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与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华公众舆论的主调仍是敌视与排斥,其直接依据是美国对华长期的传教士心理,以及反共冷战思维.大多数美国公众并不希望马上根本转变对华政策,这束缚了肯尼迪试图就对华政策做出微调的步伐.但在当时美国部分社会精英里,也潜藏着一股希望改变对华遏制孤立政策的思潮,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从公众舆论角度看,肯尼迪政府可被视为美国日后调整对华政策的筑基期.     

媒体对中日两国国民感情的影响——以2008年《人民日报》和《读卖新闻》为例

近年来的舆论调查显示,新闻媒体是中日两国民众了解对方国家的最主要渠道.而媒体报道的内容和姿态,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举足轻重.鉴于此,笔者考察分析了2008年<人民日报>的对日报道、<读卖新闻>的对华报道.日本报纸过多的负面报道,对突发性事件的炒作,是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好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中国报纸以两国关系的大局为重,客观冷静的报道态度,使中国民众对日感情发生了积极的转变.     

从美国的反倾销改革透视美国贸易政策的走向

美国反倾销改革显示美国政府已由攻击性单边贸易政策转向利用国际贸易规则,促进各国向美国开放市场,实现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美国频繁对华使用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贸易争端随着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而更加尖锐.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关键是美方要从动态的角度去看待中美贸易平衡,增加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中方要理性看待美国对华实施的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避免将复杂的中美贸易争端简单化,甚至统统视为美国总统为选举而搞的"政治秀".     

论富布赖特《旧神话与新现实》演讲的历史作用

1964年3月2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了针对中国问题的《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著名长篇演讲,目的是激励美国公众自由思考和讨论美国僵硬过时的对华政策,进而推动国内对华舆论朝着积极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并且建议美国在对华政策中增加灵活性。     

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援助(1945～1949)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对华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然而,美国的援助并未能挽救国民党政府的败局.通过对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制订、实施过程所进行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可以揭示出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失败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确定其外交政策的冷战思维的失败,这是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援助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     

《美中关系白皮书》发表的背景与影响研究

《美中关系白皮书》是上世纪40年代末美国对华“脱身”政策的舆论先导,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自供状。面对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惨败,面对国会和国内舆论的纷纷质疑,美国杜鲁门政府需要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说辞来为自己开脱责任,摆脱援助蒋介石与国民党失败的“罪名”。文章试图从《美中关系白皮书》发表的背景和影响两方面对《美中关系白皮书》作进一步解读。     

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思维与话语分析

面对后危机时代新的语境,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美国对华外交战略思维也在进行着调整,由注重政府外交向注重公共外交转型,由“强硬外交”向“巧实力外交”转变.这种外交战略思维的变化主导着美国建构新公共外交的战略框架,即采取“主动—接近”的公共外交姿态,尤为注重“网络外交”.在美国公共外交的实践方面,通过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为主导的话语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两面性”特征.     

法币改革与美国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演变

美国颁行的"购银法案"引起国际银价大幅波动上涨,中国深受其害.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多方寻求摆脱危机的方式,最终走上了币制改革的艰难之路.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美国从危机的制造者转变为支持币制改革的经济伙伴.出现这种巨大的变化,符合上世纪3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环境,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也是它在远东地区利益的重要体现.     

论美国对华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形态输出及我国的对策

本文分析了美国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国的影响,认为美国在对华文化交流中输出意识形态体现了其对华外交战略的一贯性,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侧重不同.新时期,中国应该高举"和谐世界"的旗帜,抵制美国的意识形态输出.     

"庚款兴学"和近代美国对华外交政策

通过分析美国近代对华外交政策特点,研究这一政策对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影响,从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前后态度的转变、退款用途的规定以及美国各界人士的观点,揭示了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真实动机,指出其根本目在于取得经济利益的同时,推动文化在异国的复制,进一步巩固和增强美国在华的外交地位。认为＂庚款兴学＂并非是几个人努力的结果,既有美国对华外交的现实需求,也有更深厚的文化背景,在客观上有益于中国科技和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