类型。实际性的"恶劣绅衿"确实存在,但出于防乱性、衬托性的表达往往给人"恶劣绅衿"存在程度之严重的印象。出于防乱性的表达多见于历年奏报,记载中很难见到具体的恶劣行为,而以衬托方式记载的恶劣绅衿更有为突出某位官员或某位地方正直人物而以恶劣绅衿作为其行为对照,加以强调;有时为强调某一地区的吏治民风之刁顽,也存在着夸大恶劣绅衿之恶行的现象。对于清代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恶劣绅衿"的仔细酌量和进一步考释,或可窥见晚清政权在强化"公权力"、打击地方离心势力方面所做的清障努力。     

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渗透的双向过程.由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构成的政权组织体系则是实现权力集中和渗透的必要条件,由此开始了"政权下乡"的过程.传统社会实行"县官治县,乡绅治乡",国家治理是"无根的统治".20世纪下半期,由于底层经济社会的变革,使国家政权在乡土社会扎根.但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也面临基层官员自我利益扩张造成政治阻隔等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县级人大常委会工作探讨

新时期地方政权的职能 我国地方政权中县级政权既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也体现了国家政权中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国家政权机构职能的发展变化,从有利于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角度出发,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国家政权的大胆尝试--上海市民政府探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对未来国家政权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创建市民政府中得到了实践.共产党人领导武装起义的胜利,证明了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之一;上海市民政府的创建以及"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表明了共产党人在通向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     

论见证国家体制的县政改革——以宋亚平著《咸安政改》的文本解读为中心

威安政改,一个县级地方政权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条件下,以其在既定政治格局中不断解决体制弊端的具体性,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体制的改革发展。     

“绅”义考辨及流变

目前,学界对"绅士"、"绅衿"等词的理解仍有较多分歧,为此必须考辨"绅"义。本文考辨后认为,"绅"的本义特指束腰大带的垂饰部分,成字时并没特指哪一社会群体;后引申为整根腰带,并逐步成为贵族阶层的外在标志;秦汉时期,"搢绅"、"荐绅"等词形成,"绅"成为官僚阶层的标志;宋时"绅士"一词出现,"绅"开始指向整个士大夫阶层;明时绅商合流,"绅士"称号流向民间;清末民初,"绅士"所指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从"绅"字涵义的演变及其组词可看出,"绅"是"亦官亦民",而非"官民中介、非官非民"。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宋代知县、县令监察制度述论

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中,县级政权具有基石的作用,而县级政权的正常运转又离不开健全的县级监察制度。通过监察,统治者可以更好地控制县官,并得到民心。宋代统治者对县级政权建立了多渠道严密的监察制度体系,从制度上制约县级长官权力的行使。县级监察制度具有严密性、针对性和限制性等特点,它对今天的县级政权建设不无参考价值。但宋代县级监察制度也有明显的不足和教训,也值得我们今天引以为戒。     

“调适”还是“消亡”——后税费时代乡镇政权的走向探析

国家体制从汲取型向反哺型转变、税费改革、乡镇政权形象严重恶化等三大历史性时刻的交汇是乡镇体制改革得以推行的特定的时空背景.然而,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权却在极力追求营造自我生存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改制的初衷.改制后的乡镇政权既不能在农村综合改革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不能为农民提供必需的农村公共品,也不能再有效地充当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缓冲器和安全阀作用,还空耗了国家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这就必然导致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权在自我空间营造中走进"不成功便成仁"的新一轮改制浪潮,而"弱乡强村"的改制方向就成为一个可能的现实选择.     

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原则

<正> 从广义上说,国家政权结构包括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纵向结构是指中央政权和地方各级政权的相互关系;横向结构是指每级政权内部各部分权力的相互关系.本文要讨论的是国家政权的横向结构,重点是讨论国家中央政权的内部结构.三权分立原则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原则有其科学性,我们应当继承和吸收三权分立原则的科学成分,但是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     

县级几家班子必须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工作

县委是党的地方组织中最基层的一级组织,担负着全面领导县级地方工作,实现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的基本职责。县委在县级政权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县级的人大、政府和政协等几家班子,必须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工作,这是为我国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所证明了的一条普遍原则。     

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考察——"国家-社会"理论是否适用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的本土视角可以发现:从实践角度看,我国乡村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国家政权的把度下进行的,但是,由此将国家权力的下渗设定为国家政权的单一化判断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影响,忽略了社会对国家的反向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正向效应.另外,如果仅将基层组织力量作为社会变迁的源动力又无法从国际领域找到经验证据.因此,"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方法论指导.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一个解释框架

从组织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在后发国家"应激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能否获得相对于国内各阶级的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的政治条件.在现代化启动之际,国家政权需要能够有效摆脱传统社会中支配阶级的制约,实施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国家自主性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表现在,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和行动能力的国家政权,是有效应对国际挑战、实施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并提供现代化所需的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前提条件.     

强势县域经济政府能动力探析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且具有地域特色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政府能动力,指县级政府在坚持有限原则的前提下,兼顾当前和长远发展需要,充分运用县内外资源,主动且有效地调控经济运行的能力.     

对清季四川社会变迁与袍哥滋生的认识

袍哥与哥老会有鲜明的区别,前者是民间的恃力型互助团体,后者为反清的秘密组织.清季四川袍哥得以大量滋生的原因有1.商品经济发展,城镇地位凸现,传统社会组织难以适应,需要新的治安维系体;2.清政府统治削弱,绅民寻求自保的需要;3.教会势力的发展和横行,民众需要建立组织与之抗衡;4.鸦片的贩运和销售,需要群体的力量与严密的网络.由于袍哥具有维护城乡社会治安的功能,起到次生政权的作用,得到清统治者一定程度的容忍.但随着清末民初四川政局的变化,袍哥从互助性团体演变到参与政治、控制政权,因而遭到清政府的打击.     

“光谱”的呈现: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差别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政策,呈现出三色"光谱"的样式.美国政府在1948年苏南冲突后就确立起对南斯拉夫的差别政策.随着演变战略的推行,美国政府全面调整了对苏联卫星国的政策,开始改善对卫星国政权的态度.但美国政府对东德政权坚决抵制,并出台了专门的政策文件.波匈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加速推行演变战略,倡导反对"共产党帝国主义".美国先后重新修订了对南斯拉夫、波兰和对一般卫星国的政策,扩大同这些东欧共产党国家政权的交往.与此同时,美国对东德的政策仍延续不变.这些政策差别,一方面表明美国总体上改变了对东欧共产党政权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表明柏林墙时代之前东德处于美国的高压政策之中.     

论新经济政策与十月革命的辩证关系——献给十月革命90周年

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率先夺取政权并不违背历史辩证法;但是,由于过渡的起点发生了改变,因此,落后国家就不能简单照搬马克思的直接过渡理论,而必须寻找一条新的过渡道路.列宁所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政策,即利用资本主义的政策,实质上是承认落后国家不具备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条件;但新经济政策不是对十月革命的否定."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率先夺取政权与迂回过渡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统一的基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