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释性规则的法治化——以药品监管为例证

药品监管部门制定解释性规则,是其固有权限所在。解释性规则包括抽象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药品监管部门颁布的解释性规则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不具有法律规范效力,但对行政机关有直接拘束效果,对行政相对人有间接拘束效果。解释性规则对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但在药品行政诉讼案例中,更多体现了司法对解释性规则的尊重和援引。应考虑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完善解释性规则的制定程序,并确保解释性规则内容的合法性。     

主权基金国际规则的主导权斗争

自2007年夏季起,主权财富基金问题便成为国际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门问题。这一现象所反映的是西方大国同新兴工业国以及资源出口国之间在全球主权投资规则主导权上的博弈和争夺,其中的核心问题包括:政治性或战略性投资是否合理合法,透明度要求如何实施,以及国际规则制定的适格主体和程序。本文认为,中国应当积极参与规则制定的辩论和角力,明确提出保持全球资本市场开放性的国际伦理和政治价值的主张。最后,本文就中国在这场围绕主权投资规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应采取的立场和策略做了探讨。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在中国的立法中近乎处于空白,尽管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有所提及,但是在实际的证据采信中,非法证据的大量出现不但会给法官的裁断造成障碍,还会给相对人对证据的采集造成极大的不利。于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各国的立法中相继加以不同程度的利用,并在民事、刑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也在这两方面大胆地对西方的法律做了借鉴,但是不同的法律制度决定了不同的价值观,排除规则的利用仍然要与本国的实际紧密结合。     

论CEPA的原产地规则

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下简称CEPA)成功签署。CEPA的出台促使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CEPA协议主要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贸易投资便利化三大内容。其中,原产地规则作为一项重要的贸易规则,在CEPA协议中规定得最为详细。本文以CEPA原产地规则为基础,对CEPA原产地规则的认定标准以及与之相关的争端解决机制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完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分析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保障,而投资力度将直接决定和影响到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进程.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及其分析方法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领域,有助于更全面地分析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投资关系和投资行为.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来看,地方政府与农民的投入都是有限的.地方政府和农民在理性的制约下,从自身利益考虑,在投资额度方面不会选择(增加投资,增加投资)这一双赢的策略组合;而在投资态度方面,博弈的结果则取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总成本的大小.其博弈关系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以及博弈本身的策略依存性.为此,建议从完善博弈规则、明确政府的投资主导作用、健全引导农民投资的激励机制、拓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等方面优化投资策略,从而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     

论民间规则与司法能动

当前发生在中国的司法能动与西方国家的司法能动并不相同.这种司法能动通过姜堰模式、东营模式、陇县经验、河南模式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四种主要模式都是民间规则进入司法的具体经验.民间规则进入司法的条件有两种:一是在法律有漏洞时;二是当法律调整不能时.但在这两种情形下,民间规则进入司法不属于司法能动.通过进一步分析可知,民间规则作为司法能动前提的可能条件有五种情形:其一,法律虽然赋予其法源地位,但没有规定其是否适用于司法或明确规定其适用范围的情形;其二,尽管没有规定其法源地位,但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规定了其作用的情形;其三,法律上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其法源地位的情形;其四,法律上否定其法源地位,并排除其在司法上的适用的情形;其五,因当法律调整不能,用其替代国家法的情形.中国目前开展的能动司法活动是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民间规则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民间规则是这种能动司法的最重要的规范前提和依凭.民间规则作为人们交往行为规范的事实不可能被消灭,这就决定了以习惯为核心的民间规则在司法能动中所具有的特别地位和作用,也就决定了研究民间规范与司法能动之关系的基本意义.     

论在线活动与生活方式的互动

如果我们将在线活动与生活方式纳入到嵌入在线活动后的社会整体系统之中来剖析,则这一互动问题可分化为:作为一般社会行动的日常活动与日常生活方式的互动;作为特殊社会行动的在线活动与网络生活方式的互动。在线活动的新质特征使其具有要求生活方式转型的推动力;反之,生活方式作为在线活动的社会保障系统、目标导向系统和动力资源系统对其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这样,上述两对互动体经过无数次的分化与整合,最终使得原有的社会行动体系与生活方式体系重构成为“新质的社会行动”和“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从而宣告工业社会的终结,信息社会的到来。其中,在线活动对网民生活方式的作用过程既包括其网络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也包括其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型过程。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以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分权为考察

文章从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土地管理及农地保护等方面入手,探讨了中央和地方监管权的分界.由于不同领域的性质各不相同,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界限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中央有必要将自己的权能限于必要的范围;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具体划分则应根据效率原则,通过基本法律加以合理确定.     

论非法证据及其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合法证据的对称,是一切包含违法因素的证据。现实社会实践要求排除非法证据。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我国宪法精神和依法治国方略、依法行政制度的要求,是我国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和必需。     

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在线旅游监管策略研究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后在线旅游蓬勃发展。本文按照数字化由虚到实的程度,或者说按照场景范围大小、旅游服务形态,将在线旅游划分为纯在线旅游、虚实结合的在线旅游和数实融合的旅游周边行业三类。其中,纯在线旅游是以Google Earth、VR旅游为代表的虚拟场景,是景点等“场所”的数字化;在线平台是以OTA、O2O为代表的虚实结合的在线旅游,侧重虚拟空间对实体经济的带动,是景区、历史文化遗址、酒店、民宿、餐饮等“产业链”的数字化;旅游周边行业是以数字生态系统为代表的数实融合在线旅游,是文创、游戏、体育、休闲、娱乐及相关服务制造等“产业圈”。对于三类在线旅游,应采取以制度设计约束虚拟空间,抑制其对实体的潜在冲击或伤害;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中心,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以行业监管为抓手,明确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推动行业自我监管和规范化发展。监管制度设计方面,应明晰各市场主体的权利关系,构建基础制度体系,推进制度创新和机制完善,积极发展在线旅游平台。     

走出美德与规则“厚此薄彼”的道德误区

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思维理路可以区分为美德目的论传统与权利规范论传统.作如此界别的真实目的并不是要在两者之间营造“非此即彼”或者“厚此薄彼”的二中择一,而是希冀挖掘美德与规则的关键性联系,即美德的脆弱性,需要规则的强化和补充;规则的有限性,需要美德的培源与支持;敬重规则亦是一种美德;永远保持美德对规则的优先性,反之弗然.     

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与制度化规则的建构

维系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运行的规则有内生性规则和制度化规则。内生性规则能促使理性农民形成互助合作的自发秩序,但随着农民经济合作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它的低层次规约功能凸显不足,惟有制度化规则才能满足农民更多、更久、更牢固的权益冀望。制度化规则建设需要有政策与法律规范支持,需要政府帮助、指导和协调,还需要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设定具体内容,如民主化、适度干预等。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本土化构建

证据是诉讼的基石,诉讼是证据的博弈,一切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而展开。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证据的运用不适当,冤假错案频频见诸报端,因此构建中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势在必行。而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证据规则,必须分析本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其它国家的立法经验,才有可能制定出既合乎本土特征又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排除规则。     

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外经贸的不断发展,有关货物原产地、原产地规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因此,深入了解和运用WTO原产地规则和我国的《原产地条例》,正确认识国际贸易中货物原产地的作用,将有利于企业按照国际规则调整自身产品结构和经营策略,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论在线诉讼中当事人陈述权的保障

在线诉讼借助网络技术嵌入的方式,实现了审理质效的提升。通过检视既有规则发现,在线诉讼在追求程序简化的同时,尚面临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间的随意切换、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任意合并以及举证环节的形式化等问题。导致前述问题的成因可归纳为,技术手段对当事人陈述权的影响、缺乏在线诉讼程序简化的判断标准以及法官裁量空间过大导致过度程序简化。明晰在线诉讼程序简化的判断标准、确保当事人实质性陈述权、赋予当事人程序异议权是在线诉讼中当事人陈述权的保障路径。     

论生命伦理物的价值取向和法律调整规则

自然人由伦理价值无差别性所决定的人格平等,与物由自然属性和使用价值差别性所造成的物之不平等,将人与物的法律地位明确区分。但是,当物之财产属性与人之人格利益交叉存在于同一个法律客体上时,传统民法理论所坚持的"主客二分法"在解决此问题时则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绝对化的困境。"生命伦理物"这一概念的出现,实现了上述两种利益的完美对接,彰显了法律对于上述两种利益的尊重。生命伦理物的确立是物之财产利益与人之精神利益双重价值的统一,体现着对民法基本价值和民法发展趋势的尊重。在法律的维度下,确定生命伦理物的法律调整规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规则的普遍性与类比推理

虽然现有围绕如何降低类比推理任意性的问题展开的研究非常之多.但是有关类比推理产生原因的讨论非常缺乏.如果不能有效地解说类比推理产生的原因,那么其他的讨论都会丧失牢固的基础.类比推理的运用来自于规则的普遍性之外的特例--潜在包含,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准确把握类比推理的重要性就在于规则的目的.     

论中国《保险法》之不利解释规则

不利解释规则的法理基础为＂弱者保护说＂,本质上是对缺乏保险专业技术、知识的实质弱者的一种司法救济。遵循这一思路,本文结合国内外审判实践经验和研究理论,反思中国《保险法》第31条所确立的不利解释规则并提出了法律适用之建议。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